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國一般書籍市場裡，出版英文著作的中國人本來不多，而著作能進入暢銷書排行榜的更為少見。楊小燕的「三女兒」、包柏漪的「春月」，銷路雖然都不錯，但在分類裡，這兩位女作家，都算美國籍。據說從林語堂之後，以中國人的身份寫英文著作，能連續在紐約時報暢銷書排行榜上列名，而且為「每月一書」俱樂部(Book-of-the-month Club)所推薦的，便是鄭念的「上海生與死」了。
中國人寫的暢銷英著
「上海生與死」不但暢銷，而且最近還被時代週刊選為封面故事介紹：該刊用十三頁的篇幅，摘錄這本書的內容。要做時代週刊的封面人物並不容易，五百多頁的「上海生與死」做到了。「時代」選擇這本書，相信不是因為這本書的文章或故事，而是因為這本書從一個橫剖面，忠實地反映了「文化大革命」那個瘋狂的時代，以及鄭念以一介女子，堅毅的穿越那個時代所表現出來的可貴精神。
鄭念住在華府西北區一幢高尚優雅的公寓大樓裡。敲了敲門，探頭出來一位戴滿髮卷，身著睡袍的女士，她立刻「哎呀！」一聲，說「忘了，忘了，」慌忙請我進門。她原來有兩個電視訪問，倒把我們先前的約會給忘了。不過她很快整裝出來，倒上一杯紅茶，她說一會兒電視要來錄影，她剛從外地回來，家裡一團糟，她希望我不介意，一面抹桌子做家事，一面和我聊天。
鄭念的住處很簡樸，一張迎窗的桌子，是她寫作看書的地方。茶几上放著她和先生鄭康祺、女兒梅平的照片。
「上海生與死」的故事起於一九六六年七月文化大革命爆發之時，終於一九八０年九月，鄭念告別上海。梅平，一個照片裡看來極美麗大方的女孩，在這場動亂裡喪失生命，鄭念本人也入獄六年，最後雖得平反，卻始終不知道梅平真正死因，我們的話題便隨鄭念的家世背景開始：
原籍湖北，家境豐裕
鄭念原名姚念瑗，原籍湖北羅田，祖父是清代的學官，家境豐裕。父親姚秋武在北洋政府的海軍部裡當過巡防處處長。鄭念在讀南開中學時，便很活躍，當過學生會主席。鄭念說她因成長在抗日的年代，國家觀念非常濃厚，「九一八的時候我十六歲，是個愛國積極份子，成長過程便是愛國主義的教育過程。」
文革時紅衛兵先說她是「英國特務」，因為她和先生鄭康祺都曾先後替英國「蜆牌」石油公司做事。紅衛兵又說她是「美國特務」，因為抗戰期間，鄭念曾赴美演講，宣揚抗日的活動。但這些罪名，鄭念全都予以否認。
鄭念認為國家是永久的，如果為外國人做事而傷害自己國家，這是罪大惡極，比推翻政府還嚴重的事，因此紅衛兵要給鄭念戴的帽子，鄭念說什麼也不服。
她說：「我一定要活下來，澄清我自己的名譽。」就是這種想法，支持她度過這數年的牢獄之災。她並且認為中共的毛病便是將黨和國家混為一談，「愛國就是愛黨，愛黨就是愛國」。
一九三五年，她前往英國倫敦政經學院唸社會學，一九三八年和鄭康祺結婚。她在燕京大學當女子籃球隊隊長時，便和清華大學愛打網球的鄭康祺認識，未料在異鄉結為愛侶。鄭康祺在拿到國際關係博士學位後，返回重慶外交部任職。
離國七年影響一生
鄭康祺原籍山東，父親早死，哥哥是抗日烈士，家境與鄭念相去甚遠，但從不是雙方來往的障礙。鄭康祺返國不久便被派往澳洲任一等秘書，隨後當了三年代辦，前後離國七年。鄭念說這七年對他們夫妻影響很大，因為澳洲與國內音訊不通，只略知道國內大事，卻無從瞭解共產黨的本質。
一九四八年鄭康祺夫婦返國，鄭康祺出任外交部駐上海辦事處主任，當時情況已經很混亂。外交部開始南遷廣州，鄭念攜女飛往香港，鄭康祺則受命完成南遷事宜後，乘最後一班飛機離滬。就在此時，鄭念母女接到鄭康祺的一紙電報，叫她們回上海。因為鄭康祺的老母在山東不願離開，他本人離國甚久，也不願再過這種流離的日子。鄭念說她至今後悔這個決定，她自己坐牢沒關係，卻送了梅平的一條小命。
鄭念說美國現在還有些自由派人士，頭腦不清楚，不懂共產黨的本質，看到一些表面的現象，便認為中共走向民主開放了。鄭念說這些人的腦筋是muddle headed－－一團混亂。
鄭康祺因為曾經留英的關係，當過「蜆牌」石油公司在中國辦事處的總經理，但他四十七歲便罹癌症過世，鄭念隨即被聘為顧問，鄭念領外國薪水，倒也過著相當充裕的生活，一直到文化大革命爆發為止。鄭念現在想來，文革之前，鄭念被中共當做樣板，文革中所受的迫害，則是左派份子想利用這些與外國有「勾結」的人打擊周恩來。因此前後都是中共的政治工具。
我們接著談她寫「上海生與死」的經過。
居美寫書，赴英出版
鄭念的英文很好。早年留學英國，後來替外商做事，英文都沒擱下。獄中出來後，她還教幾個學生英文。她一九八０年離開上海，先赴香港，整理以前的積蓄（外商公司以往所發薪水，有三分之一匯存在香港），發現生活可以不必多慮。
她在加拿大住了兩年，最後決定在華府購屋定居。她買了一間小公寓後便開始陸續把她過去的遭遇，依照時序，一點一點的寫出來。
前後兩年的時間，鄭念寫了五份稿子，各有一點不同。一九八五年，她赴英探友，順便帶了一份稿給老東家「蜆牌」公司的人過目。結果在一個朋友家裡，巧遇「格萊芙頓」(Grafton)公司的書商，他們表示願意看看底稿，一星期後，鄭念接到通知，說格萊芙頓有意出版。她把契約帶回美國，朋友都說條件相當優厚，大可一試，事情便這麼成交；格萊芙頓先給鄭念一萬五千英磅，再按每本書售價的一０%抽成。
結果「上海生與死」在英國出了三版，賣出一萬餘本，英國售價十二塊九毛五英磅，書商頗有賺頭。緊接著星期天泰晤士報連載這本書，付了兩萬英磅。真正的好消息則是美國「樹林」公司(Grove Press)準備出書，又付了三萬五千美元的頭期款，以後每本也可抽一成的售價。
美國的市場大，加上「每月一書俱樂部」的推薦，時代週刊的摘錄，「上海生與死」已賣出近二十萬本。鄭念在美國聲名也隨之響亮起來，各處都訪問她。
備受矚目，進退有節
今年七月九日，她在美國華府新聞大樓的國家記者俱樂部上應邀為餐會演講人。這是一份殊榮，近年來，只有中共駐美「大使」柴澤民曾被邀請，而老柴純沾了美「中」剛建交的光，他本人英文極不靈光，演講必須帶翻譯。鄭念卻能自己侃侃而談，不用講稿，回答問題也頗知輕重，進退有節。
記者俱樂部的籌備人士，曾經問鄭念，是否該請中共現任「大使」韓敘與會，鄭念說：「你們請當然可以請，但我想他不會來。」當天韓敘果然沒去，但卻有「新華社」一名記者在座。自從「上海生與死」出書後，中共從來沒去找過鄭念，鄭念說：「找我做什麼？我又沒罵他們，書裡面寫的全是事實。」
「上海生與死」固然沒有直接批評中共，但在私人的場合，鄭念對中共實在沒有好話說。
文革的時候，紅衛兵曾在鄭念住處搜到許多馬列主義的書，「紅小將」問她：「別的資產階級女人只顧著打牌玩樂，你幹什麼讀這些書？」鄭念說她原來就壞在對共產主義不瞭解，因此得空便研究共產主義，牢獄生活更讓她開始對政治敏感。
她說馬列主義的辯證法便是在不同的情勢下，有不同的理論來應付。這種辯證法使政府喪失信用，個人喪失原則，中共便靠這一套，成功取得政權。像這樣的理論，如何維繫政府的威信？
牢獄生活引起政治敏感
中共還利用這套理論，把人的尊嚴搗毀。中共制度長久下來，大家都沒有自尊，什麼事也都做得出來。鄭念在獄中，受到各種方式的偵訊和逼供，對於尊嚴這一點，感受尤其深刻。
對於中共的領導方式，鄭念也很不滿。她說中國大陸只有少數領導階層在動腦筋，其他人的思想都因受管制而被「冷凍」，她說這樣的社會，那裡活潑得起來？
她對外界「看好」的中共領導人，也多半存著懷疑態度。她認為周恩來何嘗不是百分之百的共產黨，只是和其他人做事方法不同，共產黨的本質仍未改變。鄧小平也是如此。
她覺得鄧小平最失策之處，便是將保守派的元老，集中在顧問委員會裡，而未讓他們告老還鄉，「頤養天年」，結果便讓這些頑固的保守派，有機會團結對付胡耀邦、趙紫陽等人。
不管保守派、溫和派，鄭念都認為中共的改革仍然很膚淺，因為這些變化都仍然只在「人治」的圈子裡打轉，中共似乎離「法治」還有很長的一段距離，只要「人治」的情況不改，中共的政治便難以預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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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對中共瞭解有限
她認為西方新聞界對中共的報導，近幾年稍為好些，以往都很幼稚。新聞界尚且如此，一般人對中共所知更為有限。她說中共的獨裁，不僅是政治層面，也是經濟層面的。中共抓牢了大家的飯碗，「從搖籃到墳墓」都在中共掌握之中，因此搞什麼政治運動，都可以轟轟烈烈！
外國人對毛澤東一聲號召，文化大革命便風起雲湧，頗為不解。其實說穿了，便是政治與經濟的交相運用，自然使許多人投身賣命。
鄭念相信中國人終將戰勝共產主義的統治，尤其是大陸採門戶開放政策後，許多外國人和新觀念逐漸進入這個封閉的社會，使大陸人民慢慢知道比較，而開始提出改革的要求。鄭念說趙紫陽等領導人經常出國訪問，看看人家的進步，也該知道自己的制度出了問題。基本上她仍然是樂觀的，但那要在中國人擺脫共產主義以後。
鄭念在華府定居後，便就近在美利堅大學一個專供退休人士選課的地方唸書，她說她看一些美國的小說，包括福克納、海明威等人的著作，她現在第一本書便如此暢銷，書商也勸她再接再厲，寫一本專門談她女兒的書，但鄭念無意於此。
她說回憶很痛苦，尤其想到她的女兒，更是終夜不能成眠，因此她目前並無寫作計畫。
「上海生與死」現除英、美兩地出書外，法、德、義、瑞典、荷蘭、以色列、日本都有譯本。中文翻譯本則讓鄭念覺得有點遺憾。台灣在英文版問世後四個月，即出了「搶譯本」，而且有兩家公司分別出書。時間雖快，品質卻不佳，不但有若干人名譯法不對，而且中共的許多名詞，也因翻譯者不熟悉的關係，未能從英文版上還原。
暫不打算來台
其中一家還算寄了五百英鎊給格萊芙頓書商，算是一點意思，另一家則連意思也免了。鄭念手上的兩本中文版，還是香港朋友寄給她的。鄭念說當初應該在英文版寫完後，自己撰寫中文出書的，現在已給人搶譯出來，倒也不願多計較了。
提到台灣，她說現在還沒有打算去的意思，雖然北美事務協調會的錢復夫婦就和她住在同一條街上，雙方在街坊聚會裡也見過面。
鄭念在燕京大學打籃球時，杭立武夫人正在當體育老師，杭立武請鄭念去台灣，她也婉拒了。她說中共現正對這本書不滿，如果她挑這個時候去台灣，中共一定說她被台灣收買，才寫這本書，將使「上海生與死」的可信度打折扣。她希望明年歸化為美國公民，新書的熱度略為降低後，再去台灣看看。
鄭念覺得文化大革命期間，遭遇比她悲慘的大有人在，但她能用英文把這段經過寫出來，可能是「上海生與死」較易為西方人接受的主因。
不肯屈服的心靈
美國人的書評認為鄭念瞭解中國文化也瞭解西方文化，因此對這個題材的陳述正合他們的口味。但真正的原因，實在是鄭念為一個手無寸鐵的女子，以她堅強的意志，在精神上，抵抗整個無理制度的暴力，始終沒有屈服。
她用簡單樸素的英文，娓娓敘述這段經過，其中沒有無謂的嘶喊和詞藻的堆砌，但整個文革時代的慘痛，即歷歷在讀者眼前，讓人不能釋手。
鄭念今年七十二歲，唸書、寫作就是她的生活重心。她無意重回中國大陸，那塊她生長，但令她傷心的土地。在「上海生與死」的書末，鄭念說，她對她自己生離上海有罪惡感，因為她一直認為當初留在上海的錯誤決定，是導致她女兒死亡的主因。鄭念說：「上蒼知道我多麼希望能忠於我自己的國家，我沒有做錯，但卻徹底的失敗了。」
和鄭念談了兩個小時，我告辭出門，腦中一直縈繞著她爽朗的聲音，一個瘦削的身影，一個不肯屈服的心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