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回國洽公的旅美工程師，在高雄搭上一部有趣的計程車，車上有豪華的卡拉OK裝備，司機旁若無人地唱將起來。乘客禮貌地請他可不可以不唱，因為他身邊帶了一位新加坡客人。
司機回頭望著他：「不愛聽？你們就下車！」
一所私立名校，最近新轉一位女訓導主任，她有感於現在高中女生花了太名時間和心思在頭髮上，一上任就嚴格規定頭髮不能長過衣領，引起女學生公憤。要「爭取我們的權益，要民主！」
近年來的台灣，民主、自由之聲四起，每個人都認為爭取自己的權益就是民主，隨自己的高興就是自由。
當年，胡適之先生反對立法院定無記名投票的規定，就是認為，儘管立委選自人民，但他代表那些人的意見，要「有個負責的表示。」
「義大利」與「利大義」
「自由乃是選擇－－在作了選擇後，即必須承擔選擇的責任，再也不能抵賴。」專欄作家南方朔一針見血點出自由的真義。
不論民主或自由，它都是要有責任的，也就是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傅利曼所指的「天下沒有白吃的午餐」，任何事都要付出代價。
然而環顧近年台灣政治與社會的亂象，「永遠把手指頭指著別人，」一位社會觀察者發現，現代人「只享權利，不想責任；只顧慮自己的權益，不清楚自己的角色。」
當每個人都自我膨脹，以自己為中心時，權力與利益的大餅永遠不易分均，爭執永遠不易停息。
「每個人都強調自己的權利時，整體利益就被忽略，後果就由整體中的每個個體承擔，」政務委員吳伯雄發現。
當「小我」意識超過「大我」時，沒有人會忍讓，也沒有人能給對方「疑中留情」，更沒有人顧全大局。
把「小我」與「大我」的意識用諸政治，則權術、鬥爭掩蓋了胸懷、氣度與遠見。
把「自我膨脹」用諸社會，則勞資對立、 立院鬧劇、環保與經濟的抗爭，甚至工作不安於位、環境髒亂比比皆是，造成「自己大富，社會大貧」。
翻開坊間書的排行榜，鼓吹以自己為中心的書籍高居榜首。標榜的是自我、自由，但是有多少人認清自我與自由是要有基礎的，是要付代價的？說得更確切，是要具備一些條件和能力的，否則可能誤導這個社會不守本分，不務正業，自我膨脹。
現代社會相信「笨鳥慢飛」的人愈來愈少，「笨鳥慢飛」的作者王大空說：「我們這個社會不是「義大利」，而是「利大義」。」
利大於義的結果，被外人形容成「貪婪之島」，甚至歸國學人悲哀地指出是「羅馬亡國之前的朕兆！」
當都市再次微笑
最近，情況似乎有些變了。
股市狂跌到只剩三分之一，經濟亮起了藍燈，號子一個個關掉，人們開始回到正常的工作崗位。
正如高希均教授在「溫和的衰退之美」一文中提到的，經濟冷卻，「會使一些人受到損失，卻帶來社會自清與人心洗滌，」這樣社會才可能再拾回一些可靠的信念：認真工作比投機取巧可靠、生產事業比金錢遊戲可靠、企業自助比政府救急可靠、政府魄力比政府口號可靠。
「我感覺這個社會動起來了，」前台北市長吳伯雄半年多前參加一個關懷非洲飢民的活動「飢餓三十六小時」，他被那群年輕人深深感動，「我突然覺得，他們才是真正快樂的一群。」
企業開始參加公益活動，認養公園、認養人行道；基金會紛紛成立，改善生活環境、幫助殘障人、救援雛妓；甚至電視台也開始免費作起捐血、救雛妓、提升孝道的廣告。
「其實，一個城市要動起來，不應憑藉外來力量，」放棄演藝工作、全心投入公益的孫越呼籲大家從自己做起，他說「自我尊重」最重要。
「尊重自己，尊重這個環境，多一點自我要求，少一點自我膨脹。」
有感於這個社會被污染了，但既然生活在其中，就是每一個人的責任，本期我們特別企畫「認養台北」專題，探討這個預算一千一百多億元新台幣、有四分之一大學畢業生居住的城市，為什麼如此被污染，要如何來拯救這個「悲情城市」。
編輯李慧菊在訪問過程中，特別搜集了這些熱心公益人士的點子，看看他們如何想辦法救台北，這些創意包括：
．請郝柏村院長掃地。
，勸爸爸坐一天公車。
．把公廁、垃圾筒變成亞洲十景之一。
，大企業推動書香社會。
．寫抗議信淹沒市政府。
．讓盆栽擠掉攤販和垃圾。
英國「經濟學人」曾刊出「當都市再次微笑」一文，提到對一個要重建的都市而言，最重要的意義是「贏回尊嚴」。
對生活在台北市，甚至台灣的人而言，我們更需要活得有尊嚴、有責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