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理論對於政府與人民之間的關係，有一支名為契約論的學派，其立論基礎乃將人民比喻為羊群，政府則是牧羊人，雙方在契約的精神之下，羊群同意將管理的大權交給牧羊人負責。但現實的狀況是在雙方簽訂契約之後，大權在握的牧羊人即會對柔順的羊群展開嚴格的控制，甚至化身為披著羊皮的狼，一旦嗜血的殘忍狼性顯現出來，則無所忌憚的弱肉強食自然就會發生。交出生殺大權的羊群們除了任人宰割外，要改變被屠殺的命運，唯有靠著再跟另一個牧羊人簽訂新的契約，讓握有大權的新牧羊人去對抗原有的牧羊人。
主政者嗜血的狼性
這個理論相當程度地反映了政府與人民的關係。人類為了維持群體生活的共同秩序，創設了一個管理體制，並同意由這個管理體制掌握統治的大權。但權力經常是與腐敗、極權結合而來，原本應該是服務人民的體制，很容易變成具有兇狠狼性的怪獸。因此，許許多多由於政府的錯誤，而對柔順如羔羊的人民造成莫大傷害的例子，在人類的歷史上就不斷重複出現。例如二次世界大戰時的日本，由於奉行軍國主義的政府在統治權力上的野心，發動了侵略中國的戰爭，造成中日兩國人民的浩劫，生命財產的損失難以估算。甚至到了今日，在國際社會頻頻要求日本政府對當年的侵略罪行公開道歉之時，日本政府不僅未曾正式「道歉」，還刻意地在教科書中抹去這段不光榮的歷史，想辦法為其政府過去的「狼性」脫罪。
就像狼的天性會主動攻擊、吞噬羔羊一般，一個權力失去平衡、不懂得聽人民需求的政府，自然也會做出傷害人民的決策，而且可能根本就不覺得這樣做有哪裡不對，更遑論向人民說道歉了。
換個角度看，就算是政府為自己所犯的過錯道歉，又有什麼用呢？前幾年，美國政府向那些在五○、六○年代美、蘇冷戰中，被聯邦調查局冠上間諜罪名，以致失去生活、工作甚至生命的數百位好萊塢電影界人士公開道歉，為他們的遭遇深深地哀惜。然而就如同《紐約時報》所評論的，這樣的道歉根本無濟於事，只是再一次顯現政府的無能而已。因為，所造成的損失根本無法彌補，當時事件中的受害人，大都不在人間，道歉對已死的人並不具任何意義；其次，如果受害人沒有因而喪命，如今也已經垂垂老矣，對於他們被破壞掉的聲譽、青春、家庭、事業，可能是再多金錢都無法挽回的。
因此，當一個政府做了某項錯誤的決策，然後在幾年、或是幾十年後才認錯，我想說的是「謝了！不必了！」因為再怎樣誠摯的道歉，都無法彌補已經造成的傷害，也不可能讓事情重來一次，更無法為政府的錯誤洗嫌脫罪；最糟的是，即使政府道了歉也還不知道要改。更進一步說，要將政府決策的錯誤機率降到最低，當政者應該要有今日遠比過去、明日重要的認知，因為當下的決策才是決定未來成敗的關鍵。同時，政府身為人民的牧羊者，應該隨時戒慎自己，摒除以個人好惡為標準、過度主觀的狼性，並且從廣大人民的真正需求去考量。
真心傾聽人民的聲音
要能瞭解人民真正的需求很簡單，關鍵在於真心地「聆聽」人民的聲音。我所謂的聆聽，不是在位者以自己的認知或意願，去解讀聽到的訊息，因為這種主觀的解讀經常會失真。更不是在位者選擇自己聽得懂、想要聽的部分就好，不想聽的、聽不懂的、或意見相反的就統統丟到一旁，因為這種聽法所得到的訊息是經過選擇的，它會失去溝通訊息的全貌及原意。對於意見不同的人，在位者應當如同企業界珍惜抱怨的顧客一樣：會抱怨的顧客才是好顧客，也才可能是會再上門的顧客。
仔細地聆聽、願意聽不同的意見，是政府避免錯誤決策、造成人民重大傷害的有效方法。一九九四年七月美國國家安全顧問會議，提供了最好的實證。當時會議上正討論在北韓拒絕簽署核子禁武協定，同時揚言如果聯合國制裁，就對南韓發動戰爭的情況下，美國是否應該立即進行軍事部署，並對北韓宣戰。與會的戰略顧問評估，如果發動戰爭，美軍至少五萬名、南北韓合起來則至少會有二十萬名士兵傷亡，這些估計並不包括相關的財物損失。但北韓這種枉顧核子危機，同時具有公然挑釁意味的威脅，美國自然不能接受，因此與會人員傾向對北韓發動戰爭。就在柯林頓總統決定對北韓動武之前，會議室接到美國前總統卡特由平壤打來的電話，要求美國不要動武，因為北韓已經同意在核子禁武協定上讓步，並配合聯合國的要求。
爭千秋，不要爭一時
由於卡特這通不同意見的電話，加上柯林頓願意聆聽採信，使得一場可能死傷無數的戰爭就這樣化於無形。如果當初柯林頓沒有聆聽卡特的反對意見，主觀地認為應該立即開戰才能將美國的損失降到最低，那麼接下來可能會像越戰一樣，又是一場人民死傷無數、財物資源虛耗的戰爭。這樣的損失豈是事後的道歉所能彌補的？
中國有句話說：「知錯能改，善莫大焉。」對於影響層面較小的個人言行而言，這種說法當然沒錯；但對於攸關廣大人民生計的政府決策而言，犯了錯就很難再有重來一次的機會，因為那樣巨大的成本沒有人承擔得起、而且任何事後的賠償或是道歉也都無濟於事。以台灣目前面對的中國大陸情勢而言，這種想法更為重要。因為台灣實在沒有嘗試政策錯誤，然後在幾年後由政府道歉了事的本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