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二月，訪問台積電董事長張忠謀，印象最深刻的是他不斷提到「世界級」的概念：
「對企業而言，不做世界級，是一個「清楚而立即的危險」。」
「一個「世界級」公司競爭的模式－－在陽光下的長途賽跑。」
「「世界級」的定義，就是能對世界任何公司有競爭力。」
這些闡述的背後，指出了世界級是代表一種極高的標準、極遠的眼光、極大的胸懷、極嚴肅的態度，以及達到世界級要付出極重的代價。
凱恩斯說：觀念可以改變歷史。改變歷史的世界觀應不只是觀世界，更是以世界標準來觀世界。正如張忠謀這樣定義「世界觀」；用英語閱讀世界資訊，只是一種工具，更重要的是學到「胸襟與態度」。
最近以來，全世界最熱的新聞，莫過於美國總統柯林頓緋聞案。包括美國最受敬重的《紐約時報》在內，都以尊重人民「知的權利」為由，詳述每一個性事細節。這則事件，堪稱人類歷史的一項紀錄；赤裸裸披露這則新聞，也算是新聞史上的破紀錄。
當透過電視螢光幕，群眾看到的是美國最高領袖面對大陪審團尷尬支吾的表情與言語時；當透過文字、網路，人們閱讀到的是不堪入目的字眼時，究竟有多少人會去考慮它除了追腥之外，還有沒有意義？除了煽情之外，還有沒有啟示？
陳芳明教授的提醒，終於打開了另一扇視窗。在電視上，他看到的「不是性醜聞，而是一個偉大的制度浮現在眼前。」他看到的目蛋．縱然柯林頓有充分的權力對外發動戰爭，縱然他對內的輝煌政績是近二十年來罕見的，但是在法院的傳召之下，「總統仍然要在法律之前表示謙卑。」(見四六頁)
在美國眾議院決定公布錄影帶之前，維護元首及國家尊嚴重要，還是法律尊嚴重要，何嘗不是美國意見領袖們爭議的焦點；最後他們終究選擇了後者。
柯林頓事件使人聯想起尼克森的「水門事件」。一九七二年的水門案導致總統尼克森被彈劾下台；這就是美國維護法治精神的一個明證。
大報的反省
揭發水門事件的《華盛頓郵報》，後來被新聞界尊為與《紐約時報》齊名的一流媒體。該報前發行人凱瑟琳葛蘭姆女士今年出版了她的回憶錄－－《個人歷史》(見一七０頁)。
在這本同時獲得今年普立茲自傳獎的回憶錄中，葛蘭姆描述了該報在處理水門案報導的艱辛歷程、遭受到的內外壓力與煎熬。令人訝異與敬佩的，不是書中記述《華盛頓郵報》如何採訪到這個內幕獨家，或因此而帶來的盛名，而是作者－－女報老闆事後的反省。
她在書中寫著：「水門案把郵報像砲彈一般射上全國與國際舞台。全世界都因水門案而知道郵報了。報譽直線上升，讓我既喜亦憂，我提醒大家，不要被知名度沖昏了頭。」
凱瑟琳葛蘭姆深知水門事件使一般人對新聞界及新聞人的看法改變了，然而新聞工作者更要改變自己的作業方式。
她引述該報社論撰述安德森的觀察：「尼克森辭職，事情終於結束，我們的生活忽然少了些趣味。後來好長一段時間，新聞報導傾向怪異零星，因為記者，尤其是都會版記者，半數在設法發掘醜聞……
有些新聞工作者浪漫地以為自己是維護正義的英雄，而不顧事實。其實水門案是特例，不是常規，我們不應到處尋找陰謀秘辛。」
社會法治精神的維護，與媒體自我反省的能力，像兩根支柱，建構了一個現代社會進步的機制：只要這種機制持續運轉，世界級品質的風格自然流露。
如果說「世界觀」是一種胸襟和態度，那麼「世界級」就是一種企圖心和實踐力。
五年前自美返國的中研院院長李遠哲堅信：「一個國家不能推動知識更進步的話，一定不會是一流國家。」五年來，「李遠哲情結」的魅力正吸引著人才與資源，推動他的理想－－把中研院帶上一個「世界的學術重鎮」(見五八頁)。
同樣具有理想與熱情的前美國杜克大學醫學中心教授黃達夫，一心要回台灣辦一個世界級的醫院，他鼓吹正確的「醫病關係」，倡導提升醫療品質：位於淡水的和信治癌醫院，目前是他理想的實踐場所。
進入二十一世紀，走向世界級，似乎不再是口號，而是一個必需與承諾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