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政治保險是不夠的。這是謝明機來台灣六年後的心情寫照。
六年前，「九七大限」勾起他的文革夢魘，舉家放棄在香港還算豐盈的生活，二度逃亡到台灣。到了這裡，雖然房子比較大，也擺脫被批鬥的惡夢，他卻擔心台灣近年的本土化會延伸至獨立建國，又認為政府處理官商勾結的能力和意願大大比不上香港的廉政公署，更重要的是一家的收入至少少掉三分之一。然而，他沒有就此認命，今年六月，一家四口重回原本認為的虎口——香港，辦了特區居民護照。他說，如果有機會，最想去的地方是加拿大……。
謝明機的故事，正代表了一群逃避「九七」而移居台灣的香港人的心情和打算。他們從小的生長環境所接受的資訊都和大陸比較接近，在台灣本土化的過程中自覺被排斥，所以常常拿香港的經濟發展、法律制度和行政效率與台灣相比較，和台灣的距離也就隨著移居日久而漸行漸遠。「跟想像的差太遠」是他們今天對台灣的感嘆。
移民台灣就像買一份保險
根據香港移民局的資料，八○年代初到去年，香港移外的人口中，選擇
台灣的次於美、加、澳洲，排行第四。如果單就經濟面來看，移民台灣者以中下階層居多，而從一九六二年迄今的三波移民恐慌中，導因都與中國大陸的動盪政局有關。
一九六二年，大陸人正陷於三反五反、三面紅旗等飢餓和思想鬥爭的折磨中，當時從香港逃亡台灣的，多半是在大陸一九四九年「解放」後潛進香港的國民政府軍公人員。而一九八四年第二波的移民潮，則是香港人對 「中」英兩國簽署︿聯合聲明﹀疑懼的具體行為。到一九九○年，本來漸緩的移民潮，又被中共處理「六四事件」的血腥手法驚醒，來台人數瞬間再升。
這些移民台灣的香港人中，包括部分國民政府公務員的第二代，目前任職水美環保公司海外部的溫天士是其中之一。他不諱言，因為父親曾經領導國軍抗日，他對由國民黨執政的台灣繫著深厚情感，才會在一九八三年踏足這個過去僅止於「聽說」的台灣。除了和國民政府有淵源外，部分飽受文革十年摧折的香港人，也選擇了台灣做為二度逃亡的避難所。謝明機說，當年移民台灣的考量就包括「台灣還算是一個中國人的地方。」
當然，除了民族情感外，移居台灣只需五百萬新台幣的投資額，加上寬鬆的入出境及居留限制，非常符合香港人「買一份彈性政治保險」的標準。而且，這裡也是很好的跳板和加油站。
剛從英國唸完財經碩士返台的梁健昌，七年前決定來台升大學時便畫下未來十年的人生藍圖；包括拿個中華民國身分證，融入台灣社會（順理成章地交了一個台籍女友），畢業後在大型金融機構吸取經驗，再到國外拿個碩士文憑。他認為日後在香港或是跨國企業大展身手時，外國的畢業憑證還是比較吃香。
不管移民台灣的原因是什麼，影響他們評量兩岸三地和本身親疏去留的，主要有三個變數：一是在模糊中掙扎的中國意識；一是既自傲又心虛的「香港經驗」；不過最關鍵的，還是那串無國界的思考模式。在香港回歸六個月後的今天，這些變數如何左右他們的看法？決定他們的去留？
在模糊中掙扎的中國意識
在中國意識上，雖然香港人百年來受英國的殖民統治，但由於毗鄰母國，偶爾還會有「香港的中國人」的掙扎。不過當這些香港人遇上台灣本土化時，本來不太清晰的「中國意識」就特別容易浮顯出來。
與國民政府有淵源的人，就比一般香港人有更深的矛盾和憾恨。早年來台灣升學、目前任教於政大外交系的趙國材，父親曾經是國軍駐華北的大將，面對香港回歸大陸，他很無奈地認為，「情感上當然是希望香港回歸到中華民國手裡，但以目前台灣的政治亂象，管理香港未必會比大陸好。」
錢先生雖然直到四年前才舉家移民台灣，卻也有「今時不同往日」之嘆。一九八六年，他首次來台的感覺是安定、繁榮；今天他印象裡的台灣，卻被宋七力、陳進興、後李登輝時代的黑金與政黨分贓占了一大半。有別於一般香港人，政治不僅是他茶餘飯後的話題，他還加入新黨，是一位積極的義工，在新黨之家聯誼會上常常可以見到他的身影。
十幾年前來台灣念書的香港商業電台記者鄭耀基也感慨地說，當年知道香港要回歸，便留下來看看情勢再做打算，那時候還有「中國人在台灣」的感覺，但現在「就好像外國人在台灣了。」
事實上，「六四事件」也強化了香港人的中國意識；上百萬人上街遊行抗議的同時，也是他們感覺「血濃於水」最強烈的一刻。近年中共刻意改變形象，使得香港人從陌生、恐懼、關心，到現在甚至有些人會轉個角度去觀察它。現任職中廣海外部的陳志光，以前對大陸沒什麼好感，但也引了《人民日報》關於雙十節還容許中華民國國旗在香港懸掛的評論，來質疑台北當局的民主。
當然也有港人抱持不一樣的看法；每隔三、五天就上陸委會資訊中心看香港《東方日報》《蘋果日報》的朱偉彬就有不同的觀察。他以在香港當過七年區議員的經驗分析，在殖民國的統治下，香港雖然有廉政公署與健全的公務員制度，民眾也可以每天到港督府前抗議靜坐，但它同時是個「有自由，沒民主」的地方。他也認為，香港目前的安定頂多只能維持三、五年，「一個國家很難同時運作兩種不同制度。」
儘管如此，套句在台灣媒體工作十幾年的周國偉的話，「香港人的適應能力很強，」所以即使是「六四」這般撼動人心的事件，也隨著時間和回歸的現實從香港人的記憶裡慢慢淡去；何況目前香港已由中共掌控，往後更難再有「反動」的勇氣和氛氳。
既自傲又心虛的香港經驗
除了中國意識，香港人在考量現實時，通常也會把「香港經驗」放進來；香港經驗其實就是沒有意識形態的現實需要。
大一就開始留意台港股市的梁健昌，批評台灣市場的人為和政治干預太多，不及香港健全。雖然近年常有人質疑中國大陸在香港股市、樓價等景氣指標上製造泡沫假象，回歸後情況會更嚴重，但任職京華證券海外部的文中豪卻不這麼認為。他以十一月東南亞股災所引起的金融風暴為例，「港股仍然是財政司曾蔭權等原班人馬在操盤，還可以聞得到港人治港的味道。」他對香港的「一國兩制」充滿信心。
公共建設也是他們稱量台港價值的砝碼。去年畢業、在華僑保險公司當行銷員的張建業就很不解，為什麼忠孝西路上大亞百貨通往台北車站的天橋沒加蓋雨棚。生長在彈丸之地，接受的是殖民國教育，香港人只有議政的自由，沒有決策的權力；大建設是政府的事，他們習慣只關心最實際、最切身的問題。
三十多年前從香港遷台的老國民黨員吳展椿也感嘆，雖然香港人適應能力強，但兩邊的政治、經濟，甚至社會文化都很不一樣，不是非要移民台灣不可。在九七前，他便力勸幾個香港朋友不要到台灣，他認為單從台港人民的出入境申請手續來看，台灣方面就沒有給香港人相對的方便。
不過也有部分香港人在提到香港經驗時有點猶豫，有點心虛。剛從英國回來的梁健昌雖然誇耀香港新機場和青馬大橋的建設效率有多傲人，不過在眉飛色舞之後，他還是將它們歸類為「那是英國人的事」。
香港經驗中，還包括了他們在香港所碰觸到的中國大陸。即使來了台灣，這些香港人仍四下打聽《明報》《星島日報》《九十年代》等港產讀物，他們比一般台灣人關心大陸新聞，更會比較兩岸三地的優劣。
張建業就認為，中國大陸副總理朱鎔基、外交部長錢其琛和外經貿部長吳儀等人，都是未來改革成功的才將。他欣賞大陸的政策方針有全盤的計畫，像上海浦東開發區的建設就是因此得以貫徹完成。至於一般批評中共「一致通過」的非民主決策，張建業的看法是，槍口一致對外，總比台灣光是各政黨內就鬥個沒完沒了來得有效率多了。「效率」，當然也是香港經驗的其中一面。
移民性格下的無國界思考
毫無疑問的，中國意識和香港經驗的確在香港人心中形成拉鋸戰，讓他們在兩岸間游移。不過，如果要問他們為什麼沒有「根」在台灣，或許，香港社會本身的移民性格所產生的無國界思考，才是決定的關鍵。
無國界思考，首先反映在他們的工作性質上。梁健昌和文中豪都先後在證券公司的國際部工作，溫天士也是環保公司與外國人打交道的主將，連來台十多年的陳志光，在中廣待了快十年的部門也是海外部。他們有些人稱台灣為「跳板」；多與國際人士接觸，自然比較容易找到下一個浮標。
時事評論家 Richard Hughes 曾經描述香港是生存在「借來的空間，借來的時間」裡；這可以從墓碑上絕少有人以「香港」為籍貫看出。香港人也認為祖宗根源自大陸；從他們拿的是「永久居民身分證」而非「國民身分證」中，可以推想而知。
更明顯的例子是，香港人形容近幾年來的中國大陸移民為「新移民」，其中自然相對著舊移民的存在。這一切所反映的飄泊性格，可以從八十年代初「中」英開始就九七問題談判，和一九八九年六四事件瞬間掀起的移民潮獲得印證。
一百多年來，香港人在英國的殖民統治下接受的是公民教育，而非國民教育，即使到了一九八一年，港督麥理浩爵士還曾公開表示，「我們不是要製造偉大的作曲家，只是希望造就優秀傑出的表演者。」而香港人在身分認同上，天生就比較遲鈍。
哪裡有機會就去哪裡
尤其是香港的年輕人，他們除了工作崗位上的跨國思考外，還應和《異鄉人》作者卡繆的「我們的王國是在這地上的世界」而高聲喊出：「我是國際人，我是地球人。」「跳」與「變」或許比中國意識或香港經驗更貼近他們的信仰。張建業就說，他和女友在交往之前已經溝通好，他是會到處「跑」的人，如果不「嫁雞隨雞」的話，就不要浪費時間了。他已在月前向新加坡政府申請技術移民，因為那裡可以提供他「一個安定發展事業的空間」。
香港人追求安定嗎？溫天士一家雖然在台灣定居已經快十年，但是當老師的溫太太仍然感嘆，當年的逗留「不是一個很聰明的選擇，」她說，希望以後有機會可以移民美國。文中豪目前也將台灣視為一個可以讓他升級、準備好再出發的中繼站；他連電腦都是筆記型的，因為ＰＣ攜帶不方便。「哪裡有機會，我就去哪裡」或許就是大部分香港人的由衷之言。對他們來說，保險永遠是不足夠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