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矽谷一家無所事事的公司,卻自認是世界之王?

文 / 一流人    
2017-1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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矽谷一家無所事事的公司,卻自認是世界之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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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提爾學員的新生兒公司正在歷經成長的陣痛,不管是普勞德仍在嘗試提升Sense 追蹤器的規模,或是顧保羅一再重新調整他的商業模式,他們都在矽谷悠然自得,就算不是明星,至少也是生存者。但柏恩翰的命運則大不相同。

2014 年秋天,21 歲的柏恩翰不確定他是否喜歡在矽谷看到的種種。他拚命投入個人伺服器平臺Urbit 的上線,但他覺得矽谷金字塔不大重視真正打造或使用產品的人,因此經常為此感到灰心。或許是因為他的公司錯綜複雜的本質,他或共同創辦人柯蒂斯•亞爾文(Curtis Yarvin),似乎都無法用外人聽得懂的語言解釋清楚,柏恩翰對這一切已經愈來愈提不起興趣。他覺得,他來到矽谷的原因,是想要開創一家身價非凡的公司,他沒料到公司的估值根據居然還包括其他事物,例如:創業者自身的優點或人格。不管怎樣,矽谷怎麼看人格?他們對人格有知覺嗎?如果顧保羅的公司把人格當成試算表裡一個設算價值的統計值,人格的意義是什麼?

柏恩翰覺得,矽谷對於人之所以為人的意義,態度差不多就像看待功能之於機器。從哲學面來說,他無法接受這個概念,這與他對於對錯的基本認知格格不入。簡單來說,因為這個原因,他創立的公司沒有一個過得了他自己那關,他也無所謂。或許他就是太重視道德、太講求原則,太堅持道德正確,現在他和共同創辦人也無法相處。

那些當初讓他喜歡亞爾文(他的部落格圈偶像莫德巴格)的特質,但真正見到本人時,卻讓他覺得可憎。亞爾文冥頑而倔強,他沒有真正在現實裡實踐他的構想,而那些構想絕對無法轉化為漂亮的財務數字。亞爾文預定在2015 年的Strange Loop 程式設計年度研討會演講,卻在研討會開始前幾個月被除名,癥結在於他的自由意志主義、非政治正確的觀點,例如:他認為,君主或獨裁政治優於民主政治。亞爾文花在追逐名氣的時間,多於投入Urbit。他們兩人的公司持股比例是各一半,這在矽谷算是奇特的例子,因為這表示歧見出現時,事情會陷入僵局,無法繼續前進,因為兩個人勢均力敵。

在網路上閱讀亞爾文的造反文,追隨他的哲學,是一回事;整天聽他高談闊論,又是另一回事。此外,柏恩翰仗著自己年輕,又贏得提爾獎學金,加上他之前在其他三家新創公司的嘗試經驗(矽谷的榮譽勳章),他似乎認為,在工程專業方面應該比較容易上手,而Urbit的核心是計算機科學,但是,柏恩翰比較喜歡閱讀和寫作。此外,Urbit 的募資遇到困難,雖然最近募到20 萬美元,但這是柏恩翰離開之後的事。柏恩翰還在達特茅斯學院時,這家公司一開始曾在部落格圈引爆一陣話題,但在那之後,就沒有任何進展。

柏恩翰想念東岸,他想念父母,想念無虞的生活。這裡的生活正落入一成不變,已無法再撩動他(外宿辦公室也是),他感受到愈來愈大的壓力,覺得這段西部長征之旅必須拿出一點成績。

於是,他決定放棄,回到達特茅斯。這是一趟奇特的回歸,他覺得滑稽,他必須向其他學生一再解釋自己的狀況。「這有點難堪,」他回憶道。這是他第一次離開校園追求自己的夢想,但在歷經兩年之後,如今彷彿是個鎩羽而歸的失敗者。此外,他已經22 歲了,年紀比其他人都大。在新英格蘭,尤其是達特茅斯,運動和兄弟會是主流,而不是黑克松和創業社團。但現在的他,已經非常習慣矽谷那種勇於邁進、想見誰就去見的態度,回到派系和小團體充斥、各有習慣和社交行事曆的大學校園,讓他不知該如何自處。柏恩翰在達特茅斯撐了一個半學期,但始終不自在。他也不覺得課程有足夠的挑戰性,於是在春季學期末,他轉到新罕布夏州一家小型的天主教實施博雅教育的學院,名叫托馬斯摩爾自由藝術學院(Thomas More College of Liberal Arts),這是唯一能讓他覺得融入的地方。聰明、用功、但無法適應於一般大學生活的孩子,在這間校園可以找到藏身之所,學習哲學。

那裡的課程也比達特茅斯的難多了。在托馬斯摩爾學院的休假期間,他回想起達特茅斯的一門莎士比亞劇作課《哈姆雷特》(Hamlet)。他說教授很欣賞他,因為他讀了文本。他說:「那本劇作就是這一門課的全部內容,唯一的要求就是閱讀《哈姆雷特》,並寫三篇報告,還有偶爾去上課。」柏恩翰不懂這一切有何意義。

在托馬斯摩爾,他讀了《伊利亞德》(The Iliad)和《奧德賽》(The Odyssey)、柏拉圖的《共和國》(The Republic)和亞里斯多芬的《雲》(The Clouds)。他認為,在剛剛體驗西岸的瘋狂之後,需要這樣的休養生息。這裡是反矽谷。柏恩翰認為,真正不同的是,學校在靈性層面的關注。他從來沒有對宗教虔誠,但在這裡,他從宗教裡找到撫慰。他說:「每個人都有一樣的價值觀,一樣的教育目標,我認為這是重要的根基,你必須有共同的價值和世界觀。」托馬斯摩爾很小,小到只有兩間宿舍:男生宿舍和女生宿舍。雖然它們比不上達特茅斯的宿舍,柏恩翰卻比較喜歡這裡。他說:「我想,克難、儉僕一點,有助於培養品格和團體感,雖然我會懷念達特茅斯的電梯。」

這裡在許多方面,都和提爾獎學金學員的生活大相逕庭,例如:每個人都一起做一樣的事。他們都會去羅馬,都修一樣的課,用一樣的教材,讀一樣的書,通常是聖徒的人生經歷。他說,那些古思想家為他解答的問題,多過矽谷的人。他說,在矽谷時,他經常思索,僱用他的那些新創公司,宗旨是什麼?科技公司真的改善世界了嗎?他懷疑自問:「這對人類經驗來說,會是淨利或淨損?」柏恩翰後來體認到,要回答那些問題,只有一個方法,那就是你必須先找到何謂真正的「美好人生」,或「人類存在的目的為何?」等問題的評量基礎。

柏恩翰不認為矽谷會特別關心這些問題。他認為,矽谷有多元的觀點,從實用主義到商業主義都有,不過唯一的判斷標準是公司獲利。他說:「這不能概括所有人的全部面貌,我猜,我選擇了一條不同的路,原因是我有很多疑問。我想要找出答案,我想要投入時間,認真研究,推斷有些事為什麼會發生?背後的原因是什麼?面對問題,我們又能怎麼做?」

柏恩翰說,在矽谷:「一個真的很有趣的現象就是,一家無所事事的公司,經營者卻感覺自己是世界之王。」不管怎樣,他們都覺得自己有所成就。「如果那家公司是一陣煙,也會有人乘著一陣煙,換到另一陣煙,再到另一陣煙,然後他們就擁有成功的資歷。」他看過很多公司賣的,是他們根本沒有的東西,一切都是浮誇的產品行銷。他說:「從某個角度來說,那是在操縱。你真的有料,想把它呈現給世人,那是一回事;但我認為,如果你什麼都沒有,卻誇大其實,想靠雞毛蒜皮的玩意兒坐大,那是另一回事。」

不過,回首這段日子,柏恩翰說,他不會換條路走。「我真的不知道自己能否當事後諸葛。18 歲的我,是一個完全不同的人,如果我能重新做決定,或許會有不同的選擇,但如果不是走過這一遭,我也不會知道。」在托馬斯摩爾學院,柏恩翰以大一新鮮人的身分重新開始。他畢業時大約是25 歲。「這實在很奇怪,」他說,尤其提爾獎學金的全部重點,就是提早在真實世界起步,而不是延後。

他說,矽谷賦予他新的世界觀。他發現,有種不同類型的人點燃了科技創新。他不確定自己是否也能如此專心致志,他們有些焦點與他想走的方向不同。「科技世界如何看待自己和世界其他地方,能幫助你更理解什麼在改變,」他省思道。他認為,科技工具取代人類過去用手工做的事,例如:寫信或寄聖誕卡、把照片放進實體相簿等,有一點讓人悲傷。

有時候,魔法會讓人沖昏頭。柏恩翰說:「我想,科技產業深信自己比世界上其他人、政府或其他產業懂得多。」在新創事業裡的那些人認為,其他人做事都不如他們有效率。有時候,他們是對的。但柏恩翰經常發現,這種態度純綷憑藉著理論,而不是根據現實。看看他自己的經驗就知道了。他開採小行星的夢想吸引了許多注意,聽起來也很不錯,但從來不曾吸引任何投資者,或想出一個實際可行的方法,真正登陸小行星採礦。他看到很多公司有一樣的問題,他們承諾某種魔法,但難以實現,如Theranos 一直言過其實的革命性測血裝置。

矽谷一家無所事事的公司,卻自認是世界之王?

本文節錄自:《創意天才的蝴蝶思考術》一書,雅麗珊卓.吳爾夫(Alexandra Wolfe)著,周宜芳譯,天下文化出版。

圖片來源:pixab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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