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曾是言論權力的王侯，卻永遠是政治權力的流民。
王作榮手中握有一枝曾經引領風潮的健筆，但今年二月一日他從公職退下時，卻愴然悲歎「此生虛度」；因為，終其一生，縱有滿腔建設現代化國家的知識與熱忱，卻苦無施展抱負之權柄。兩蔣時代，他自傷為「亂世之棄才」；至老友李登輝接掌大位，成為他最後的寄望，卻也造成了他最終的幻滅。
兼具儒家素養與西方社會科學訓練的王作榮，是財經界少見的「通人」，知識廣博，胸臆間擁有一整套以經濟發展為核心的國家現代化藍圖。他自許「大丈夫當然要參與決策」，但熟讀史書的他也看得很清楚，「書生打天下很少成功，總是幫別人打天下，依靠別人來實現理想。」因此他一直引頸期待「大匠識良材」，助他適才適任。
連蔣經國也忌憚三分
一九五三年至一九六三年追隨財經重臣尹仲容的十個寒暑，是王作榮一生的黃金歲月，原因無他，正為遇有伯樂識得千里馬，任他馳騁。王作榮的舊屬、現任經建會顧問葉萬安指出，當年尹仲容許多重要的策論與講稿，如「十九點財經改革措施」「第四期台灣經濟建設四年計畫」等，主要由王作榮獻策執筆；他也藉此對財經首長發揮了「提供知識、影響觀念」的重要功能。
然而，尹仲容之後，王作榮生命中的第二個伯樂一直未曾出現。恃才傲物的眼界，大鳴大放的個性，使王作榮與中國官場格格不入。旁人既忌懼他光芒逼人的才具，也害怕他容易「惹麻煩」的個性，更膽寒於他手中那枝犀利的刀筆。
連蔣經國也對王作榮忌憚三分。一九七三年，王作榮應時任行政院副院長的蔣經國之邀，放棄了在泰國曼谷的聯合國高薪工作，回國待命任職；卻因為財經界諸多重量級人士聯手反對，連強勢如蔣經國也無法擔待，結果讓王作榮撲空懸虛，成為畢生恨事。他至今仍常說：「蔣經國欠我一個工作。」而王作榮兩度撰寫社論批評經合會改組一事，也觸怒了擔任該會主委的蔣經國，終蔣經國一生，王作榮在政壇始終無法解凍，徒呼負負。王作榮任職聯合國三年間積極蒐集的二十箱文獻，在他被資遣離開公職，眼見已無用武之地後，由士林紙漿廠以卡車運走，一切付諸東流。
「我一生都被人看低，」自視極高卻長期受壓抑的王作榮，最在意別人對他是否尊重。他對於當代人物如蔣中正、蔣經國、嚴家淦、尹仲容、余紀忠等人的臧否月旦，固然具有史家的大筆觸，但不免也摻入個人經驗，以這些人物是否賞識他做為重要的品評標準。若干識者不諱言，王作榮的某些偏見與猜疑心，也造成人際關係的惡性循環；更何況當情緒流於筆端時，後果更是惡化。
無緣在朝，借利筆另創江山
「立錐莫笑無餘地，萬里江山筆下生。」王作榮無緣在朝施展政治抱負，卻充分放射出在野知識分子的言論能量。一九六四年，在他有意離開公職之前，發表了一篇長文「台灣經濟發展之路」，得到蔣中正總統的青睞。葉萬安還記得，當年他奉命親自將大批小冊子送上陽明山國防研究院，供受訓的各界領導人士閱讀。
一九六四年至一九八八年間，王作榮先後擔任《中國時報》與《工商時報》總主筆，評論範圍兼跨財經與政治議題，創下兩報社論的顛峰時期。他曾暗自期許：「我被迫離開了公職，不能參與財經決策，但我一定要以文章來公開影響及引導政府的財經決策，甚至造成社會輿論壓力，迫使政府走我所指的路線。」事實上，自蔣經國以下的決策官員與企業界領導人士，縱使對王作榮愛恨交織，卻不會錯過他對重大問題的評論；美國駐華大使館定期翻譯台灣報紙社論送回華府國務院，其中以王作榮的文章最常入選。
深受《孟子》與《左傳》文風影響的王作榮，筆勁雄放，見地老辣，即使未署名也讓人一眼認出；對許多人、事、物都有意見的他說：「我的文章都是『氣』出來的。」他曾創下一個月連寫二十餘篇社論的紀錄；可以邊開會罵人，邊寫社論，絲毫不亂章法；也可以接到報社邀稿急電後，放下手邊的麻將牌，趕出一篇文章，再繼續方城之戰。
在那個言論禁錮的威權時代，王作榮「寧鳴而死，不默而生」的風格，被許多人視為傳統「士」的典型。一九八一年，他與留美經濟學者蔣碩傑因貨幣金融政策而在報端與電視上掀起的「王蔣論戰」，至今仍是台灣經濟發展史上令人津津樂道的一幕。《商業周刊》顧問石齊平回憶，雖然蔣碩傑具有較高的國際學術地位，但王作榮的學養與洞察能力也毫不遜色；擁有中央研究院院士頭銜的蔣碩傑，絲毫不敢輕估這位沒有博士學位的對手，「這場論戰的重要性還不在經濟政策的辯論，而是知識分子論辯真理的風範。」
為李登輝辯護，付出沈重代價
儘管文名滿天下，啟蒙後進無數，這位「天下第一筆」依然抑鬱滿懷，因為投身國家現代化工作的夙願一直未能實現。有人譏評他「愛做官」，他則理直氣壯地說，能做官才能做事；而他一生最屬意的就是經建會主委一職，擔任國家現代化工程的總設計師。於是，一九八八年老友李登輝接掌大位之際，他重燃一線希望。
王作榮與李登輝這對布衣交的淵源，遠溯至一九六○年代，當時一位是鋒芒初露的美援會處長，另一位是沈默無聞的農復會技正。據王作榮表示，那時他基於愛才之心，曾攜李登輝赴國內外考察；當李登輝受到情治單位杯葛時，他主動上書蔣經國代為說項；後來並擔任李登輝加入國民黨的介紹人。
日後李登輝青雲直上，兩人仕途發展益殊。李登輝晉位總統後，仍密切徵詢王作榮的意見，並兩度請他擔任總統就職演說主要撰稿人。一九九三年，國民黨內流派鬥爭白熱化，郝柏村等「非主流」大老對李登輝形成強大壓力，王作榮慨然攜利筆上陣，陸續發表「李登輝總統的施政理念及其成就」等文章，挺身為老友辯護。當外省族群一面倒地撻伐李登輝時，王作榮再度顯現他不囿於意識形態的獨特作風。本省族群認為他說了「公道話」，普遍反李的外省族群則大為不滿，新黨立委在立法院當眾辱罵他；每年一度老友為他慶生的活動也因此中止；甚至有人戲謔地說：「保險公司什麼都保，就是『晚節』不保。」
王作榮不是不明白，他為李登輝辯護，付出了沈重的代價；但他也坦言對老友存有厚望，「這種希望並無私情，假如有一點的話，那就是有一點移情作用，希望我一生想要促進中國現代化而從無機會充分實現的願望，能在李登輝總統身上實現。」
只不過，王作榮的希望再次落空，他認為李登輝將他放在考選部長和監察院長的位置僅是酬庸性質。經過一九九六年十一月的國發會後，他開始對李登輝發出「獨台」「省籍情結」等抨擊；批評李登輝與民進黨主席許信良假借「精簡行政」之名而凍省是「騙鬼」，目的在於獨台與打壓宋楚瑜。由於獲李登輝接見已不易，王作榮轉而經由媒體公開直諫。監察院長交接典禮上，他更放出驚天砲：「監察院像是沒有牙齒的老虎，無法上打昏君，下打奸臣。」他並在自傳中指稱李登輝「是最不能知我，最不想用我的人，而我對他的幫助最大，建言最多。」
傷心理想幻滅，大夢難圓
王作榮此舉自然又招致兩極爭議。有人譏諷他自知仕途已無望，故改變立場批李；也有人暗暗欣慰「王作榮終於還世道一個真面目」。然而，監察委員康寧祥用台語形容王作榮是個「活跳跳」的人，無論當初為李登輝辯護，或今天批判李登輝，都是出於同樣單純的特立獨行風格。「你可以不喜歡，但他有話一定要說，說了也一定引起爭議，這就是王作榮，」康寧祥說。
說起老友李登輝，王作榮用他那湖北腔歎道：「他變了，他變了。」為李登輝、似乎也為自己解釋。
不過，回顧當年拔刀護衛之舉，王作榮定定表示「不後悔」。他認為，政權回歸本省人乃不可逆之勢，「若打不過他，只有幫他，從幫忙中去影響他；更何況，當時檯面上的台籍人物中，相較之下李登輝是最好的選擇。」而史上固有幸者如魏徵、諸葛亮、曾國藩等良相能得明君知遇；不幸如張良、蕭何等幫主子奪得天下後，下場淒涼者亦多不勝數，他並不是第一個。「我傷心的不是個人權位的失落，而是我理想的幻滅。」
「十年磨一劍，霜刃未曾試。」王作榮匣中的這把劍，不知已焠磨了多少個十年，依然閒置。當他卸下公職、解甲還家之際，雖然留下無數擲地有聲的言論文章，但建設一個現代化國家的願景，卻已是畢生難圓的大夢。
（本文作者為天下文化副主編）
劉泰英談王作榮
剛直，但有一顆單純、念舊的心
我大學畢業後，原本在行政院主計處工作，後來王作榮先生請我去美援會的經濟研究處工作，他當處長，我是處員，後來升為專員。他相當照顧部屬，但若從做官的觀點來看，他不算很成功，因為他非常剛直，他覺得對的，別人很難跟他溝通。不過，他的長官尹仲容很器重他，有些方案當天建議了就批，批了就做，效率非常高。
在台灣從極度貧窮到經濟起飛的階段，王作榮絕對有積極貢獻。那時蔣中正總統在經濟方面完全相信陳誠，陳誠完全相信尹仲容，尹仲容則完全相信王作榮。
尹仲容逝世後，王作榮的政治生命就告一段落。後來李登輝當總統，他才又出來從政。
王作榮受中國文化影響非常深，他若不是一個學者，會是個非常有外省籍觀念的人；但就因為他是學者，所以能屏棄主觀意識，從長遠的歷史觀點看事情。如果外省人壟斷政治，他會起來講話；但若過度強調本土化，他也會有意見。他一向言人所不敢言；李總統廣受批評時，他以外省人的立場出來講公道話，我很佩服；他知道現實的趨勢，一定要本土化。他的文章絕對發揮了作用；對新黨一些人可能沒有用，但對年輕一代的省籍觀念有潛移默化的作用。
王作榮和李總統仍然是很好的朋友，兩人的個性都很強，但都是君子，都有很單純的心、很念舊。一個當過院長，一個是總統，但還是直來直往，不會轉彎抹角。若有摩擦，那是因為擇善固執，各人角度和境界不一樣。李總統要照顧的是整個國家，有很多事情不方便講；王作榮則是以局部觀點來看事情。
（劉泰英為中國國民黨投資事業管理委員會主委，林蔭庭採訪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