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二八事件」之後不久，作家吳濁流在「黎明前的台灣」一文中這麼寫著：
「說什麼外省人啦，本省人啦，做愚蠢的爭吵時，世界文化卻一點也不等我們。因此我們與其努努不休於那些無聊的事情，還不如努力建設身心寬裕而自由的台灣，從這一點來說，是不分本省人或外省人的。」
近五十年後的今日，讀來仍然適切。在「人民出頭天」的總統直選後，儘管少有人回頭探詢，何以「我是中國人」與「我是台灣人」遊行如此激烈對峙？何以當民進黨支持者嚴厲抨擊許信良在客家地區以客語發表政見後，彭明敏會在客家選區大敗？族群問題卻未曾遠離，身心受創的情緒，不分福佬人、外省人、客家人、與原住民。
許多非外省人並不明白，當外省人面臨被教育數十年的身分認同傾毀於一旦，並莫須有地承擔過去執政者的政策謬誤時，心中如何惶惑於自己的歸屬。
「外省人是二二八的創子手？我們民國三十八年才來台灣，憑什麼要為民國三十六年的事件負責？」一位自從政府解散軍中國劇團後頓失舞台的國劇琴師，幽幽說道：「外省人是既得利益者？經國先生的太太今天這般光景，郝柏村連肩上的星星都被卸下來，我們說國語也成了罪過，告訴我，外省人的特權在哪裡？」
但許多外省人也不明白，那段「不說國語即是罪過」的記憶，如何斲傷其他族群的尊嚴，造成今日的反彈。
舉民國五十八年台東延平鄉公所制定「使用國語說話公約」為例。公約內容為：第一，無論對內、對外、公事、私事，一律使用國語。第二，對方不會說國語時，也要使用國語說話。第三，對方聽不懂國語時，要引導對方到隱僻處，始可使用方言。
今日讀來荒謬可笑的公約，在當年，違約的嚴重性足致「得報請上級議處」的下場。
不自覺地犯錯
時序再往前推進，今日的被害者再度成為昨日的加害者，自以為悲情的平地人更早已遺忘，自己的族群曾經帶給別人更大的悲情。
五十二歲、泰雅族的花蓮秀林國中校長楊盛涂依稀記得，日據時代以前，山上滿布茂密的原始森林。平日裡族人耕種打獵，有餘糧釀點酒，打到獵物大家分享。後來，盜伐林木的平地人來了，野獸滅絕了，良田變成了運輸木柴的道路，無以維生的族人苦悶之餘被迫藉酒澆愁。然後，「懶惰」、「酗酒」卻成了平地人嘲弄原住民的刻板印象。
不管是「原漢」、「閩客」，或是「中國、台灣」，台灣的族群史在二元對立中緩慢演進，「始終困在一個「你是什麼、我是什麼」的邏輯裡，傷害對方。」現任台北市議員的民進黨新世代段宜康剖析：「多數人都不自覺地在犯一些錯誤。」
而究其根源，「政治精英在族群議題上，用非常粗魯的態度來教育群眾」國大代表李文忠表示。
這種粗糙的行徑普遍存在各個政黨。國民黨把台灣人貶抑為「被日本奴化已深」，將無辜的政治受難者長年冠上「意圖顛覆政府」罪名；民進黨指控主張兩岸統一者為「中共代言人」；新黨批評民進黨支持者為「吃檳榔、穿拖鞋的地痞流氓」。「如此，怎麼說服群眾，喝大和解咖啡是對的？」李文忠反問。
而檢視台灣缺乏對不同意見寬容態度的成因，更必須歸咎於政府為了便於統治，一元化地解釋歷史，從未讓事件回歸真實原貌，使族群間產生互相理解的誤差。
外省人獨立推動委員會前任秘書長田欣指出，不同族群對於相同的圖騰有不同的感情，例如日本人對外省人和本省人就有不同的意涵，二二八事件對各族群也有不同的圖像，而過去之所以沒有差別，只是因為某些人掌握論述主導權，迫使其他觀點的消失，造成今日無法釐清的衝突與矛盾形象。
「我們必須尊重同一歷史事件有不同詮釋的可能性，並尋求客觀基礎來描述這些事情。」田欣指出：「不要避諱有差異。只有在開始對談之後，才有機會發現這些差異要用什麼方式來表現。」
一頁新族群史，就從這裡開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