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敬蔣中正歷史地位不容撼動
無論老總統的出身如何，無論各方面對他的評價如何，而且我也知道他的許多缺點，但老總統在我的心目中是民族英雄，始終受到我最高的崇敬。不是我這一代的大陸中國人，不會知道我們國家與人民受到日本帝國主義者的侵略、侮辱與屠殺之慘，也不會知道其他帝國主義者對我們的侵略與屠殺，使我們過的日子比亡國還不如。老總統一如我們那個時代的中國人，有強烈的愛國心與救國志願。他與我們不同的是，他有能力實現他的志願。
在老總統的領導之下，全國人民奮發圖強與日本人血戰八年，終於打敗了日本，得到最後勝利；雖然勝得很慘，勝得日本人不服氣，心中仍然看不起中國人。但無論如何，自一八四○年鴉片戰爭以來，外國人所給與我們的屈辱，外國人所強行加諸我們的不平等條約，外國人所侵奪我們的土地，全部得以洗清、取消與恢復，也使中國得以在國際上列名大國，成為聯合國的發起國家及五常任理事國之一，使我們夢寐以求的民族尊嚴得以恢復，真正地實現了民族主義。
一九四二年四月二十八日，美國羅斯福總統廣播︰「我們要記得中國是第一個起來抵抗侵略的民族。這個打不倒的中國，在將來，不但對於東亞的和平與繁榮，並且對於全世界的和平與繁榮都要擔負相當的責任。」（摘自《傅安明先生紀念文集》）這是對久被帝國主義者，尤其是日本長久欺侮的中國，何等的讚揚與欽佩，而這個打不倒的中國正是老總統所領導的中國。這將使他在歷史上永垂不朽。那些為個人與政黨私怨而貶抑他的人，絕對無法剝去他的歷史地位；那些貶抑他的個人與政黨，實在無知到不足以瞭解老總統在中國歷史上的地位。
當然，我也知道老總統受到他的出身、教育、中國文化與傳統，以及時代背景等限制，脫離不了舊式軍人的專權作風，缺少對民主政治的瞭解，深受宗族家庭觀念的束縛，以及不知道如何建立一個現代化的政府與國家；以致專制獨裁，喜用同鄉、親戚及學生幹部，不能廣開賢路，不能建立一個有效率的、廉潔的行政及軍事系統，造成軍、政兩方面的貪污腐化。再加以一念之私，蓄意製造派系互鬥，以便於控制；來台以後，更培養自己的兒子繼位。在大陸時期，終於因此種種而失去人心，為共產黨所乘，失去了自己親手打下的江山，這在中國歷史上也是少見的。無論對國家，對他個人，都是一個悲劇。
另一方面，他不愛錢，自奉儉樸，折節讀書，努力吸收新知，尊重專家意見。來台以後，更汲汲於行政革新及國家現代化，在歷史上也不失為一賢明之主，可惜殘照餘暉，為時已晚。
但無論如何，他對台灣的貢獻是巨大而永久的。他應是自鄭成功開疆闢土以來，第二位對台灣貢獻最大的人。鄭成功當時率領大陸一批不願做亡國奴的軍民來到台灣，開疆闢土，建造此一遺民世界，子孫繁衍，移民不斷，遂使台灣收入中國版圖。老總統也率領兩百萬不願接受中共統治的大陸軍民播遷來台，一方面捍衛台灣，免受中共侵占統治；另一方面積極建設台灣，使台灣從戰後破敗不堪、人民啼饑號寒的困境中，一變而為富裕及逐漸現代化，成為舉世稱讚的經濟奇蹟。一個開疆，一個再造，其貢獻同垂不朽。
論蔣中正總統
他應是自鄭成功開疆闢土以來，第二位對台灣貢獻最大的人。率領兩百萬不願接受中共統治的大陸軍民播遷來台，一方面捍衛台灣，免受中共侵占統治；另一方面積極建設台灣，使台灣從戰後破敗不堪、人民啼饑號寒的困境中，一變而為富裕及逐漸現代化。
感念嚴家淦
最欣賞我，卻也阻礙我最大嚴家淦總統是我生平所遇見兩個最聰明的人之一（另一人為王永慶）。我對「最聰明」所下的定義是，我與他溝通，不管意見是否相同，都毫無困難，一說就懂，而且在我聽來很有道理。嚴先生也是最欣賞我的才能，很想栽培、提攜我，而終於成為我前途最大阻礙的人，然而卻也是我最感念的人之一。這看似很矛盾，但實情確是如此。
我說嚴先生最聰明，除了前面所說的定義外，尚有很多佐證。他中、英文俱佳，英文能說能寫，中文能填詞；寫一手好字，有手卷留在故宮博物院。他本行是化學，但對財經問題瞭解甚深，與他談問題毫無困難，只是意見可能不同，而非他不懂。我曾擔任過江杓部長的經濟學老師，那就差得很遠了。嚴先生親口告訴我，他年輕時頭腦像照相機，桌上一盆玫瑰，他只要一望，就能記住有幾枝，以及花的位置與姿態。這個故事他一定也告訴過別人。
由於嚴先生絕頂聰明，所以對人情世故瞭解得最透徹，喜怒哀樂不見於外表，而胸中自有城府。也由於嚴先生的聰明，使他知識廣博，任何問題一聽就懂，一懂就能想出別人意想不到的解決辦法。兩代蔣總統與陳誠關係微妙，總統大位繼承之爭更是勢如水火，這是人盡皆知的事。嚴先生以陳誠的長期追隨者與親信，同時為兩代蔣總統與陳誠所信任，其處理人際關係之圓融可想而知。蔣中正總統尤其喜歡嚴先生。因為許多經濟問題都常要用現代經濟學術語解釋，老總統不十分懂，別人愈解釋，便愈高深，只有嚴先生能用老總統聽得懂的話，三言兩語老總統就懂了；解決問題的政策、甚至人事，自然就會採納嚴先生的意見。
這當然不是貶抑嚴先生。一般人常認為嚴先生個性圓融，不會生氣，不肯負責做事，沒有主見，因此稱他「嚴推事」。這是完全為外表所誤。嚴先生有個性，有脾氣，有原則，有主見，也很堅持己見，也會發牢騷，只是他表達的方式不同，讓人不能真正瞭解而已。假如真的是「嚴推事」，以兩代蔣總統之識人，豈肯將副總統兼行政院長的位置給他。他不搞小派系，盡忠於兩代蔣總統而不諂媚，聽命於陳誠而不阿諛；我從未聽他言必稱總統、院長，自然更未聽過他喊總統萬歲了。
他沒有固定班底，隨處量才用人，而且兼容並蓄，各種人才都有，組成一個可以運作而不會出大錯的政府機器，維持國家社會的穩定，而這正是兩代蔣總統所需要的。在兩代蔣總統的威權領導之下，他也只能這樣做，這正是他的聰明處。也正因為如此，他用的人水準都不是很高，有些用人甚至使人失望。他圓融通達，協和人事，能取信於人，包括中國人與外國人；做事能顧大局，識大勢，雖常為己謀而不害公益。以上種種都是宰相之才，兩代蔣總統能提升其為副總統後，仍請其擔任行政院長，絕非偶然。
可惜嚴家淦先生器量不大，寬厚不足，容易記恨，別人偶有忤犯，必銜恨報復。這不僅是我個人的體驗，追隨過他的人大都有同樣的體驗，而且對他的此一特性曾有人向我提出警告，說我在尹仲容先生時代得罪了他，別想翻身。不過，我真正得罪他是後來的事。正由於此一缺點，使他的用人與事功都受到局限，不能成為一代名臣，只是一代顯宦而已，頗為可惜。
論嚴家淦總統
他沒有固定班底，隨處量才用人，而且兼容並蓄，各種人才都有，組成一個可以運作而不會出大錯的政府機器。在兩代蔣總統的威權領導之下，他也只能這樣做，這正是他的聰明處。也正因為如此，他用的人水準都不是很高，有些用人甚至使人失望。
佩服蔣經國智慧令我佩服，食言令我難堪
我對經國先生印象不好，是因為他的俄國作風；但我佩服他的智慧與機敏。
他對我食言，使我處境難堪，但我對他仍心懷感激。他幼年失教，未曾讀過什麼書；十餘歲正當人格與知識形成之年，又被送往俄國，棄置不問。他在俄國那段時間，正是史達林掌權、對內清算鬥爭激烈進行的時期，耳濡目染，很自然便學會了蘇俄共產黨專政的那一套觀念與手段。回國以後，又從中國文化及小說中學到了包青天打抱不平等一類的想法，以及零星的儒家觀念；對於西方的民主政治、法治精神、人權觀念，可說一無所知。再加上他喜猜忌、神秘、虛假、陰狠而又聰明的個性，使得他的思想與行為十分複雜奇特，叫人難測，這可從他在贛南及遷台以後的一些作為與人事處理看出來。這本是梟雄之主常有的特徵，不足為病。在大陸時期，群雄並峙，還輪不到他有機會掌權執政，但老總統極力為他培植幹部，預備他日接位之用。除了他在贛南蓄養了一批從龍之士外，老總統特在重慶設立中央幹部學校，命其主持。後又決定將幹校與中央政治學校合併，仍命其主持，然受阻於CC派而未果。但來台以後，贛南派及幹校派即成為他的基本班底，再加上在台灣的中國青年反共救國團，便成為他日後執政的主力部隊。老總統懍於大陸之變，昔日貼身親信、倚為長城者，一夕之間都變成降臣叛將；成群的紅朝貳臣，幾乎全都是昔日在他左右高呼萬歲的人物。驚怒之餘，更覺唯有兒子可靠，於是從遷台之日，便加速培養經國先生。先從掌握特情人員開始，逐漸及於軍與黨，尤其在軍中建立政工人員制度，形成監軍與雙重領導，全盤控制了軍隊，最後及於行政系統。所有妨礙經國先生接掌權力的人物，如吳國楨、孫立人、周至柔等人都逐步清除或閒置。一九六四年陳誠逝世，最後一個障礙消失，經國先生接位之勢水到渠成。
在一九五○年至一九六○年代，可說是政府的高壓威權時代，主控這一時期權力的便是經國先生，這可說是人盡皆知的事。一直要到一九七○年代初期退出聯合國，國家整個處境逆轉；同時國內大局已完全在經國先生控制之中，此一高壓威權政治才開始軟化。但一直到一九八四年，經國先生還堅持不許開放黨禁，不許成立新政黨，不肯取消戒嚴令。他在某次國民黨中常會的名言是：「開放黨禁，等於在國民黨中央黨部大門口放一把火；戒嚴令則是一部救火車，可以備而不用，一旦有事，便靠它來滅火。」至於大陸政策，則直到他逝世為止仍堅持三不政策︰不接觸、不談判、不妥協。
但是到了一九八六年九月，便容忍民進黨成立。同年十月七日，經國先生接受《華盛頓郵報》及《新聞週刊》專訪，宣布近期將解嚴及開放黨禁，其態度、政策與以前比較有了一百八十度的轉變。十月十五日，國民黨中常會即通過解除戒嚴令及開放黨禁，政府隨即著手籌劃實施辦法。一九八七年七月十四日，經國先生發布命令，宣告台灣地區自十五日零時起解嚴，國家安全法同時實施。十二月一日，行政院新聞局宣布，自一九八八年一月一日起解除報禁。一九八七年七月，行政院會決定解除國人赴港澳地區觀光申請限制。同年十月十五日，在極嚴格限制下，准許外省籍人士赴大陸探親。
至於外交方面，自一九七九年一月一日中美斷交後，仍以對美外交為主，始終採取不卑不亢的態度，順應大勢，妥為因應，得以度過最危疑震撼的局面，手腕亦與處理內政同樣靈活。
老總統與經國先生早就知道反攻無望，以及預料到日後局勢之發展，外省籍人士不可能長期統治台灣，中華民國及中國國民黨想要在台灣生存下去，便必須本土化。
一九七○年代以後，更大量起用本省籍精英；經國先生於一九七二年五月出任行政院長後，培植本省籍人士出任要職更是不遺餘力。一九八四年提名比他年輕甚多的李登輝為副總統，以他的健康與年齡，接班之意至為明顯。晚年甚至說出「我也是台灣人」「政權正在移轉中，本省人士不必急」等語。
論蔣經國總統
他在俄國那段時間，正是史達林掌權、對內清算鬥爭激烈進行的時期，耳濡目染，很自然便學會了蘇俄共產黨專政的那一套觀念與手段。回國以後，又從中國文化及小說中學到了包青天打抱不平等一類的想法，以及零星的儒家觀念；對於西方的民主政治、
法治精神、人權觀念，可說一無所知。
寄望李登輝是好友，但做不成諍友
我與李登輝總統之間的關係，可以「君子之交淡如水」來形容。我們是長期的老友好友，但不是密友，更不是他的親信。當然，也不是什麼主流派。我一生不搞派系，做到了君子群而不黨的境界。我寫文章，提主張，評論是非，月旦人物，都以國家社會利益為前提，公理正義為基準，從未想到個人利害得失，更不會顛倒是非黑白。我的是非黑白標準，別人不一定接受，更不一定會瞭解，但我自有尺寸，而且一以貫之，不會因人因事而異。也許礙於情面，也許覺得事無可為、悲觀失望，對於某些事與人會默爾而息、不做聲，但只要出聲，便一定合於我的尺度。
李登輝在仕途逐漸顯達後，我們仍然維持適當的交往與友情。每年總會由他主動約集幾位老友見面餐敘，參加者有楊家麟伉儷、梁國樹伉儷、陳清治伉儷，以及愚夫婦。他逢年過節，或出國訪問回來，必送點禮物給我們。我們相見，一如往常，談笑風生，毫無拘束，也沒有官位大小之分，真的是老友相聚。
宦海浮沈，際遇天差地別
我們開始交往時，我的官比他大，官場歷練比他豐富，人脈比他多。後來他扶搖直上，官愈做愈大，而我則宦途多舛，愈來愈黯淡，最後被迫退出了官場。前後不過十幾年的時間，消長浮沈竟如此之大。是以我們的一位共同老友、已故的華嚴教授，對此曾當我的面不勝感慨，想安慰我都不知道如何措詞。但是我內心並沒有什麼感受，除了為老友的升官感到高興外，我自有我的一片發展天地，自適其適，毫不覺得不得意或委曲。我有很深厚的安時處順的修養，這得自於我的讀書。
自李登輝晉位總統以後，尤其我出任考選部長，變成他的部屬以後，見面的機會自然就少了。見面以後，他雖然一如往昔的親切，但我這個拘謹個性的人就不同了。我的中國修養加上洋脾氣，使我做此官、行此禮，必須在職務上尊重他是我的長官外，更必須尊敬他是國家的元首，而尊敬元首就等於尊敬自己的國家。做為一個現代國民與文明社會的一分子，尊敬自己的國家是最起碼的要求。因此之故，他不召見，我不會主動請見；他不徵詢我的意見，我不會主動表示意見，更不會主動上萬言書。見面時必遵守應有的禮節。這是尊敬元首，也是尊重我自己。我必須保持我的尊嚴與風格，也顯示我知識分子的修養。我對之前的幾位總統也都是如此。民主，並不是在國家元首面前撒野，並不是侮辱謾罵。我們常可在電視上看到，美國總統每到一個地方，包括到國會發表國情咨文，群眾都必然肅然起立鼓掌致敬。這些群眾中也許有少部分人或甚至很多人不喜歡、也不想尊敬這位總統，但是他們會愛自己的國家，因而也就必然尊敬代表他們國家的元首。對於民選國家元首，不一定要愛戴，但必須要尊敬，這就是民主文化，這就是文明社會。對於一位元首，動輒破囗大罵、造謠污衊，這是野蠻社會行徑，我十分看不慣，也看不起。
他在我家打過牌，輸了很多錢
自一九七○年我回國與李登輝取得聯繫起，以後即未曾中斷，同時雙方家庭亦有來往。自一九七二年六月起，李登輝擔任政務委員六年，由於彼此工作都不是很忙，是我們來往最密切的時期。幾乎每週或每兩週聚會一次，打高爾夫、吃小館，還在我家打過牌，輸了很多錢。吃小館是大家平均分攤費用，誰也不請誰，那時誰也請不起誰，還被立法委員楊寶琳說我們是小孩子做事。同遊者有梁國樹夫婦、陳清治夫婦，楊家麟與楊寶琳夫婦、陳朝亨則偶爾參加。遇有美國或日本來的朋友拜訪李登輝或梁國樹，亦請我夫婦參加他們的邀宴。記憶中我幾乎沒有請過這些客人，不是吝嗇，而是不知道如何請，現在仍不會請客。那時李登輝人脈不是很廣，與其同遊者之中，我是比較知道官場情形，有些經驗，同時也是他信賴的人，因此遇有問題，他常問我的意見，來往也較親切，毫無省籍問題。一九七二年農曆十一月，李登輝五十歲生日，在家中請客，有沈宗瀚夫婦、林金生夫婦與我夫婦。飯後，參觀李登輝伉儷臥室新鋪地毯，客廳也鋪了地毯，李登輝甚為高興。但卻發現子女的臥室未鋪，李夫人低聲告訴內子，說李登輝說的，他們要鋪地毯，須自己賺錢，足見李府的家教是十分西方化的。李家是標準的中產階級與公務員家庭生活，子女都很有教養、很守本分，現在仍是如此。
在李登輝擔任政務委員期間，有一天王昇將軍告訴我，說當局想遴選一位台籍人士當大學校長，問我有無適當人選可以推薦。我當即在家中請了一桌客。客人除王昇將軍伉儷外，尚有李登輝伉儷、梁國樹、孫震，還有幾位年輕博士學人，我已記不清了。我向王昇將軍介紹，說他們都是學識豐富的博士，都有資格擔任大學校長。這是李登輝第一次與王昇將軍見面。事後聽說有關方面確曾徵詢李登輝擔任大學校長的意願，但李登輝志不在此，予以婉拒。
期望老友做偉大的總統
一九七八年六月與一九八一年十一月，李登輝先後出任台北巿長與台灣省主席，我們便很少來往，主要原因是李登輝局面大為開展，工作太忙。我從未到過台北巿長與省主席辦公室，但他從未忘記我，不時派人送水果、食物、酒給我。出國回來帶禮物也有我一份。有一次還派衛生人員來我家噴灑藥物，為住宅四周環境消毒。差不多每年總有一、兩次請我夫婦吃飯，可見李登輝伉儷是很念舊的人。
李登輝在台北巿長任內，台北巿銀行（現改為台北銀行）出了點事，巿長要整頓，想調走巿銀行董事長，請我接任。李夫人很高興地打電話給內子，報告好消息。結果這件事並未成功，原因是當時中央銀行與財政部權力很大，調走巿銀行董事長必須要中央銀行總裁與財政部長同意，否則就別想動。而新董事長也是由這兩位中央首長決定，巿長不過禮貌性地被諮詢一下而已。當時中央銀行總裁俞國華與財政部長張繼正聯手反對，態度堅決，李巿長親自疏通無效，俞總裁還說︰「現任董事長是你的農復會老同事，為何一定要換。」對於這件事，我也是一笑置之，所謂逆來順受，正好用來形容。不過，從這裡亦可看出李登輝伉儷之忠厚與念舊。
一九八四年經國先生連任總統，李登輝出任副總統。我與李登輝之間的關係，一如其在台北巿長及省主席任上時，從未正式拜訪過他，也未有所建言。但李登輝對我仍以老友相待，每年總有幾次飲宴，充滿好友相聚的歡愉之情。
一九八八年元月，經國先生逝世，李登輝繼任總統。我因喪妻之痛，暫時失去寫作能力，《中國時報》囑我寫一篇社論表示祝賀之意，在時報辦公室久久無法成章，乃改由俞國基總主筆撰寫。但日後寫作能力稍微恢復後，曾為《工商時報》寫了一篇社論，題目為「要做偉大的總統，不做有權力的總統」，對老友期望甚高。這一篇社論顯然不為李總統所接受，他後來曾問我︰「總統沒有權力，如何做事和偉大？」我未曾做答。
寄望李登輝
不想做也做不成偉大的總統？
李登輝的總統之路，走來可謂崎嶇難行。十餘年來，政爭不斷，其終能穩住大局，未造成重大混亂，應歸功於他所推行的民主政治制度，及兩代蔣總統所奠立的富裕經濟基礎，當然，與他是本省人也有重大關係。政爭發生的原因，有外在的客觀環境，也有主觀的個人因素，茲簡析於下。
就外在環境來說，任何威權政體在其掌權的領導人物逝世後，必然會發生爭奪權位的鬥爭，中華民國並無例外。不錯，經國先生繼承大位並未發生任何政爭，但那是兩代蔣總統慘澹經營達二十餘年的結果。遠在大陸時代，老總統就蓄意培植經國先生，且已有相當實力；遷台以後，更是積極培植，不遺餘力。一方面，凡有礙於經國先生接班之人物，如不能收為己用，便必然予以清除，以致根本無競爭者存在。另一方面，則使經國先生歷經各種要職，增加其經驗，提升其聲望，並廣建人脈，逐步掌握特、軍、黨、政大權。迨至老總統逝世，接位已水到渠成，經過一定憲法程序後，自然便入繼大統。
此外，經國先生在經歷長期培訓磨練後，個人思想、言行、智慧均已完全圓熟，對於應付國內政局、大陸情勢及國際關係，可說得心應手，毫無窒礙。是以在其任內，歷經國內外重大風波，屢危國本，均能平穩度過。在這種情形之下，自無政爭之可言。
李總統完全不是這種情形。其出身背景僅是一位具有專業學識素養的學者與中層技術官僚，經國先生屬意其為國家接班人，蓄意予以培植及建立人脈與聲望，為時甚短，而且並未完全放手釋權。經國先生對於黨、軍、特等權至死未放鬆，即使在內政、外交方面有所託付，亦因時間不長，成效威望未著。而統領國政所必需的一些經歷、鍛鍊與人脈關係，亦由於時間過短而有所不足。如此接班，自然備感艱難。
另一方面，外省籍部分兩代蔣總統的追隨者，久附權勢，習於蔣家領導及分享蔣家權力，驟遭變化，心有未甘，而眷戀故主之情則隨個人遭遇之失意而日增，於是集怨憤於李總統實乃必然之事。再加上毋庸諱言的省籍情結，政爭於是加劇，誠為不幸。
十五種人格特質影響治國作風
現在再來看個人因素。這與李總統的治國作風有密切的關係，而作風又緣於個性︰一、本質上，李總統是一位具有宗教信仰、厚道而有倫理的人。二、知道懷恩但亦宿怨，報恩亦報怨。三、能忍而難容。四、敏感而自信，因敏感而誤解人，因自信而為人誤解；掌權愈久，左右逢迎者愈多，此種特性愈顯，非常誤事。五、喜怒情緒有諸內而形諸外，晚年雖有克制，成效不彰。六、有堅持亦有妥協，因此有強烈之改革企圖，但不是一個堅強的改革者；有熱烈的革命情懷，但不是一個壯烈的革命者，也因此在威權動亂時代得以始終保全，終於脫穎而出。七、待人雖誠爽，但亦用謀略。八、富智謀而有欠周延，因自負甚高而喜出奇謀，但出奇未必能制勝，反而外樹強敵，內啟鬥爭，迄無寧日。大好人力、物力、時間本可用於內政改革與建設，締造一現代台灣者，都告虛擲，失去一造英雄之時勢，殊為可惜。九、有國際視野，但更多地方情結。十、雖博覽群籍，但頗受專業訓練背景限制。十一、熟知日本情形，深受日本文化及習俗傳統影響，但對中國歷史文化興趣不高，更少具有中國文化傳統，亦不熟悉中華民族的民族性及中國國情。十二、自幼接受現代教育，兩度赴美留學，且獲有博士學位，但鄉土性格十分強烈，對西方文化感染不深。十三、富於想像而格局不大。十四、有雄圖遠略之志，而器識不相稱。十五、多拚鬥精神，而少沈潛工夫。這樣多文化的性格很難以一、兩句話來概括，也很難使人完全瞭解，特別是將這些性格反映在國事上時，便更難瞭解。
而尤其容易為人誤解，特別是為外省人所誤解的，是他常將中華民國總統身分與台灣人情結混淆在一起，也常將政治人物與學者性格混淆在一起，而產生的許多言詞與作為。舉例來說，他與司馬遼太郎的談話，如果從中華民國總統的身分來看，顯然不適當，必然會引起誤解與責難，判定他排斥中國的歷史與文化，自外於中華民國與中國國民黨的政治傳承，因而懷疑他是台獨。但是如果從台灣人情結的觀點來看，則他所敘說的都是一個年長台灣人的親身經歷與感受，都是事實。如果李總統是一個普通的台灣人，或是一位台灣省籍的學者，來做這樣的私人性質的談話，則無人會有所誤解及加以嚴苛的指責，最多說他本土意識較濃，或者是書生之見，很可能還會博取許多同情。但是他是中華民國總統兼中國國民黨的主席，這兩個職位都是全國性的與高度政治性的，因而他的一言一行都是代表中華民國的，不是代表台灣的；都是政治性的，不是學術性的，那就絕對不宜公開發表這種談話了。
留名青史，七分天才三分磨練
假如再進一步分析，李總統已經是一位全國性的政治人物，而且極有可能成為中國歷史上大政治家之一，則這種狹窄的台灣人情結與職業上的學者習性，應該盡量地克制、洗鍊、沈澱，終於消失。這是一套自我塑造成為一個歷史性偉大人物的修身克己工夫，如能做到，便是史書上所稱的一代英明之主，而氣象萬千了，無論最終結局是成是敗，都會對後世造成影響，名傳後世。反之，便不能脫離地方性的小格局與地方性的人物，即使全面成功，在歷史上也難有分量，或者分量有限。
就自我塑造成為一個歷史性偉大人物來說，老總統做得最為成功。以老總統的出身及青年時期的作為，無論如何都很難成為全國性的領袖及民族英雄。然而他折節下士，下帷苦讀，廣泛吸收新舊知識，不斷放寬胸襟，擴大視野，日積月累，終於自我塑造成全國領袖氣象，進而成為國際領袖之一。無論對其評價如何，其在中國歷史上的民族英雄地位將不可動搖。
到這裡，我又要說幾句閒話。據我讀歷史及觀察當今人物的結果，一個建立不世之勳業、留名青史的國家元首，七○％靠天才，三○％靠後天磨練，所謂「天縱聖明」是也。漢高祖、明太祖、老總統都沒有受什麼教育、讀多少書，而且出身都非常低下，然而都能創造一番驚天動地的事業，打下一片天下。
論李登輝總統
個人因素與李總統的治國作風有密切的關係，而作風又緣於個性：懷恩但亦宿怨，報恩亦報怨。能忍而難容、敏感而自信、喜怒情緒有諸內而形諸外。有強烈之改革企圖，但不是一個堅強的改革者；
有熱烈的革命情懷，但不是一個壯烈的革命者。待人雖誠爽，但亦用謀略。自負甚高而喜出奇謀，但出奇未必能制勝。有國際視野，但更多地方情結。深受日本文化及習俗傳統影響，但對中國歷史文化興趣不高。富於想像而格局不大。多拚鬥精神，而少沈潛工夫。
寄望李登輝
反李情結，外省人的悲哀自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後，差不多所有的殖民地都被解放，所有以少數統治多數的政權都被移轉，這已是全人類共同的趨勢，無人可以逆勢而行。台灣的外省人在考慮到自身在台灣的處境與前途時，應有這種認識。當然，台灣並非中華民國的殖民地，而是一省；外省人與本省人也非兩個民族，而是一個民族。但是外省人必須要瞭解，假如現在的中華民國仍在統治全中國，則台灣當然是中華民國的一省，也不會有少數統治多數的問題。現在問題出在中華民國政府的統轄權只能及於台、澎、金、馬，其統治權所及的人口，八五％屬於本省人，那麼統治權如仍在外省人手中，便是少數統治多數了。儘管本省、外省都是同一種族，但即使親如兄弟，在重要關頭也是要分家的，何況是政權的爭奪。
兩代蔣總統的眼光與做法究竟高人一著。我曾提過，老總統遠在一九五○年代後期就知道返回大陸無望，就在著手培養本省人才，預備政權本土化。至經國先生掌權，則本土化政策的推動更是明顯。經國先生非常深沈，推動本土化由地方推展至中央，由副貳推展到主位，由次要職位推展至重要職位，使人在不知不覺間完成其本土化的政策。經國先生採取這種漸進方式，當然在減少阻力，和平移轉政權，穩住大局不亂。須知移轉政權是件大事，稍有不慎，便是大動亂。我們如果對照李總統因加速移轉政權而引起的反抗，對中華民國與中國國民黨所造成的損害，便可知道經國先生之睿智。
政權只有在多數族群的手中，才是一個比較穩定的政權，這已是不可逆轉的人類潮流。而比較穩定的政權有利於兩件事︰一是讓中華民國與中國國民黨在台灣生根，不致滅亡，看以後有無機會返回大陸；一是外省人的安居樂業。
那麼，外省人如何自處呢？這我在「李登輝總統的施政理念及其成就」一文中，已經說得很清楚了，茲將有關的全文摘錄如下︰
「一、不要再爭論台獨問題，將台獨問題賦予中共，有中共在，無論有無外國人介入，台獨都不敢越雷池一步，而自取滅亡。
二、不要再爭論統一問題，將統一問題留給時間，等待國際及台海兩岸局勢的演變，時機成熟，水到渠成，自然就會統一。反之，如果時機不成熟，則水不到、渠不成，誰也不能強迫兩岸統一，也不應該強迫兩岸統一。
三、不要再去爭論誰獨裁，誰的政治資源分配的多少問題，將這些問題交給民主政治制度及選民。
四、所有的外省人，包括我在內，應該明白我們已無家可歸，或是有家不願歸，台灣就是我們的安身立命之地。這塊土地和平與和諧，才有我們的公平機會。不要在這裡搞權力鬥爭，須知得到權力的是極少數外省人，而因和平與和諧的破壞，受害最大的是一般外省人。」
為權力纏鬥，去掉國家一層皮
當然，這些意見不會為習慣居優勢地位的大多數外省人所接受，更不為那些標榜忠黨愛國的外省籍政治領袖人物所接受，這些都是在意料之中的事。一般的外省人不會有這種瞭解，他們的知識水準不夠。那些政治領袖人物除了知識水準不夠外，更有權力慾望蒙蔽，使他們不知今夕是何夕。為了政治權力，這些人一方面與李總統鬥，另一方面則自己內部鬥，爭總統、爭副總統、爭行政院長，鬥個沒完，給李總統一個各個擊破的機會，全軍覆沒，實在沒出息。
然而他們又不安於接受失敗，年老的繼續纏鬥，中生代則組織新黨來鬥，而且都主動地或被動地離開了政府職位與國民黨。這又犯了一個更嚴重的錯誤。少數人對抗多數人，除非搞革命（而在台灣目前情況之下，毫無外省人搞革命的機會），否則便應該留在體制之內對抗與制衡，還能發生相當的作用。一離開體制，便無著力點，只剩下發動一些群眾，遊遊大街，舉舉拳頭，喊喊口號，製造謠言，污衊對方，發表一些動人的言詞，哄哄自己，騙騙外省籍大眾而已，絲毫不起作用。
但是他們對中華民國與中國國民黨卻造成了難以估量的傷害。以一九九六年所謂的二月政改為例，堅決反台獨的新黨主動與堅持台獨立場的民進黨進行大和解，聯手奪取國民黨在立法院的主導權，推翻國民黨的執政，而不在乎新黨與國民黨源出一系，只要能給李總統下不了台、羞辱他就夠了。不料激起了李總統的靈感，反手一將軍，關起門來幾句閩南語一說，便輕而易舉地兩黨合作，開個國發會，進行憲法大翻修，新黨與外省人都只有靠邊站，搥胸頓足，醜言惡罵，做個阿Q而已。而從此一來，中華民國與中國國民黨又去掉了一層皮。
現在，我們可以假設另一種情況，結果就完全不同了。假如在經國先生逝世時，這些外省籍的政治人物能有足夠的智慧，體察到國內外的動向，同時又能放棄私利，不爭名位，團結一致，發表一個聲明，告訴全體國人，特別是外省人，將協助政權順利移轉給李總統，並遵照兩代蔣總統的遺志，盡力促使中華民國與中國國民黨本土化，在台灣生根，將來有機會重返大陸。則到今天為止，國民黨無論在國民大會與立法院，仍居絕對多數，國與黨都不會風雨飄搖。
再或者退一步說，這些外省人不喜歡李總統的作風，不願與他合作，因而退出自組新黨，來堅持中華民國與中國國民黨的存在與主導政權，這也並無不可。但是在一九九六年二月，眼見國民黨在立法院的多數席不鞏固，有政治危機，便應當機立斷，主動與國民黨合作，協助國民黨度過難關，以後無論人事及立法都採取同一態度，則除了提升自己少數黨的分量，造成舉足輕重之勢外，最重要的是無論如何，新黨與國民黨本是源出一系，兄弟鬩於牆，外禦其侮。再說即使政治無情，撇開這種情緒性的關係不提，單就利害關係來說，國民黨繼續執政，較之民進黨執政，無論怎麼說，都有利於中華民國與中國國民黨的繼續存在，都不會走上台獨之路，從而引起中共的武力統一台灣。
於此，我不能不歎息經國先生生前未能培養幾個有遠見、有現代知識，能公忠體國，不為己謀；能忍辱負重，沈著堅毅，有真智慧、真勇氣，盡瘁國事的外省籍政治人才，可以在政局丕變之際，足堪肩負興亡重任。一方面為中華民國與中國國民黨能長久在台灣生存做打算，另一方面帶領及教導外省人如何適應新局面，長久地安居樂業。反之，經國先生生前所培養、信任的外省籍政治人才，頗多有勇無謀，而勇也只是揎袖攘臂、喊殺喊打的匹夫之勇的人物，因而在政權移轉的整個過程中，雖然如前所云，口喊中華民國萬歲與中國國民黨萬歲，但如何萬歲法，不知道；如何維護外省人的長期利益，不知道，也不關心。而為一己爭權力、爭名位，則依然勇往直前，好戲連台。這種鬥爭現象直到現在為止，雖然因徹底潰敗而逐漸消失，但仍在政治舞台上活躍的一些中生代，則仍在反李情結之下，做著為中華民國與中國國民黨送終的把戲而不自知。事實上，民進黨幾度在台北巿、台北縣之取得選舉勝利，都得到新黨的幫大忙。
內鬥造反，如何實現抱負？
在新黨剛成立不久，我的一位旅美友人應邀返國做學術演講，我們兩人談起新黨組黨問題，都覺得前途不樂觀。他未曾說明理由，我的理由很簡單︰一、缺乏政治領袖足以領導。二、缺乏政綱以資號召，實際上不過是烏合之眾的造反部隊而已。這只要一看當年國民黨是怎麼成功的，共產黨又是怎麼成功的，歷代造反的人怎麼成功的，便可以知道了。
由於缺乏領袖，便缺乏強力的凝聚力量，於是便內鬥不已。誰也不服誰，誰都想爭一點權力，其實還沒有沾到政權的邊哩！我當然知道新黨也吸引了不少有理想、有抱負的青年，但是沒有領袖組織領導，便不能成為一個有力的政治團體，更遑論革命團體了。我也知道這些青年熱愛中華民國與中國國民黨，希望中國統一，但是拿不出政綱與可行的政策，也提不出有效的方法，那麼這些抱負又如何實現呢？最後只剩下一個四分五裂的團體，與支離破碎的一些古老口號而已，徒然貽笑本省人。而其實際行動則是對政敵或不喜歡的人，予以惡罵與栽誣，便更是等而下之了。
這才是外省人的悲哀，中華民國的悲哀，中國國民黨的悲哀；不幸，我具有這三重身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