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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類將重建道德福音

文 / 臧聲遠    
1999-1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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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類將重建道德福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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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推崇為美國當代「公共知識分子」典範的日裔學者法蘭西斯‧福山(F. Fukuyama),不久前出版名為《大紛亂》( The Great Disruption)的大部頭專著,再度引起知識界矚目。包括《大西洋月刊》和《紐約時報書評》,都用長篇的書摘或評論文章,搶「鮮」推介給讀者大眾。

福山的著作成為話題,已經不是第一次了。他初試啼聲之作《歷史的終結與最後的人》,準確預言冷戰結束後的世界新秩序。隨後的《信賴:社會美德與締造繁榮》,又無巧不成書地預先診斷出亞洲經濟風暴的病灶。至於《大紛亂》這本新書,則探討西方社會道德規範的解體,與「第三波」資訊革命的關連。

福山選擇這個主題,一方面是出身背景的關係。他的父親是基督教公理會的牧師 ,打從孩提時代起,社會道德問題就縈繞他的腦海。再者,福山始終堅信,自由主義和資本主義是歷史發展終極的唯一選擇,但社會失序卻構成其致命傷。所以從思想脈絡來說,《大紛亂》可稱得上《歷史的終結》的姊妹作。

福山指出,從一九六五年開始,歐美先進國家社會指標不約而同急遽惡化。首先是犯罪率激增,使舊城區淪落到「不宜人居」的地步。而家庭也開始破碎,一九八○年代,美國有半數的婚姻以離婚收場;每三個小孩就有一個是「非婚生子女」。而瑞典的未婚生子比率更攀升到六○%。已開發國家的兒童能夠在正常家庭長大的,竟然落居同儕的少數。

家庭的生育功能也在式微。在義大利、西班牙和德國,每個世代的人口數目以三○%的速度遞減。若沒有外來移民,許多歐洲國家到下個世紀將面臨逐漸絕種的隱憂。

除了犯罪率與家庭形態外,社會解體也反映在信任度的陡落。一九五八年,有七三%的美國民眾表示相信政府,一九九四年萎縮到一五%。從教會到警察,民眾對傳統社會組織的信賴感都告滑落。人際關係也是一樣。在美國,六○年代初期,信任別人的比率比不信任的高出十個百分點;九○年代顛倒過來,不信任的比信任他人的比率超出三十個百分點。

「信賴半徑」縮小

從前若能躋身大型組織 ,人們莫不引以為榮——不論是大企業、工會聯盟或是軍隊。但隨著不信任感的蔓延,大型組織的權威也開始崩解。如今能吸引人們認同的,可能是網路的某個聊天室、某個新時代運動的派別,或某個有氧健身班。這種現象用福山的話來說,就是「信賴半徑」(radius of trust )縮小,人們轉向迷你型的社會團體尋求寄託。它們的約束力很弱,沒有大型組織那麼強的規範;要參加或退出也很簡單,成員緣起緣滅,關係維持不會多久。

從整個大社會到組織、團體和家庭,各層次的規範都逐漸廢弛,凝聚也開始鬆動。這麼多的工業先進國家在相同的時間發生相同的社會劇變,顯然並非巧合。對於這種福山所謂「大紛亂」,傳統左派歸咎於所得分配不均,右派歸咎於政府的鼓勵縱容,但福山都無法苟同。

福山指出,六○年代美國犯罪潮開始湧現時,正值充分就業的經濟繁榮期;同時期北歐國家犯罪率也開始飆升,但北歐卻以國民所得平均著稱。由此可見,犯罪潮並非如左派所說,源自貧窮或所得不均。

傳統右派認為,家庭破碎的禍首在於,政府的社會福利提供單親媽媽過度保障,形同鼓勵未婚生子。而犯罪率節節高升,則是政府未採取嚴刑重罰、使罪犯付出更高的成本代價所致。

依照福山的看法,未婚生子固然破壞傳統家庭,但離婚和同居也「功」不可沒;不同的是,未婚生子盛行於窮人階級,離婚和同居則盛行於中產階級,片面譴責單親媽媽,隱含著階級歧視。而晚近的犯罪學理論也說明,大部分的罪犯都是慣犯,從小缺乏自我控制的訓練,犯案是管不住衝動所致,而不是理性地評量過代價(坐牢)高低,所以刑罰的遏阻效果有限。

另一種流行的見解,則把矛頭指向人口結構。大部分的刑案都是十五到二十四歲的年輕男性幹的,歐美的嬰兒潮世代,六○年代起正好跨進這個年齡層。從人數來看,一九五○到六○年,該年齡層的美國年輕人淨增加兩百萬人;但一九六○到七○年間,卻增加一千兩百萬人,罪犯當然也就相對暴增。

話雖言之成理,但福山引用刑案統計數字指出,美國兇殺案件的成長率,比起前述年齡層的人口成長率要高出十倍左右,可見這種解釋也不充分。

步入極端個人主義

有關「大紛亂」的傳統解釋中,福山比較贊同「文化變遷」的說法,但也只是有條件接受而已。十九世紀末葉出現幾股有力的思潮,激起個人主義的抬頭,終結維多利亞道德觀的壓抑,影響力最大的首推尼采和佛洛伊德。尼采高喊重新評估所有的道德價值,佛洛伊德則為性解放奠定基礎。

一九二○年代,在思想文化的領域已經完成對舊道德桎梏的革命,但經濟大恐慌和世界大戰耽擱這些思潮滲透到大眾文化的腳步,拖延到六○年代始發酵。

福山質疑的是,思想文化對社會的影響應該是長期漸進的,何以造成類似「大紛亂」的社會突變?真正有這種能耐的,是技術經濟革命。福山提出相當新穎的觀點,認為西方社會長達三十年的失序,乃是資訊經濟的副產物。

福山回顧歷史發現,每當生產技術變革時,社會的道德價值就會出現「大紛亂」時期。十八世紀的工業革命如此,二十世紀的資訊革命也是如此。

福山用扎實的統計數字證明,不論從任何指標來衡量,十八世紀到十九世紀中葉,歐美農業社會在工業革命衝擊下,社會道德敗壞的程度絕不亞於資訊革命衝擊的過去這三十年。也因此,十九世紀才有社會學的誕生,和維多利亞時代禁慾教育的出現。

福山指出,資訊時代來臨並非九○年代網路崛起以後的事,早在三十年前美國東北部的製造業重鎮開始沒落,被冠以「 鐵鏽帶」(Rust Belt )稱號時,就已經發軔。

他認為,資訊時代的精神就是個人主義文化,而且是「No Limit」(拒絕限制)的極端個人主義。這雖然為產業技術的革新提供原動力,但是外溢到社會規範的領域,卻使所有權威都被侵蝕,也削弱個人與家庭、鄰里、組織團體的紐帶。追求自我的滿足和選擇的自由,取代了對群體的義務。

社會紛亂挑戰民主政治

此外,許多體力勞動的工作,在資訊時代被心智勞動取代,為婦女就業打開方便之門。福山不諱言地指出,這是家庭解體的重要成因;不過責任得歸咎於男性。因為女性有獨立的經濟能力後,男性離婚的贍養費減輕,子女也可丟給女方撫養,拋妻棄子的誘因提高。從前男性若如此做,妻兒就將陷於凍餒,離婚必須承受巨大的道德壓力。女性掌握經濟自主,無異間接替男性解套。

婦女普遍就業也造成生育率銳減,因為育兒的機會成本太高,往往必須放棄工作。正如諾貝爾經濟獎得主格瑞貝克(G. Becker )所說,小孩是「婚姻裡的共同資本」,共同資本愈少,夫妻離婚拆夥的牽絆也減少。

在家庭問題上,福山著墨甚多。因為所有社會建制中,「大紛亂」破壞家庭的程度最深。不僅如此,各種解釋犯罪率的因素中,家庭破碎的相關性也最高。父母仳離的創傷經驗,使年輕世代打從童年起就不相信成人世界。而治安敗壞的陰影,更加深他們對社會的不信任。東亞諸國多虧守住家庭這條防線,在經濟轉型的同時,才不致出現歐美那種社會紛亂。

在福山看來,民主政治的最大挑戰不再是外部的共產主義,而是內部的社會紛亂。傳統儒教國家與伊斯蘭政權,在道德問題上都有鮮明的立場。但民主政治奉行多元主義,在法律這個最低限度之外,任何道德主張都能得到寬容,對社會規範的淪無也就顯得無能為力。

福山指出,拉丁美洲國家脫離西班牙獨立後,都參照美國的制度建立民主共和國 。然而百餘年來,拉丁美洲的民主道路卻異常崎嶇,不斷倒退回專制獨裁的老路。南北美政治發展的差異,福山認為關鍵在「民間社會」(civil society) 強弱有別。

他解釋,由於繼承英國清教徒的傳統,美國民眾特別喜愛結社。五花八門的民間團體有力地制衡政府,也使人民習於自我治理,凡事不倚靠政府;拉丁美洲就缺乏這種政治文化。但福山警告,美國的民間結社傳統,正隨著社會解體而削弱,「大紛亂」不光是社會危機,也侵蝕到美國民主的基礎。

大紛亂之後必定出現大重建

無論如何,對於歐美的道德前景,福山比誰都樂觀。以學識淵博著稱的他,跳脫人文社會學者的局限,運用生命科學的新發現和數理經濟學的賽局理論,為道德議題引進嶄新的觀點。他花了很大的力氣來證明乍看淺顯的道理:人是道德的動物,在生物天性和自利心的驅使下,人類社會有自我重建規範的能力。哲學家霍布斯所說的「每個人跟每個人爭戰」(every man against every man )的社會情境,絕不可能出現。

福山否定「世風日下」的老調。他認為在政治和經濟領域,歷史是朝著不斷進步的方向直線前進;但道德領域則不然,是周期循環性的,有高峰也有低谷。每個大紛亂時期經久之後,都會出現社會秩序的「大重建」(The Great Reconstruction)時期;維多利亞時代的英國和明治維新的日本,都是典型的例子。

福山大膽斷言,三十多年來歐美的社會紛亂已經接近尾聲。從各項指標來看,美國從九○年代以降,不論犯罪率、離婚率或未婚生子的比率都在逐年下降,對社會的信任度則明顯回升。許多傳統的道德觀重新贏得人心;嬉皮年代激越的解放論調逐漸失去市場。「大重建」已經展開——福山如此宣告。

世紀末的此刻,福山捎來的道德福音,不啻最佳的千禧年禮物。

本文出自 1999 / 10 月號

第160期遠見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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