逼視自己的困境，是一種很難的事。但畫家梵谷，逼視自己靈魂的吶喊，畫出了舉世震懾的作品；醫生作家阿布，逼視病房中每天生死的分量，讓他寫出了靈魂最深處的自由。
一道強烈的白光，從白色巨塔中射出！
「台大醫學系學生大逃亡，1成想轉行，4 成想逃離內外婦兒四大科⋯⋯」；「醫生，每週工時長達 86.7小時，比上班族40小時多一倍」；「每個月值10班的實習醫師，第6個『心率變異性』保護因子降低，第9個月副交感神經功能下降，第12個憂鬱症狀上升⋯⋯」，慘白數據沒有了血色。
「病人對醫生，有時就像在叫薯條一樣，他們需要的是像麥當勞一樣的速食服務」；「從連續值班36小時，有時我們就像在醫院和宿舍之間來回被圈養的雞⋯⋯」，阿布這樣形容。
披著寬大的白袍，27歲的醫生阿布顯得更瘦小。面對白色巨塔的巨變，他開始問自己，究竟在追尋什麼？
多良，一個17歲少年的夢
一個懸崖邊斑駁的紅色鐵欄杆，一個靜靜躺在太平洋邊的無人車站，這裡，一天一個方向只有兩班車停靠，趕上車倒還不一定有車可以離開，這是台灣鐵道迷心目中的天涯海角。
這個花東線上常會錯過的車站，叫做多良，在台東太麻里，這裡是單線火車的交會處。2001年10月，一群「台中一中鐵道探險家」，為了製作「台灣鐵道之美」網站，來到了多良，他們稱它為太平洋最美麗車站，那一年他們只有16、17歲。他們把全台灣250個大大小小車站記錄下來。
追風、追火車，追逐島嶼上一站一站的火車心跳，追逐17歲的輕狂，噗通!噗通!血脈賁張，就像太平洋海潮一樣波瀾壯闊。
十多年後，南台灣某知名醫院病房裡，當時的追火車少年，脖子上掛了一副聽診器，白色醫生服口袋有了專屬的扣診槌，他現在身分是住院醫師，也是一次得了6座文學大獎的醫生作家。
當時的少年，也是眼前的醫生。
戴著超大眼鏡，阿布是醫生、是作家，更正確地說更像漫畫裡的柯南，好奇的眼睛骨碌碌地、好奇的靈魂探索著，試圖解開人生的問號連連。
當年，在記錄「台灣鐵道之美」同時，阿布考上了第二志願長庚醫學系，原本第一志願想念二類組工科的他，和很多人一樣，沒多想就進了醫學院。當火車地圖換成了心電圖，在生命的軌道上，現在他的責任，是要從細長的橡膠軟管中聽出每個病人的心跳，抑或是查出哪家細菌或是病毒擾亂的雜音。
只是，敏感的聽診器，從橡膠軟管那端傳來的卻是--「台灣醫科生大逃亡」，內外婦兒四大科沒人做；醫病關係惡化，理不清的醫療糾紛，外科醫生轉逃醫美，讓醫生猶如驚弓之鳥。
心跳，噗通! 噗通! 只是，這是不正常的訊號。
阿布說，是什麼原因讓台灣醫界像落入了一種詛咒。
他想到古老神話中的普羅米修斯，天庭的盜火者。
在希臘神話中，因宙斯禁止人類用火，普羅米修斯不忍人類受苦，遂擅自盜火，因而觸怒宙斯，自此被鎖在高加索山的懸崖上，日日承受遭鷹啄食肝臟之苦。
「你無法想像，醫學這個學問才發展不到100 年， 卻能夠有這麼大的進展，還直接介入人類的生老病死，」但是不是也因為人類太聰明，進步的醫學是否也因盜取了天庭的祕密，「在古老人類的想法裡，這已經是神的權力，我們篡奪了神的權杖，」他說。
阿布的新書《實習醫生的祕密手記》裡這樣寫著， 「站在開刀房內，我總覺得我是一名密教的祭司，手執各種法器，準備進行一項禁忌的儀式。某些醫療行為簡直是神話的隱喻，如在開刀房內放逐病人的意識，或是如巫婆水晶球，可窺見微小血管病變先兆的眼底鏡……。」
他說，如果不是醫學具有一半的神性，哪有可能穿梭於生死之間，如此快速地解決人類當前所受的苦痛。但阿布認為，「也就是人類狂妄地盜出『火種』—生命的奧祕，或許也讓我們像普羅米修斯一樣受到相應的懲罰。」而這懲罰，正是人與人信任崩盤， 層出不窮的醫病糾紛。
強求，只會讓生命更決裂
人心，製造了許多問題，該如何診斷治療呢？
2010 年，阿布飛到了史瓦濟蘭當了9 個月的替代役， 他似乎找到了一道微光。
國民平均壽命只有35 歲，1/4 人口染上愛滋病的國度裡，他萬萬想不到，在那個一定覺得沒有希望的地方，那裡的人忍受病痛及窮困，反而有種安靜又內斂的慈悲，他開始重新學習謙卑地面對疾病與死亡。
不論是在台灣或是史瓦濟蘭，每天逼視生老病死的分量是一樣的，但是他在台灣看見的現象是，所有家屬與病人執意地不願面對老病及死亡，一定要卯足勁地與死神拔河，帶著怒氣與怨氣拒絕承認事實真相。
而始終被認為是台灣社會最聰明腦袋的醫師們，也開始陷入一種狀態，仗恃著醫療設備先進，以及愈來愈膨脹的自信，總覺得一定有辦法救得回來，即使明知不可為，病人身上依然插滿管子，奮力垂死掙扎。
但是在史瓦濟蘭，他看見的是一種對死亡的敬畏。阿布認為，當地人將死亡一事看得比較「自然」，但不意味著「淡然」。親友亡故，他們仍會由衷悲悽，但眼淚擦乾，生活總還是要繼續，「我覺得這樣處理死亡是比較健康的。」
有一次他為了急救病人，大汗淋漓地跑到樓下拖了一瓶氧氣筒上來，但是一拖上來，病人已往生了，家屬向他一鞠躬，知道他已盡力，這是他執醫以來第一次聽到兩個字：「謝謝!」
但在台灣，醫病關係信任基礎迅速崩塌，人與人之間築起高牆， 就像醫學上的「防衛機轉」，一遇到事，先說別人的錯，二是一定要歸責於人，才能平息心中的怨懟，看不見太多對生死的寬容與理解。
對於死亡，阿布認為它並不是心電圖上最終的一直線，「我覺得死亡不是一個決裂的過程。」生命並非到了某一時間點，便突然消失了，而是逐日逐月逐年地，無時無刻不在細小地衰亡。「一個人一定要死掉，他的生命才算是完成。」他說：假若生命是一個長句，死亡便是句末那一個細微卻堅定的句號，有了這句號，句子才算完成。
但台灣醫病之間人與人的關係，現在是強求的、是決裂的，聽不見感謝，而是一刀一命的絕對對立衝突，但強求只是爭得大汗淋漓，勢不兩立結果就是兩敗俱傷。
寬容與慈悲，也許是台灣最大的療癒力量。就像莎士比亞說的， 「慈悲的本質絕無勉強，如同微雨自天空降臨大地，賜下雙重的恩典；施者與受者一同領受，」阿布在史瓦濟蘭看見了。
信任，才接得住人生的路牌
接受訪問時，阿布說起了17 歲那年的多良車站。尤其是當年花東鐵路的盛事—拋接路牌。
當時花東線鐵道只有單線，兩列交錯的火車，可以有默契地彼此等待，完全無誤的接到對方路牌，那就是他最心儀的互動；但是現在台灣的醫病關係，好像是兩列對衝的火車，一不小心就兩敗俱傷。
儘管不信任的醫病關係，讓他不得逼視職業上的選擇，但他懷念當年追風、追火車、追逐島嶼上火車心跳的悸動，用以替代凡間肉體的痛苦，讓靈魂在理解中釋放自由。
他說，時間從來不會懷疑我們，但是人總是遺忘了時間，他知道輕狂歲月不會再有了，但他今生都會向「16、17 歲的我們（指台中一中鐵道探險家）致敬」。因為那段日子讓他開始懂得生命真正的美好，而多良，多多良善，可能就是一切的答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