一九七八年新年前的午夜，一位年輕的德國籍科學家Peter Seeburg，悄悄潛入加州大學舊金山分校的實驗室裡，帶走許多樣本。其中包括帶有賀爾蒙生長激素部分序列的細胞。Seeburg原本是加大舊金山分校的研究人員，離開該實驗室僅數個月。他把過去在加大研究時的樣本，帶到當時他所任職的Genentech（美國最成功的第一代生技公司），以加速荷爾蒙生長激素的商品化。二十一年後，這位已經獨力主持研究機構的科學家，在法庭上作證，說出當年這段經過。
根據《科學》雜誌在一九九九年五月的報導，由於荷爾蒙生長激素為Genentech帶來億萬的財富，因此加州大學委託律師，向Genentech求償四億美元，校方認為，如果Genentech有依法付給學校專利費用，多年累計下來，應該就是這個數字。Genentech的說法則是，他們不否認Seeburg帶走一些樣本，但是那些樣本原本就是Seeburg做出來的，公司方面也沒有以之來發展產品，因此不算侵權。加州大學與Genentech的民事官司，纏訟十年之久，一直到去年十二月才在庭外和解。最後Genentech要給加州大學兩億美元。
美國大學是生技產業的寶庫
Genentech的創辦人Herbert w. Boyer原本就是加州大學舊金山分校生化暨生物物理學的教授，也是該校研究所中基因學學程的負責人。Genentech在一九七六年成立以後，Boyer還是學校裡的教授，他把在學校裡研究荷爾蒙生長激素的成果帶出校園，發展成商品。當兩邊資源共用時，很容易造成糾紛。以美國這個生物科技產業龍頭的情形來看，在生命科學技術日進千里的二十一世紀，大學這樣的研究機構與產業界的互動只會更頻繁。因此近兩年全美較有規模的大學，幾乎都設有負責技術移轉的單位，專門處理校園中技術移轉或商業化的種種問題，特別是法律方面。
「學校裡任何一個教授做的研究，在行政人員眼中看來都是錢，」加州大學舊金山分校醫學院神經學助教授楊德茜說明美國的情形，「所以他們很鼓勵學校教授，若有任何發現，立刻跟技術管理中心的人協調討論，看有沒有申請專利的可能，或者工業界會不會有興趣。」
根據《科學》雜誌的報導，一九九八年，美國的大學從研究發明中商業化的所得總額是七億美元。單此金額，就是我國大學總體研究經費（不含中研院）的兩倍有餘。由於生技產業具有高度研發、製造成本低的特性，因此研究的價值尤高。以加州大學為例，加州大學的九個校區，在一九九八學年度，八百一十八項invention（新發明），共從工業界帶進八千萬美元收入（約合新台幣二十四億八千萬元）。八百一十八項中，超過七百項屬於醫學和生物科技的範圍。收入排行榜中，第一名的是加大舊金山分校的B型肝炎疫苗。這些收入一半會撥回學校教授的研究室，另一半提供校方做為行政經費。
企業家精神的學術社群
技術移轉對學校和研究人員有直接（金錢）間接（名聲、人脈等）的助益，對產業界來說也很有價值。有價值的研發成果每家公司都搶著要，透過贊助學校的研究，或者保持密切的合作關係，企業可以取得第一手資訊，並分享專利權。例如，生命科學大廠Novartis，曾和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的植物暨微生物系簽下贊助合約，在一九九八年十一月生效。此後，Novartis每年要撥給該系五百萬美元，其中三分之二直接用在教授的研究上。
未來和該公司簽約的教授所做的研究，如果申請專利，Novartis將享有一定比率的優先議價權。《自然》雜誌曾有專文指出，各國政府都在為大學校園或政府實驗室的技術移轉商業化而費心，而美國算是做得最成功的國家。美國的成功，要歸功於法律架構、創投的成熟和多元，最重要的是美國大學是富有「企業家精神的學術社群」（an entrepreneurial academia）。
早在一九八○年代，美國就通過Bayh-Dole Act，允許大學或政府實驗室，可以授予私人企業獨家的專利使用權。雖然大學或政府單位的經費可能來自納稅人的錢，但美國的立法者相信，惟有私人企業才有能力有效率地將研究成果商業化。也因此，專利的原始發明人（或法人）得以將專利的唯一主導權下放給私人企業。這種作法，日本政府在一九九九年夏天也跟進，由國會通過類似法案。
《自然》雜誌的文章指出，「美國的技術轉移鏈上最令人印象深刻的元素，可能還是大學系統，美國的大學本身就具有高度的企業精神。」無論公私立大學，都處於一種競爭的氣氛和環境。一方面教授或研究人員的活動力強、年輕有潛力的教授有機會出頭，另方面擁有優良研究人才的的系所，也能夠不斷快速地提出跟其研究相關的題材。該文的結論是，要複製美國技術移轉的成功經驗，最大的困難除了創投之外，還是在於有沒有一個動態、彈性的大學研究體系。而這也正是許多想努力趕上美國技術移轉水準的人，失望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