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政府曾在一九九四年年底，訂下計畫要成為亞洲區域性的藝術中心，不到兩年的時間，一九九六年，它又宣布要成為世界級的文化中心。
一如過往的經濟目標一樣，善於「計畫」的新加坡政府，現在試圖製造藝術環境，讓新加坡在工作及居住方面，更具吸引力。「藝術幫助我們成為腦力服務的中心。我們需要全世界的人才來滿足這裡的需要，在這裡工作、生活。沒有藝術，我們無法創造奇蹟。」資訊和藝術部郡長楊榮文作此表示。
為達這個目的，新加坡政府指定新幣一億(約台幣二十億)經費建立新的文化設施。在一九九六年一年內，辦了兩場大型的藝術博覽會，展示有名的世界級晝家高更、畢卡索等人的藝術創作。它也試圖吸引全世界的藝術家或藝術團體到新加坡演出；「歌劇魅影」曾上演，「阿依達」也即將登場……。
經濟發展局不僅贊助藝術表演活動，也開始征召世界各國優秀的藝術工作者進入新加坡。電視台開始出現觀察藝術活動的角度，探訪一些從事劇團的年輕人為什麼願意領很低的薪水，去從事藝術的活動等。
新加坡政府為新加坡的文化定了時間表，卻開始出現疑問的聲音：文化建設能這樣搞嗎？在安格魯華文學校教華文的蔡深江表示：「大概沒有哪一國政府敢像新加坡這樣，因為文化的發展，五十年、一百年都嫌短。」
其實，新加坡政府從不直接鼓勵人們從事藝術創作工作，在教育政策及人才培育政策上，它一直將焦點放在高科技、金融、管理及科學等專業人才的養成。現在，就算是企圖讓新加坡成為世界的文化中心，也只是提供區域國家在藝術方面需要的服務；本土性的文化生產，在新加坡並沒有土壤。
因為，從建國到現在，李光耀的「地小，沒有資源，除了人，新加坡沒有其他的優勢條件」這一套「資源有限定律」的危機論述，引領著新加坡建國的行進腳步。於是：在新加坡，所有的人力資源幾乎都投入經濟發展這個國家所設定的目標上。這種定律認為，正是因為新加坡人力資源有限，所以必須做出選擇，有效地利用這些人做發展，而創作、生產的工作比轉口的工作費力、費時。正如在中學教書、課餘寫劇本的柯思仁所說：「不管是研究機構、大學、商界或藝術界，新加坡沒有特別的計畫或政策鼓勵創造。」
在這種基礎下，對藝術的思考自然也是如此，新加坡因此「成為這個區域藝術表演活動的提供者」。柯思仁表示：「政府的講法，就是吸引區域性的觀眾都跑來新加坡觀看某個藝術，也就是個藝術的轉口中心。」「演完了就轉口到別的國家去了。」對於這樣的藝術表演為這個國家留下什麼東西，柯思仁留下疑惑的表情。
官方所舉辦的藝術活動可能只成為觀光客的旅遊活動之一。一九九六年七月由國家藝術協會花費五十萬新幣所舉辦的藝術博覽會，參觀人口只達六千五百人，大部分的新加坡人顯然不感興趣。
另外，新加坡政府基本上還是將藝術活動視為一種重要的經濟活動。經濟發展局的管理經理湯成南就曾說過，經濟發展局將藝術博覽會這一類活動視為是在旅遊、運輸及展示服務領域中所產生的經濟副產品。
物質成就之外
但是，當政府還是像一個大型公司，帶領新加坡人追求藝術像是追求更多的資產、更高的物質成就之時，卻開始有人停下來，回首反省三十一年來在國家一貫目標形塑下，種種不利於新加坡本國文化及藝術土壤的文化體質、生活空間及藝術環境。
任職於新加坡聯合早報副刊編輯的劉偉樺(化名)，中學在有名的女校就讀，一直是前五名的學生，也是新加坡政府積極栽培的人，在這制度底下，學校老師都告訴她，「讀書，就能成功」。但是，新加坡國立大學畢業後，她卻發現一間私人公寓竟要八十多萬新幣(約合台幣一千六百多萬)，要怎麼買？她覺得，以前體制答應她把書讀好，就可以得到這些東西，可是現在竟如此遙遠。星期五週報的記者朱志偉也表示：「要背一身債，才能得到一間私人的共管公寓。」
新加坡政府一直鼓勵追求「立即看得到」、「實用」的東西，讓新加坡人也用此衡量自己，忽略掉「看不到的東西」，不知道生命中可能有的另類選擇。因此，當新加坡政府為了趕上「文明的」已開發國家列車，鼓吹說處處有音樂、優雅社會時，許多新加坡人仍覺得那是物質滿足後才需要的「奢侈品」。
新加坡最有名的年輕作家菲立普．惹耶勒南，在「亞伯拉罕的應許」(Arbraham’s Promise)一書中，呈現的正是當代新加坡，在付出政治壓抑及精神空虛的代價下，追求物質成就所形構的蒼白圖像－－害怕跟別人不一樣，害怕真實的自我，並且害怕權力的擁有者。
菲力普所描繪的這幅圖像，活生生地在現實生活中出現，訴說著新加坡人在物質成就外，自我界定、表露的困難。
新加坡政府著眼於太多的政治考量、種族顧慮，拒絕很多來自於民間自發性的活力。在小劇場的表演中，創作者得非常小心於是否會在種族、性或政治的議題表現上「侵犯」到觀眾，而遭到投書禁演的命運。
只能往內心挖
單調的生活空間，也扼殺了個人在藝術創作的動力與可能。曾經在台灣讀書，從事文學創作的蔡深江，在讀大學期間一直覺得可以有不同的生活形態、另一種可能。但是，回到新加坡住愈久，卻發現沒有什麼理由要跟別人不一樣。他說：「我發現我唯一能保有不一樣的，就是繼續閱讀、繼續創作。」
蔡深江說出新加坡創作者的恐懼。他說：「充實，其實是相對性的東西，在新加坡，每天工作，從早忙到晚，休息時就娛樂，好像很美好。」「一切都那麼美好，寫什麼呢？再寫就是歌功頌德。」創作空間的緊縮，使他的創作源泉只能往內心深處挖掘。
柯思仁編劇、八月中在「電力站」（Substatiｏn)上演的劇場「市中隱者」，則可以看出柯思仁的創作態度與思考的問題：一個人生活在這種壓迫的空間中，到哪去找一個可以獨處、屬於自己的空間？
劇中由一位中國的詩人談起，他喜歡在家裡光著身體走來走去，朋友來訪，見他這副模樣而責怪他，只見他理直氣壯地說：「你們這些人，跑進我的褲子裡面來幹什麼？」……時間回到當代，在南方都市的人為了得到隱身術的秘訣出盡法寶，他們追問是不是得捨去一切才能真正隱去？
柯思仁表示，在這種環境下，「滿無力的，無力到後來就會讓創作變得很隱諱。」他表示，他本身並沒有刻意去碰政治，而且，人生活在一個空間裡頭，周遭自然都跟政治有關。但是，他很清楚知道界限在什麼地方，生活在這樣一個政治環境下，得用很多隱喻的方式來表現。
已經成為新加坡藝術工作者的標誌、「邊緣意象」的作者郭寶崑也表示，要做個出眾的創作者，是要常常使自己保持在邊緣狀態中的人，只有在邊緣狀態，隨時可能傾向某一個社會時，才能敏感、活躍，思考也比較深刻。但是，新加坡沒有邊緣，只有中心，「所有不是中心的都不是東西。邊緣族群完全沒有存在的餘地。」柯思仁無奈地表示。
「要當個痛苦的蘇格拉底，還是做一頭快樂的豬，看你願意付出什麼代價囉。」柯思仁反過來思考認為，若你在新加坡物質過得非常豐裕，根本不用思考生活空間的問題，「也無所謂了。」
懶得製造神話
不論是環境或政府的態度，都呈顯出新加坡「養不活」真正的本土藝術人才。蔡深江的作法則顯出新加坡人的務實作風，他表示，就算是他的學生，呈現出獨特的創作天賦或興趣傾向，他也不鼓勵他直接從事藝術文化的工作。「我鼓勵他們先賺錢，再去做自己想做的事。」
務實的新加坡政府與人民，懶得製造神話，結果，誠如蔡深江所言：「對文化沒有深刻的渴求與慾望，就反思不出偉大的作品。」
試圖不斷製造經濟誘因，以吸引外來藝術人口成為這個國家藝術資源，建立亞洲藝術之都的新加坡政府，呈顯了施政一貫的決心。但是，高科技人才可以移植，藝術創作人才卻不能。誓言在西元兩千年成為亞洲的藝術中心的新加坡政府當局，在看到三十一年來自己每一項計畫、宏願一一實踐時，大概不太能接受這可能是一項不會成功的願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