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凱因斯革命」（ 政府干預來拯救經濟蕭條）使資本主義在一九三○年代浴火重生，而終於在一九八○年代，擊敗馬克斯信徒，使市場經濟變成經濟主流；那麼熊彼德的「 創造性毀滅」，正預測了近十年來資訊革命所帶來的新經濟、網路時代、以及科技新貴。
奧地利出生的熊彼德（一八八三到一九五○），剛好去世了半個世紀。在一九三一年移民美國後，一直在哈佛執教。在這世紀之交時刻，最令人記得的是他的「創新」學說。資本主義經濟就是在一波又一波的創新與毀滅之中繁榮與蕭條。
「創新」學說中的主角就是企業家，正就是在六月中旬到台北來參加世界資訊科技大會（WCIT）的那些資訊科技巨星。
當台北的媒體對他們做了鉅細靡遺的報導之後，卻引起了一些我的新的擔憂。
台灣已不是二十年前的台灣。當我們走出了落後國家的陰影時，對我們自己的能力與判斷，應當要有自信。反映在媒體報導上，「自信」是不要再相信「外來的和尚個個會念經 」；他們的看法及建議，要有分寸地報導，要有選擇地接受 。這樣才能避免他們擅長的作秀，以及放言高論的後遺症。
細讀他們的演講或談話，可以分成四類：
（１）具有前瞻性的看法：如孟代爾教授的「中港台可組合大中華貨幣區」；錢伯斯的「網際網路的基本建設和對人才的教育是國家競爭力的指標」。
（２）放諸四海皆準的一般性說法：如蓋茲所說的「網路會改變未來教育」；菲奧莉納的「在新舊經濟轉捩的階段，企業主的工作是讓員工發揮創意」。
（３）自我標榜以及爭取商機的放話：蓋茲與紅帽羅伯楊對「誰能主導軟體發展」的相互爭辯。
（４）具有爭議的政策性建議：如梭羅教授反對拯救傳統產業│「因為舊的不倒，新的不會來」。
近年來，我對一些美國學者動輒到亞洲國家，在並不熟悉當地國情下，就提出政策性建議，十分憂心。更令人憂心的是，當地媒體除了大幅報導，還大幅渲染。兩年前東南亞金融風暴時，就這樣一再重演。
缺少自信的當地人，對這種敢放言高論的美國學者，尊稱他們是「大師 」。一位台灣經濟界的前輩最近就說過「稱他們是『大師級』的學者，不如正確的稱他們是『大膽的』教授。」
這使人懷念一九九七年四月哈佛大學波特教授的自謙及自知之明。他在行政院對當時連內閣閣員的演講中說，「我只是提供大架構，你們要自己決定。你們是台灣專家，我不是。」
在經濟學界，百年以來可以贏得「大師級」尊稱的並不多：凱因斯、熊彼德、顧士奈、魯賓遜夫人、薩孟爾、海耶克、傅利曼等十餘位而已。即使得了諾貝爾經濟獎，也不一定是大家公認的「大師」。一些台灣媒體誤把一些略有名氣的學者封為「大師」，不是反映謙虛，而是反映自卑，以及缺少常識。
在今天，資訊科技發展快速的國家，已經出現不少重大的問題：例如如何提升傳統產業的競爭力；如何加速培育科技人才與研究；如何減少科技與非科技之間的所得差異；如何減少科技帶給年輕人的疏離；如何善用科技新貴的財富。
在熊彼德模式下，創新成功的，變成了科技新貴，擁有驚人的財富；創新失敗的，變成了毀滅下的灰燼，過眼雲煙。在科技創新的長河中，個人財富的升降實在微不足道，但科技對人類福祉禍福的討論，卻不能長期受到漠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