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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歸鄉之路

文 / 蕭富元    
1996-0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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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歸鄉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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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尚知識的文化傳統,在過去的台灣經濟奇蹟,以及今日正欲提升的國家競爭力,都扮演了推波助瀾的角色。

回顧前路,有兩波海外人才回流風潮,影響著台灣現代化發展的歷程。七0年代,李國鼎以科技教父身分當家作主,是海外人才回流的第一波黃金時期。當初如果沒有李國鼎突破萬難、衝破舊制、創立科學園區等作為,台灣要建立高科技產業,可能仍遙遙無期。直至現在,這些人依然散布於學、政、企業界,引領風騷。

第二波「鮭魚回游」的高峰,就在這兩三年間,因李遠哲而鋪天蓋地席捲而來。

兩年半前,散發諾貝爾化學獎桂冠知識光耀的李遠哲體悟「該是回家的時候」,銜命回國接掌中研院。在某種程度上,他重新詮釋了李國鼎當年的角色,不僅親自跨海獵才,說服海外學有專精的研究人員,回國主持中研院各研究所,並且提供資源,責成這群以科研為主體的「夢幻」隊伍,整合久長以來各自為政的研究領域,提振學術素質。

在李遠哲的使命呼召之下,中研院一百六十多名院士中,原本有超過七0%長期滯留海外;在這兩三年間有近二三十位院士、資深研究員返回中研院,扛起研究發展的重擔。

例如被喻為二十世紀未最光彩奪目的生物技術研究與應用,這群人就充當了「普羅米修斯」,率先將生物高科技引進國內。又如,分子生物所研究基因轉質,與生物科技應用,就在台灣學界、企業界造成一股生物科技熱;生物醫學所研究基因、疫苗,並用於醫學治療、流行病預防。此外,物理所也擠進國際尖端研究殿堂,在諾貝爾物理獎得主丁肇中領銜下,與美國能源部、航太總署合作,斥資四千萬元尋找太空反物質(AMS計畫)。

精英回流

這群年齡集中在四十至六十歲的中壯年人才,在國外多已卓然有成,不是擁有獨特的國際學術聲譽(人類學家張光直、植物生化學家楊祥發是其中佼佼者),要不就是大型研究計畫的主持人(如海洋大氣學者吳京、生化學者劉德勇),領導世界尖端的科學、人文領域。他們人數雖少,但影響力卻已從中研院,逐漸輻射到全台灣。兩年前回國的數理組院士吳京,已然鯉魚躍龍門,在內閣掌管教育大計,是其中最顯著的範例。

這批當今學術領導班子的成長背景,經歷了台灣戰亂後重建、貧困、白色恐怖等關鍵時刻;大學畢業以後,負岌海外求學,在海外菁英社區爭出一片天。對國家社會有濃厚的責任使命(或許也有一種溫暖浪漫的鄉愁),使得這群正值事業巔峰的研究人員,可以放棄國外高薪工作,束囊返國。

雖說是貢獻國家社會的使命感驅使,但台灣整體大環境的改善,其實也提供了許多揮灑的機會。

美國近年「時機歹歹」,有些領域的研究經費縮減近半,就業市場日益困扼;反觀國內,挹注在學術研究的經費,每年成長約一0%,致使一批高素質人力不得不考慮回國發展。從美國賓州州立大學返國的物理所長鄭天佐就深刻感受,台灣研究經費較穩定,不像美國時多時少。

以一償屍願。

正如中研院總辦事處處長李國偉分析,中研院在過去十年已打下良好基礎,經費從十三億增加到三十四億台幣,每年投資在研究經費上也有十三億。已蓄積足夠的資源,虛位以待海外人才。

正是做事的時侯

台灣大學大氣科學系教授林和深一層剖析,台灣從事科研的三大條件已臻成熟:物質條件(申請國科會研究計畫經費通過率達六0%以上,美國為二0%)、人力資源(科學界的中產階級已漸形成,受過專業訓練的隊伍隨時可組成有效的團隊)、資訊聯絡,這些內外在環境,都足堪承載大師級的人物回國領導。

「Being right time at the right place.」(適時適所)更是一大誘因。對這批頂尖研究員來說,李遠哲這三個字不啻是一把保護傘,在尚未「收傘」、最可以做事的時候回國,更是擁抱這群人才的重要關鍵。

當李遠哲到柏克萊來找目前分生所所長沈哲鯤的時候,他因為太太尚未準備妥當,起先並不願意回國。但是李遠哲告訴他,這兩三年是做事最好的時機,如果錯過,可能就沒什麼事可做了。沈哲鯤於是回國主持分生所,並延聘國外研究員,建立生物技術的研究方向。

當然,李遠哲並不只是打高空,用理想使命來「釣」這群平均年薪十幾萬美金的研究人員;李遠哲第一年就撥給沈哲鯤四百五十萬台幣的研究經費(現為一百五十萬),此美國給他的多出一倍半。這幾百萬的經費,足讓沈哲鯤嘗試一些新的實驗,接觸面也比在美國時要廣。他現在進行的紅血球基因研究,就是嶄新的實驗。

「在台灣做研究比較exciting,可以嘗試很多新東西。」在美國住了二十年的沈哲鯤說,台灣儀器設備先進,做研究風氣也盛,現在回國,正是時機。

此外,解嚴後開放的學術風氣,也是牽動這群「鮭魚」迴游的一股潮流。

四十六歲的何美鄉就是嚮往解嚴後的自由空氣,特地回到中研院。高中時就到美國讀書,在美國聯邦政府疾病管制中心工作的何美鄉,一直想回台灣,但卻缺少良機;解嚴對她而言,不啻海闊天空,可以反映知識的良心。她接下比在美國少四五%的薪水,回到生醫所擔任研究員。

「回國一點也不掙扎,是很簡單的選擇。」日正當中,戴了太陽眼鏡、穿著今夏流行的涼鞋,何美鄉走進管制森嚴的生醫所。她強調,回家並不是放棄什麼,而是為了個人發展,在這裡,她可以做先進的疫苗研究,辦公室也隨時開放給外面的研究者來查詢資料。

四年前,被中研院的硬體設備深深吸引,儘管朋友繪聲繪影地說台灣學術環境並不單純,孔祥智和小說家太太還是把德州的房子賣了,到分生所工作。

為了建立所裡的免疫研究動物房,孔祥智親手畫設備藍圖,自己監工,雖然一切都要靠他,但在美國,他不可能有這種機會。在實驗室裡,他盡情研究任何一段基因,然後改變基因,提供台灣基因轉植的研究基礎。這種參與的感覺,讓他相信他的抉擇正確無誤。

「如果在台灣做的研究不能超越美國,我就不會留在這裡。」四十出頭的孔祥智肯定,他的實驗室有三個學生、一個博士後研究生,暑假還開放給兩個高中生跟他一起做題目。

典型在今朝

就像兩股洋流相遇,相互牽引牽制,這群海外空降部隊,對國內學界造成的衝擊,也有正反兩極的評價。反對者批評,他們搶食資源大餅;某些研究所還被戲稱為美國殖民地,說的是英文,用的是美式思考模式,研究方向也都跟著美國走。一位國立大學科學研究人員就質疑,中研院的研究所應強調長期基礎、多領域的共同合作,但是在台灣討論學術發展最終都變成搶資源。

「我們從海外請來的裁判,經常自己下場打球。」他不以為然地比喻。

雖有瓜分大餅的疑懼,但喝采者卻覺得,能與這些大師級的人物並肩作戰,受他們耳濡目染,才知道什麼是學術研究的典範。

儘管如此,這群人標舉「嚴謹治學風格,就事論事精神」的專業價值觀,在學界已蔚為風潮。「We try to be professional(要專業)。」孔祥智總結,他們希冀在台灣帶動的,就是高度專業的價值觀。

榮民總醫院研究員周成功觀察,學術界需要有魄力的領導人,成為帶動風潮的導師,建立台灣學術傳統。這群研究菁英是否符合這樣的期望,或許迭有爭議。但他們為學界注入的專業研究精神,卻已成為落地的種子。

中研院或部分大學,以前研究者升等是靠「數數目」,以論文發表篇數為主要依據;現在,在歸國院士與所長的要求下,至少要有一篇夠分量的論文,經過所(系)、院與國際評審通過,才核准升等。

除了引進專業的價值觀,這群學術菁英還刺激國內學界去思考層級化的可能,將學術社群結構,根據研究表現來層級化;教育部設立國家講座制度,教授區分等級等,都是學術層級化的概念。「以前文人相輕,誰也不服誰;現在該聽誰的,大家心裡都很清楚。」一位國立大學教授肯定,從大師、準大師一直排到小助教,學術階級明確,才有可能做出高水準的研究。

大師的團隊戰

將台灣學術研究推上國際祭壇,無疑是這群人諄諄自許的重責大任。

六年前回國主持物理所的院士鄭天佐,以他在表面物理的特長,組織了中研院十人研究群,成為國際知名的實驗室。以前物理所在國際知名的「物理評論通訊」(Physical Review Letters),兩三年才發表一篇文章,現在整個所一年可以有十篇,和美國州立大學已相差無幾。

「我希望我們的研究具有原創性,可以帶動國際風潮。」沈哲鯤同樣以登國際殿堂自我期許,他現在指導五個博士後研究生,希望研究員都能找到重要發現。

雖然這群人在各領域都可以自成一家,但是他們回國打的卻是團隊戰。

數學組研究員李國偉觀察,過去國內研究偏重單兵作戰,在他們回國後,已出現整合的趨勢。李遠哲大力推動整合力量,執行主題研究,經費已經增加到三億元(占所有研究經費的四分之一),希望透過集體努力,獲致輩聲國際的重要突破。人文學科有院士張光直整合史語所、民族所與社會所,進行跨所的主題計畫;新近被任命為副院長的院士楊祥發,則領導生命科學五個研究所,做生物科技的主題研究。

雖然懷著滿腔貢獻社會的熱情,也有施展工夫的舞台,但他們對台灣整體環境,或許還抱著將信將疑的心情,且難免有扞格。

打破「同流合污」迷思

這些人最適應不良的,就是台灣「軟體制度太落後」;在挫折的過程中,他們也必須付出額外精力,去制定一些規範。六年前回國的何美鄉舉例,她做疫苗研究的應用,但國內根本還沒到規範疫苗使用的程度;她只好赤手空拳,自已建立相關的評估制度與規範。「在國外只要專心競爭就好了,在台灣就要繞一點路。」何美鄉笑說。

而他們最擔憂的,就是李遠哲這頂保護傘可以頂多久?政經風向若改變,會不會吹亂學術研究的一池春水?畢竟,「重量級學者」願意回國,多是看在李遠哲的情分,相信他的學術眼光。事實上,大環境情勢也不見得是榮景一片,國家財政赤字上兆,申請經費也不是「人人有獎」;李遠哲執掌中研院,只有第一年經費增加一0%,此後就沒有成長;今年李登輝總統也要李遠哲在編預算之前,「先送到總統府來商量」。

他們能否開創李國鼎之後,另一個海外人才創造台灣奇蹟的局面,仍變數重重;但可以確定的是,他們已經突破了一個台灣迷思。

「以前我們不相信這樣的人,會回來做這樣的事。」李國偉肯定,在決定回國的同時,這群資深研究者都曾被警告,「台灣很黑、要同流合污才能生存。」然而,他們回國了,並且「較沒有包袱」地做出一點事,就已打破了這個迷思。

本文出自 1996 / 09 月號

第123期遠見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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