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爾巴尼亞裔科索沃人（Albanian Kosovar）尋求獨立，南斯拉夫聯邦不准，宣稱這是該國的「內政問題」。雙方談不攏，美國打破主權原則介入，並且拋給科索沃人一個高度的期待：自治之後，未來或許可以獨立。
這是北約組織成立五十年來，首度攻擊一個並未侵犯他國的主權國家，其意義非同小可。
如果將「科索沃事件」放在一個更大的國際政治脈絡來看，這代表以美國為主導、擘劃的「後冷戰國際新秩序」，正明白展現某些清楚的原則。第一，美國將更不容忍任何遙遠地區的區域衝突惡化、蔓延，即使跟她的利益不直接相關，如科索沃。第二，美國對於區域和平及人權關懷的優先性，高於主權國家原則以及民族自決的正當性。這個新秩序背後的意識形態是資本主義的全球化，以及代議民主的全球化。
「科索沃事件」正可以檢驗美國主導的「世界新秩序」，究竟在多大程度上符合她自己所宣稱的理想？它在現實中執行的成果是什麼？就長遠而言，它果真帶來和平、繁榮，還是埋下更大衝突的不祥種子？由於台灣正是這個秩序當中微小卻重要的一環，我們更有理由關切這些問題。
進退兩難的北約組織
拉回到現實中，美國為首的北約組織正陷入了進退兩難的泥沼。這廂北約轟炸南斯拉夫，那廂南斯拉夫聯邦總統米洛塞維奇就快馬加鞭地對科索沃的阿爾巴尼亞裔進行大規模的「種族淨化」。從三月底開始，北約轟炸了兩個星期，成效如何還不明顯；科索沃的阿爾巴尼亞人卻已經所剩無幾，短短兩星期便逃出了三十六萬名難民。
看來米洛塞維奇已經占得上風；他比北約先一步完成軍事目標，牌在他的手上。於是他在四月六日片面宣布停火，製造讓俄羅斯居中斡旋的機會。而北約仍對是否派遣地面部隊一事，進行內心的天人交戰。
此時俄羅斯也以前所未見的嚴厲語氣警告，如果美國主導派遣地面部隊攻占南斯拉夫，俄羅斯可能被迫捲入衝突，屆時勢必引發歐洲戰爭，甚至世界大戰。
事態很明顯，除非北約出動地面部隊，說服國內民意接受己方軍人的傷亡，否則米洛塞維奇不會屈服。問題是北約會這麼做嗎？目前的答案很清楚：不會。
這股焦慮也彌漫在新聞界。英國《經濟學人 》雜誌在社論中憂心地問：「戰爭會以什麼樣的方式結束？」這篇文章討論了幾項「 部分勝利、部分失敗」的妥協方案（甚至暗示科索沃可能分裂），替北約找下台階。結論中說：「北約既要發動一場戰爭，卻又缺乏完成戰爭的意願，這是它必須付出的代價。」
如果北約的代價是威信受損，科索沃人與塞爾維亞人（南斯拉夫聯邦的主體）各自的代價又是什麼？其他潛在民族主義衝突的地區（如台灣）應如何解讀美國主導的「世界新秩序」？
首先我們必須瞭解科索沃族群衝突的性質。
種族淨化的原因何在？
現任職歐洲議會媒體主管的江士頓(D. Johnstone)，一九五○年代即在南斯拉夫留學，對巴爾幹半島的政情有長期而深入的觀察。她近期在《ZNet》網路雜誌上發表長文，直截了當地挑戰西方主流媒體中「種族淨化」的刻板印象。
她說，每個人都討厭「種族淨化」，卻鮮有人願意真正搞懂它的來龍去脈和真正意義。當前流行的意見是將「種族淨化」視為一種純粹的邪惡，從「人類靈魂黑暗深處」流露出來的醜陋仇恨（美國副總統高爾的演說用語）。唯一矯正的方式只有以暴易暴。
但是在國家疆界與族群分布都交錯重疊的巴爾幹半島，「種族淨化」長久以來就有完全不同的意義。它不是出自於強者的貪婪和野心，而是出自於弱者怕被強鄰包圍、孤立和吞噬的恐懼。
譬如馬其頓，其主體是信奉東正教的斯拉夫民族，但是也有近三分之一信奉伊斯蘭教的阿爾巴尼亞人。同樣信奉伊斯蘭教的克羅埃西亞和波士尼亞，境內最大的少數民族卻是信奉東正教的塞爾維亞人。
每一個國家總是害怕境內少數民族要求與同種族的鄰國合併，導致喪權辱國。因此在發生嚴重衝突的地區，將不同族群驅趕清除出去，便成了解除恐懼的最有效辦法。
所以從一九九一年開始，當克羅埃西亞、斯洛伐尼亞、波士尼亞相繼從南斯拉夫聯邦脫離、獨立時，米洛塞維奇也發動戰爭，想聯合所有的塞爾維亞人成為一國。
相反的，一九九六年九月，克羅埃西亞也聯合波士尼亞發動戰爭，在美國巡弋飛彈的幫助下，「清洗」境內的塞爾維亞少數族群。
就連早期科索沃的獨立分子也不例外。他們同樣使用血腥手段，包括暗殺、強暴、下毒等等，企圖清除在此地居於少數的塞爾維亞人，以「淨化」科索沃。他們的政治目標是「大阿爾巴尼亞」：除了科索沃外，還要囊括馬其頓、蒙特內哥羅(Montenegro)以及塞爾維亞南部等地。這是米洛塞維奇在一九八九年廢除科索沃省自治的重要背景。
人道救援的災難
然而，西方長期以經濟制裁南斯拉夫，卻對克羅埃西亞、波士尼亞屠殺境內的塞爾維亞少數民族視若無睹，甚至還以武力支持。
江士頓認為不可能用簡單的道德角度，或區分好人、壞人的方法，來解決巴爾幹半島複雜糾結的族群問題；這正是西方目前做的事情。針對這一點，前聯合國特遣部隊首席指揮官、印度副參謀總長納米比亞(S. Nambiar)也忍不住跳出來說話：「根據我的經驗，各方都有罪；但只有塞爾維亞人承認他們不是天使，其他人都堅持自己純潔無瑕。」他在九二年至九三年間駐軍於前南斯拉夫聯邦，有第一手觀察經驗，加上他不牽涉利益的中立立場，使他的話更具可信度。
西方以「人道救援」的高調出兵，並且一面倒地譴責塞爾維亞人，讓他們獨自背負「種族淨化」的污名，最後只是讓野心政客（米洛塞維奇）獲利，並讓衝突嚴重到無法收拾的地步。
南斯拉夫的政治異議分子和人權工作者對此感受最為深刻了。
一位匿名的人權工作者在砲聲隆隆的貝爾格勒寫下他沈痛的觀察，刊登在《和平與戰爭報導》(Institute of War&Peace Reporting)的網站上。他說：「三個星期前，許多塞爾維亞人希望米洛塞維奇趕快死去，現在他們似乎想要親吻他。」
「當幾十萬的阿爾巴尼亞人被殺、被驅逐出他們的家園，我們的人民卻在首都廣場前唱歌跳舞，為什麼？」他如此自問。
塞爾維亞人的歷史悲情
要瞭解米洛塞維奇在聯軍轟炸之下反而人氣愈旺，首先應該瞭解塞爾維亞人多遭磨難的歷史悲情，而此悲情恰是凝聚在圍繞著科索沃的神話上。
歷史中的塞爾維亞民族一直在強敵環伺、外國兼併的陰影中掙扎求生，因此民族性格中帶有一股寧死不屈的強悍。一三八九年，拉薩王子(Prince Lazar)在科索沃對抗鄂圖曼土耳其人失敗。此一事件具有關鍵的地位。因為拉薩王子在投降或死亡的選擇中，以死表明自己永不屈服的意志。然而現實中的塞爾維亞人卻付出了被奴役五百年的慘痛代價。
「對舊統治者冷酷無情的記憶，從未使他們認同弱者，反而培養一股急欲復仇的渴望，」歷史學者魏斯特(R. West)指出。
米洛塞維奇親身重演了這幕歷史神話劇 。上述匿名的人權工作者寫道：「塞爾維亞人要讓北約和美國帝國主義者知道，他們是一個多麼驕傲和勇敢的民族，甚至連世界上最可畏的強權也不能威脅他們。」
於是，反對這位獨裁者的人都站到了他的背後。古老的悲情又回到人民的胸臆之間，御用媒體趁勢煽風點火：「貝爾格勒的居民不再關心科索沃屠殺，他們認為那是北約犯下的罪行。畢竟，所謂的無辜人民不過是想要竊奪聖地的阿爾巴尼亞恐怖分子。」
另一方面，米洛塞維奇也在國內開闢了第二戰場。他驅除外國記者，並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關閉了獨立的良心媒體，如B92電台等；目前在南斯拉夫境內，可說是完全沒有制衡米洛塞維奇的民主反對勢力。一位政治異議人士指出：「我一點也不怕戰爭，但我對戰爭的後果感到恐懼。如今，塞爾維亞最後的一點民主希望也已經破碎。」
這是塞爾維亞人付出的代價。
遭北約背棄的科索沃
然而，北約的軍事行動若能讓科索沃人達成他們自治的願望（以及日後再宣布獨立），至少許多科索沃獨立運動人士會真心支持。《和平與戰爭報導》的記者日前在科索沃與阿爾巴尼亞邊界採訪到「科索沃解放軍」(KLA)的領袖雷哥維亞(Dragobia)，他難掩憤怒地說，北約曾經在他的人民面前提出了「BESA」——傳統阿爾巴尼亞人以性命做擔保所發的誓約——但後來卻背棄了它。
北約先前強烈要求科索沃解放軍停止任何軍事行動。「當我們簽署藍布勒(Rambouillet)協定時，我們相信北約與美國會幫助阿爾巴尼亞人，所以我們停止所有武裝及動員，」他如此說。
阿爾巴尼亞人遵守了承諾，期待北約善盡它的職責——防止人道災難在科索沃發生。然而災難卻沒有一項不曾發生。
根據雷哥維亞的說法，目前所有與北約達成的協議都已作廢，倘若北約仍然拒絕讓地面部隊進入科索沃，科索沃解放軍將要求西方提供重裝武器、彈藥及其他軍需物資，以便為自己的人民戰鬥，他預言戰爭將持續五年以上。
空襲前，有限的內戰集中在德卡尼(Decani)地區，但目前戰爭已遍及科索沃的西半部，第二大城培克(Pec)被摧毀殆盡，其他大城據信也遭到同樣命運。
科索沃獨立運動已經逐步激化。從一九八九年開始，科索沃人在建國之父魯戈瓦(I. Rugova)的帶領下，進行各種和平的抗爭行動，但幾乎引不起國際強權的注意。譬如在一九九五年為解決波士尼亞戰爭而召開的達頓會議中，米洛塞維奇被奉為上賓，魯戈瓦卻被拒於門外。
於是，一九九六年，一個面目模糊的團體「科索沃解放軍」誕生了。當衝突升高、傷亡擴大，華盛頓及其他西方政府才注意到科索沃問題的嚴重。
如今魯戈瓦被南斯拉夫軍隊囚禁，而來自阿爾巴尼亞首府帝亞那(Tirana)的消息指出，科索沃人已成立新政府，由科索沃解放軍及其他五個反對魯戈瓦路線的政黨組成，總理是年僅二十九歲的游擊隊頭頭塔西(H. Thaci)。
他宣稱：「魯戈瓦以及他的『科索沃民主聯盟』(LDK)不能捍衛科索沃，他們已經出局了。」這不啻宣布和平路線死亡，武裝鬥爭將成為日後科索沃族群關係的基調。
在此同時，大批難民擁入馬其頓的首府斯高彼亞(Skopje)，許多人在這裡與親友重逢，街上彌漫著一股奇異的歡欣氣氛。
許多人相信，他們最多兩個星期就能返回家園，他們信賴北約軍隊。其中一位難民原本的職業是記者，他悲愴地寫道：「恐怕這是太一廂情願的希望、一個幻夢。我們希望這些天來的苦難本身就是暫時的，一個惡夢而已。我們假裝什麼事也沒發生，所有的不幸都可以逆轉……。」
這是科索沃人付出的代價。
就當事人而言，付出這些代價的痛苦既深沈且巨大，因此他們絕對有理由問：「理想上我們都同意這個新秩序將給世界帶來好處，即使美國人的好處最多也無妨；但事實上新秩序卻帶給我們苦難，而不是和平。那麼，我們幹嘛要加入它？」
美國擴張霸權的藉口
不時有人懷疑，「後冷戰國際新秩序」說穿了只不過是美國要在世界各地擴張霸權的漂亮藉口罷了。著名的美國政治學者華勒斯坦(I. Wallerstein)即持此項看法。他認為美國出兵的政治理由在於：一、趁機擴大軍事預算，滿足軍火工業的需求；二、透過北約此一冷戰時期（由美國主導）的產物，將西歐收納於美國的控制之下，防止西歐成立自己的防衛組織。美國除了根本蔑視聯合國之外，即便北約中的許多國家，如希臘、義大利和法國都曾表示與美國不同的意見。
如果美國真是為了「普世人權價值」出兵，那麼，土耳其虐殺庫德族人、中共壓迫西藏人，為什麼盟國與強權的「主權原則」就應該受尊重呢？
即使美國真的有心追求裁決者的超然地位，在這個制度、價值與文化多元衝突的世界，一個所有人都認可的普遍秩序是否本身就是孤僻者的幻想？連美國保守派政治學者杭廷頓都已提出警告：「美國正變成一個孤僻的超級強權。」盟邦不斷抗拒她的要求，而其他國家更視美國的理想與政策為「最大的外患」。
從科索沃事件中也可看到，美國始終固執地從自己的眼光看巴爾幹半島，不顧及此地複雜的歷史與族群背景，也不細緻地區分許多人的不同需求，並盡量公平而中立地納入斡旋方案中。
由此可見，此一秩序的理想與現實之間仍存在極大的落差。
然而，台灣觀點看科索沃的特殊之處在於，不管理想與否，台灣安全的重要關鍵在於美國推動這套世界新秩序，除此之外，鮮少有其他的戰略選擇；就算有，也沒有人真的能放棄親美路線。科索沃事件對台灣的啟示或許是：任何為了民族主義的激情而改變台灣現狀的行動都是不值得的；另外，不要將台灣的前途下注在美國出兵干預上——如果等到美國出兵干預，或許將有非常壞的結果。
非西方世界看科索沃事件
亞洲各國對於科索沃事件呈現兩極化反應。中共站在南斯拉夫這一邊，譴責美國蔑視聯合國安理會的職權，擔心未來中國境內的西藏及新疆少數民族問題，也會演變成類似情況。其他有內部族群衝突的國家，如印尼和印度的反應也類似。印尼不願國際干預東帝汶獨立，官方發表聲明，對於北約轟炸一事表示「遺憾」，強調應以和平方式解決。
至於倚賴美國軍力在此區域維持和平穩定的國家，則異口同聲表示贊同。美國的空襲行動代表她有意志及能耐貫徹做為全球領導者的角色；這些國家認為，美國在巴爾幹半島的行為，同樣也會展現在亞洲，持這種看法的有新加坡、澳洲和紐西蘭。日本則有些遲疑，首相小淵惠三即刻表示支持，但主要評論家皆懷疑干預的適法性，以及空襲的效果。
馬來西亞最為獨特。總理馬哈地一向以強悍反美、反帝國主義聞名，但由於科索沃阿爾巴尼亞裔同為伊斯蘭教徒，因此支持北約空襲。
阿拉伯世界也充滿了矛盾的氣氛。他們支持同為伊斯蘭教徒的阿爾巴尼亞人，但強烈憎恨美國。沒有一個阿拉伯世界的政府公開支持北約空襲，而伊拉克、利比亞和伊朗則公開譴責。
這是因為在科索沃危機之前，美國的巡弋飛彈都是用來攻擊阿拉伯世界，亦未獲得聯合國首肯。科索沃危機使阿拉伯世界的輿論更加憂心美國及其盟邦未來的傾向。
北約誓言讓阿爾巴尼亞難民重回家園，更觸動阿拉伯世界人民心中的歷史傷痕。他們回憶起一九四八年以色列建國時，巴勒斯坦人也同樣流離失所，四散於約旦、敘利亞與黎巴嫩。當時西方也曾信誓旦旦保證過，但迄今巴勒斯坦人仍流落在難民營中。
（夏傳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