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尚知識的文化傳統，在過去的台灣經濟奇蹟，以及今日正欲提升的國家競爭力，都扮演了推波助瀾的角色。
回顧前路，有兩波海外人才回流風潮，影響著台灣現代化發展的歷程。七０年代，李國鼎以科技教父身分當家作主，是海外人才回流的第一波黃金時期。當初如果沒有李國鼎突破萬難、衝破舊制、創立科學園區等作為，台灣要建立高科技產業，可能仍遙遙無期。直至現在，這些人依然散布於學、政、企業界，引領風騷。
第二波「鮭魚回游」的高峰，就在這兩三年間，因李遠哲而鋪天蓋地席捲而來。
兩年半前，散發諾貝爾化學獎桂冠知識光耀的李遠哲體悟「該是回家的時候」，銜命回國接掌中研院。在某種程度上，他重新詮釋了李國鼎當年的角色，不僅親自跨海獵才，說服海外學有專精的研究人員，回國主持中研院各研究所，並且提供資源，責成這群以科研為主體的「夢幻」隊伍，整合久長以來各自為政的研究領域，提振學術素質。
在李遠哲的使命呼召之下，中研院一百六十多名院士中，原本有超過七０%長期滯留海外；在這兩三年間有近二三十位院士、資深研究員返回中研院，扛起研究發展的重擔。
例如被喻為二十世紀未最光彩奪目的生物技術研究與應用，這群人就充當了「普羅米修斯」，率先將生物高科技引進國內。又如，分子生物所研究基因轉質，與生物科技應用，就在台灣學界、企業界造成一股生物科技熱；生物醫學所研究基因、疫苗，並用於醫學治療、流行病預防。此外，物理所也擠進國際尖端研究殿堂，在諾貝爾物理獎得主丁肇中領銜下，與美國能源部、航太總署合作，斥資四千萬元尋找太空反物質(AMS計畫)。
精英回流
這群年齡集中在四十至六十歲的中壯年人才，在國外多已卓然有成，不是擁有獨特的國際學術聲譽(人類學家張光直、植物生化學家楊祥發是其中佼佼者)，要不就是大型研究計畫的主持人(如海洋大氣學者吳京、生化學者劉德勇)，領導世界尖端的科學、人文領域。他們人數雖少，但影響力卻已從中研院，逐漸輻射到全台灣。兩年前回國的數理組院士吳京，已然鯉魚躍龍門，在內閣掌管教育大計，是其中最顯著的範例。
這批當今學術領導班子的成長背景，經歷了台灣戰亂後重建、貧困、白色恐怖等關鍵時刻；大學畢業以後，負岌海外求學，在海外菁英社區爭出一片天。對國家社會有濃厚的責任使命(或許也有一種溫暖浪漫的鄉愁)，使得這群正值事業巔峰的研究人員，可以放棄國外高薪工作，束囊返國。
雖說是貢獻國家社會的使命感驅使，但台灣整體大環境的改善，其實也提供了許多揮灑的機會。
美國近年「時機歹歹」，有些領域的研究經費縮減近半，就業市場日益困扼；反觀國內，挹注在學術研究的經費，每年成長約一０%，致使一批高素質人力不得不考慮回國發展。從美國賓州州立大學返國的物理所長鄭天佐就深刻感受，台灣研究經費較穩定，不像美國時多時少。
以一償屍願。
正如中研院總辦事處處長李國偉分析，中研院在過去十年已打下良好基礎，經費從十三億增加到三十四億台幣，每年投資在研究經費上也有十三億。已蓄積足夠的資源，虛位以待海外人才。
正是做事的時侯
台灣大學大氣科學系教授林和深一層剖析，台灣從事科研的三大條件已臻成熟：物質條件(申請國科會研究計畫經費通過率達六０%以上，美國為二０%)、人力資源(科學界的中產階級已漸形成，受過專業訓練的隊伍隨時可組成有效的團隊)、資訊聯絡，這些內外在環境，都足堪承載大師級的人物回國領導。
「Being right time at the right place.」(適時適所)更是一大誘因。對這批頂尖研究員來說，李遠哲這三個字不啻是一把保護傘，在尚未「收傘」、最可以做事的時候回國，更是擁抱這群人才的重要關鍵。
當李遠哲到柏克萊來找目前分生所所長沈哲鯤的時候，他因為太太尚未準備妥當，起先並不願意回國。但是李遠哲告訴他，這兩三年是做事最好的時機，如果錯過，可能就沒什麼事可做了。沈哲鯤於是回國主持分生所，並延聘國外研究員，建立生物技術的研究方向。
當然，李遠哲並不只是打高空，用理想使命來「釣」這群平均年薪十幾萬美金的研究人員；李遠哲第一年就撥給沈哲鯤四百五十萬台幣的研究經費(現為一百五十萬)，此美國給他的多出一倍半。這幾百萬的經費，足讓沈哲鯤嘗試一些新的實驗，接觸面也比在美國時要廣。他現在進行的紅血球基因研究，就是嶄新的實驗。
「在台灣做研究比較exciting，可以嘗試很多新東西。」在美國住了二十年的沈哲鯤說，台灣儀器設備先進，做研究風氣也盛，現在回國，正是時機。
此外，解嚴後開放的學術風氣，也是牽動這群「鮭魚」迴游的一股潮流。
四十六歲的何美鄉就是嚮往解嚴後的自由空氣，特地回到中研院。高中時就到美國讀書，在美國聯邦政府疾病管制中心工作的何美鄉，一直想回台灣，但卻缺少良機；解嚴對她而言，不啻海闊天空，可以反映知識的良心。她接下比在美國少四五%的薪水，回到生醫所擔任研究員。
「回國一點也不掙扎，是很簡單的選擇。」日正當中，戴了太陽眼鏡、穿著今夏流行的涼鞋，何美鄉走進管制森嚴的生醫所。她強調，回家並不是放棄什麼，而是為了個人發展，在這裡，她可以做先進的疫苗研究，辦公室也隨時開放給外面的研究者來查詢資料。
四年前，被中研院的硬體設備深深吸引，儘管朋友繪聲繪影地說台灣學術環境並不單純，孔祥智和小說家太太還是把德州的房子賣了，到分生所工作。
為了建立所裡的免疫研究動物房，孔祥智親手畫設備藍圖，自己監工，雖然一切都要靠他，但在美國，他不可能有這種機會。在實驗室裡，他盡情研究任何一段基因，然後改變基因，提供台灣基因轉植的研究基礎。這種參與的感覺，讓他相信他的抉擇正確無誤。
「如果在台灣做的研究不能超越美國，我就不會留在這裡。」四十出頭的孔祥智肯定，他的實驗室有三個學生、一個博士後研究生，暑假還開放給兩個高中生跟他一起做題目。
典型在今朝
就像兩股洋流相遇，相互牽引牽制，這群海外空降部隊，對國內學界造成的衝擊，也有正反兩極的評價。反對者批評，他們搶食資源大餅；某些研究所還被戲稱為美國殖民地，說的是英文，用的是美式思考模式，研究方向也都跟著美國走。一位國立大學科學研究人員就質疑，中研院的研究所應強調長期基礎、多領域的共同合作，但是在台灣討論學術發展最終都變成搶資源。
「我們從海外請來的裁判，經常自己下場打球。」他不以為然地比喻。
雖有瓜分大餅的疑懼，但喝采者卻覺得，能與這些大師級的人物並肩作戰，受他們耳濡目染，才知道什麼是學術研究的典範。
儘管如此，這群人標舉「嚴謹治學風格，就事論事精神」的專業價值觀，在學界已蔚為風潮。「We try to be professional(要專業)。」孔祥智總結，他們希冀在台灣帶動的，就是高度專業的價值觀。
榮民總醫院研究員周成功觀察，學術界需要有魄力的領導人，成為帶動風潮的導師，建立台灣學術傳統。這群研究菁英是否符合這樣的期望，或許迭有爭議。但他們為學界注入的專業研究精神，卻已成為落地的種子。
中研院或部分大學，以前研究者升等是靠「數數目」，以論文發表篇數為主要依據；現在，在歸國院士與所長的要求下，至少要有一篇夠分量的論文，經過所(系)、院與國際評審通過，才核准升等。
除了引進專業的價值觀，這群學術菁英還刺激國內學界去思考層級化的可能，將學術社群結構，根據研究表現來層級化；教育部設立國家講座制度，教授區分等級等，都是學術層級化的概念。「以前文人相輕，誰也不服誰；現在該聽誰的，大家心裡都很清楚。」一位國立大學教授肯定，從大師、準大師一直排到小助教，學術階級明確，才有可能做出高水準的研究。
大師的團隊戰
將台灣學術研究推上國際祭壇，無疑是這群人諄諄自許的重責大任。
六年前回國主持物理所的院士鄭天佐，以他在表面物理的特長，組織了中研院十人研究群，成為國際知名的實驗室。以前物理所在國際知名的「物理評論通訊」(Physical Review Letters)，兩三年才發表一篇文章，現在整個所一年可以有十篇，和美國州立大學已相差無幾。
「我希望我們的研究具有原創性，可以帶動國際風潮。」沈哲鯤同樣以登國際殿堂自我期許，他現在指導五個博士後研究生，希望研究員都能找到重要發現。
雖然這群人在各領域都可以自成一家，但是他們回國打的卻是團隊戰。
數學組研究員李國偉觀察，過去國內研究偏重單兵作戰，在他們回國後，已出現整合的趨勢。李遠哲大力推動整合力量，執行主題研究，經費已經增加到三億元(占所有研究經費的四分之一)，希望透過集體努力，獲致輩聲國際的重要突破。人文學科有院士張光直整合史語所、民族所與社會所，進行跨所的主題計畫；新近被任命為副院長的院士楊祥發，則領導生命科學五個研究所，做生物科技的主題研究。
雖然懷著滿腔貢獻社會的熱情，也有施展工夫的舞台，但他們對台灣整體環境，或許還抱著將信將疑的心情，且難免有扞格。
打破「同流合污」迷思
這些人最適應不良的，就是台灣「軟體制度太落後」；在挫折的過程中，他們也必須付出額外精力，去制定一些規範。六年前回國的何美鄉舉例，她做疫苗研究的應用，但國內根本還沒到規範疫苗使用的程度；她只好赤手空拳，自已建立相關的評估制度與規範。「在國外只要專心競爭就好了，在台灣就要繞一點路。」何美鄉笑說。
而他們最擔憂的，就是李遠哲這頂保護傘可以頂多久？政經風向若改變，會不會吹亂學術研究的一池春水？畢竟，「重量級學者」願意回國，多是看在李遠哲的情分，相信他的學術眼光。事實上，大環境情勢也不見得是榮景一片，國家財政赤字上兆，申請經費也不是「人人有獎」；李遠哲執掌中研院，只有第一年經費增加一０%，此後就沒有成長；今年李登輝總統也要李遠哲在編預算之前，「先送到總統府來商量」。
他們能否開創李國鼎之後，另一個海外人才創造台灣奇蹟的局面，仍變數重重；但可以確定的是，他們已經突破了一個台灣迷思。
「以前我們不相信這樣的人，會回來做這樣的事。」李國偉肯定，在決定回國的同時，這群資深研究者都曾被警告，「台灣很黑、要同流合污才能生存。」然而，他們回國了，並且「較沒有包袱」地做出一點事，就已打破了這個迷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