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推崇為美國當代「公共知識分子」典範的日裔學者法蘭西斯‧福山（F. Fukuyama），不久前出版名為《大紛亂》（ The Great Disruption）的大部頭專著，再度引起知識界矚目。包括《大西洋月刊》和《紐約時報書評》，都用長篇的書摘或評論文章，搶「鮮」推介給讀者大眾。
福山的著作成為話題，已經不是第一次了。他初試啼聲之作《歷史的終結與最後的人》，準確預言冷戰結束後的世界新秩序。隨後的《信賴：社會美德與締造繁榮》，又無巧不成書地預先診斷出亞洲經濟風暴的病灶。至於《大紛亂》這本新書，則探討西方社會道德規範的解體，與「第三波」資訊革命的關連。
福山選擇這個主題，一方面是出身背景的關係。他的父親是基督教公理會的牧師 ，打從孩提時代起，社會道德問題就縈繞他的腦海。再者，福山始終堅信，自由主義和資本主義是歷史發展終極的唯一選擇，但社會失序卻構成其致命傷。所以從思想脈絡來說，《大紛亂》可稱得上《歷史的終結》的姊妹作。
福山指出，從一九六五年開始，歐美先進國家社會指標不約而同急遽惡化。首先是犯罪率激增，使舊城區淪落到「不宜人居」的地步。而家庭也開始破碎，一九八○年代，美國有半數的婚姻以離婚收場；每三個小孩就有一個是「非婚生子女」。而瑞典的未婚生子比率更攀升到六○％。已開發國家的兒童能夠在正常家庭長大的，竟然落居同儕的少數。
家庭的生育功能也在式微。在義大利、西班牙和德國，每個世代的人口數目以三○％的速度遞減。若沒有外來移民，許多歐洲國家到下個世紀將面臨逐漸絕種的隱憂。
除了犯罪率與家庭形態外，社會解體也反映在信任度的陡落。一九五八年，有七三％的美國民眾表示相信政府，一九九四年萎縮到一五％。從教會到警察，民眾對傳統社會組織的信賴感都告滑落。人際關係也是一樣。在美國，六○年代初期，信任別人的比率比不信任的高出十個百分點；九○年代顛倒過來，不信任的比信任他人的比率超出三十個百分點。
「信賴半徑」縮小
從前若能躋身大型組織 ，人們莫不引以為榮——不論是大企業、工會聯盟或是軍隊。但隨著不信任感的蔓延，大型組織的權威也開始崩解。如今能吸引人們認同的，可能是網路的某個聊天室、某個新時代運動的派別，或某個有氧健身班。這種現象用福山的話來說，就是「信賴半徑」（radius of trust ）縮小，人們轉向迷你型的社會團體尋求寄託。它們的約束力很弱，沒有大型組織那麼強的規範；要參加或退出也很簡單，成員緣起緣滅，關係維持不會多久。
從整個大社會到組織、團體和家庭，各層次的規範都逐漸廢弛，凝聚也開始鬆動。這麼多的工業先進國家在相同的時間發生相同的社會劇變，顯然並非巧合。對於這種福山所謂「大紛亂」，傳統左派歸咎於所得分配不均，右派歸咎於政府的鼓勵縱容，但福山都無法苟同。
福山指出，六○年代美國犯罪潮開始湧現時，正值充分就業的經濟繁榮期；同時期北歐國家犯罪率也開始飆升，但北歐卻以國民所得平均著稱。由此可見，犯罪潮並非如左派所說，源自貧窮或所得不均。
傳統右派認為，家庭破碎的禍首在於，政府的社會福利提供單親媽媽過度保障，形同鼓勵未婚生子。而犯罪率節節高升，則是政府未採取嚴刑重罰、使罪犯付出更高的成本代價所致。
依照福山的看法，未婚生子固然破壞傳統家庭，但離婚和同居也「功」不可沒；不同的是，未婚生子盛行於窮人階級，離婚和同居則盛行於中產階級，片面譴責單親媽媽，隱含著階級歧視。而晚近的犯罪學理論也說明，大部分的罪犯都是慣犯，從小缺乏自我控制的訓練，犯案是管不住衝動所致，而不是理性地評量過代價（坐牢）高低，所以刑罰的遏阻效果有限。
另一種流行的見解，則把矛頭指向人口結構。大部分的刑案都是十五到二十四歲的年輕男性幹的，歐美的嬰兒潮世代，六○年代起正好跨進這個年齡層。從人數來看，一九五○到六○年，該年齡層的美國年輕人淨增加兩百萬人；但一九六○到七○年間，卻增加一千兩百萬人，罪犯當然也就相對暴增。
話雖言之成理，但福山引用刑案統計數字指出，美國兇殺案件的成長率，比起前述年齡層的人口成長率要高出十倍左右，可見這種解釋也不充分。
步入極端個人主義
有關「大紛亂」的傳統解釋中，福山比較贊同「文化變遷」的說法，但也只是有條件接受而已。十九世紀末葉出現幾股有力的思潮，激起個人主義的抬頭，終結維多利亞道德觀的壓抑，影響力最大的首推尼采和佛洛伊德。尼采高喊重新評估所有的道德價值，佛洛伊德則為性解放奠定基礎。
一九二○年代，在思想文化的領域已經完成對舊道德桎梏的革命，但經濟大恐慌和世界大戰耽擱這些思潮滲透到大眾文化的腳步，拖延到六○年代始發酵。
福山質疑的是，思想文化對社會的影響應該是長期漸進的，何以造成類似「大紛亂」的社會突變？真正有這種能耐的，是技術經濟革命。福山提出相當新穎的觀點，認為西方社會長達三十年的失序，乃是資訊經濟的副產物。
福山回顧歷史發現，每當生產技術變革時，社會的道德價值就會出現「大紛亂」時期。十八世紀的工業革命如此，二十世紀的資訊革命也是如此。
福山用扎實的統計數字證明，不論從任何指標來衡量，十八世紀到十九世紀中葉，歐美農業社會在工業革命衝擊下，社會道德敗壞的程度絕不亞於資訊革命衝擊的過去這三十年。也因此，十九世紀才有社會學的誕生，和維多利亞時代禁慾教育的出現。
福山指出，資訊時代來臨並非九○年代網路崛起以後的事，早在三十年前美國東北部的製造業重鎮開始沒落，被冠以「 鐵鏽帶」（Rust Belt ）稱號時，就已經發軔。
他認為，資訊時代的精神就是個人主義文化，而且是「No Limit」（拒絕限制）的極端個人主義。這雖然為產業技術的革新提供原動力，但是外溢到社會規範的領域，卻使所有權威都被侵蝕，也削弱個人與家庭、鄰里、組織團體的紐帶。追求自我的滿足和選擇的自由，取代了對群體的義務。
社會紛亂挑戰民主政治
此外，許多體力勞動的工作，在資訊時代被心智勞動取代，為婦女就業打開方便之門。福山不諱言地指出，這是家庭解體的重要成因；不過責任得歸咎於男性。因為女性有獨立的經濟能力後，男性離婚的贍養費減輕，子女也可丟給女方撫養，拋妻棄子的誘因提高。從前男性若如此做，妻兒就將陷於凍餒，離婚必須承受巨大的道德壓力。女性掌握經濟自主，無異間接替男性解套。
婦女普遍就業也造成生育率銳減，因為育兒的機會成本太高，往往必須放棄工作。正如諾貝爾經濟獎得主格瑞貝克（G. Becker ）所說，小孩是「婚姻裡的共同資本」，共同資本愈少，夫妻離婚拆夥的牽絆也減少。
在家庭問題上，福山著墨甚多。因為所有社會建制中，「大紛亂」破壞家庭的程度最深。不僅如此，各種解釋犯罪率的因素中，家庭破碎的相關性也最高。父母仳離的創傷經驗，使年輕世代打從童年起就不相信成人世界。而治安敗壞的陰影，更加深他們對社會的不信任。東亞諸國多虧守住家庭這條防線，在經濟轉型的同時，才不致出現歐美那種社會紛亂。
在福山看來，民主政治的最大挑戰不再是外部的共產主義，而是內部的社會紛亂。傳統儒教國家與伊斯蘭政權，在道德問題上都有鮮明的立場。但民主政治奉行多元主義，在法律這個最低限度之外，任何道德主張都能得到寬容，對社會規範的淪無也就顯得無能為力。
福山指出，拉丁美洲國家脫離西班牙獨立後，都參照美國的制度建立民主共和國 。然而百餘年來，拉丁美洲的民主道路卻異常崎嶇，不斷倒退回專制獨裁的老路。南北美政治發展的差異，福山認為關鍵在「民間社會」（civil society） 強弱有別。
他解釋，由於繼承英國清教徒的傳統，美國民眾特別喜愛結社。五花八門的民間團體有力地制衡政府，也使人民習於自我治理，凡事不倚靠政府；拉丁美洲就缺乏這種政治文化。但福山警告，美國的民間結社傳統，正隨著社會解體而削弱，「大紛亂」不光是社會危機，也侵蝕到美國民主的基礎。
大紛亂之後必定出現大重建
無論如何，對於歐美的道德前景，福山比誰都樂觀。以學識淵博著稱的他，跳脫人文社會學者的局限，運用生命科學的新發現和數理經濟學的賽局理論，為道德議題引進嶄新的觀點。他花了很大的力氣來證明乍看淺顯的道理：人是道德的動物，在生物天性和自利心的驅使下，人類社會有自我重建規範的能力。哲學家霍布斯所說的「每個人跟每個人爭戰」（every man against every man ）的社會情境，絕不可能出現。
福山否定「世風日下」的老調。他認為在政治和經濟領域，歷史是朝著不斷進步的方向直線前進；但道德領域則不然，是周期循環性的，有高峰也有低谷。每個大紛亂時期經久之後，都會出現社會秩序的「大重建」（The Great Reconstruction）時期；維多利亞時代的英國和明治維新的日本，都是典型的例子。
福山大膽斷言，三十多年來歐美的社會紛亂已經接近尾聲。從各項指標來看，美國從九○年代以降，不論犯罪率、離婚率或未婚生子的比率都在逐年下降，對社會的信任度則明顯回升。許多傳統的道德觀重新贏得人心；嬉皮年代激越的解放論調逐漸失去市場。「大重建」已經展開——福山如此宣告。
世紀末的此刻，福山捎來的道德福音，不啻最佳的千禧年禮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