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閏八月」中共武力犯台的預言尚未應驗，東海飛彈試射卻早先一步觸探台灣的心防與國防。一時之間，國防科技成為關注焦點。
石門水庫盛水奔洩不止，沿著大漢溪河谷，國防高科技重地中山科學研究院倚丘陵台地而立，迄今近三十年。在對外軍購困頓時，中科院為國防自主守住了最後一道防線；五百個博士、兩千個碩士、三千個學士、一萬多名員工，中科院曾是全國最大的科技研究人才庫。
然而，中科院多年來所累積的龐大人力資源及國防科技能量，正隨著近年國家政策的轉變，隱隱地鬆動。
中科院裁減的壓力，來自於外購武器產生的排擠效應。打從美國前總統布希九二年競選期間宣佈同意售我F16戰機，軍購管道便一扇接一扇地打開；法國幻象2000、美國愛國者防空飛彈、法國西北風防空飛彈、法國MICA空對空飛彈、美國魚叉反艦飛彈……。
在台灣外交最困頓的時候，也正是中科院鬥志最高昂的輝煌期。「人、彈、裝備、設計都是新的，在錯誤中學習，每三個月試射一次來打出士氣，外國人說我們瘋了。」天弓計畫室副主任倪耿略顯激動地說，「無中生有」最能描述當時的工作精神。
然而這群成天在實驗室、廠房內，默默打了近三十年無砲火戰爭的科研人才，卻在各項主計畫紛紛告一段落後，陷入不知未來的窘況。
主管中科院的前國防部參謀本部計劃次長沈方梓，曾在立法院表示：「我們的原則是外購得到就購買，外購不到就研發，國防預算並非可無限制擴充，必須講求成本效益與效率。」
「如果是這樣的政策，中山就沒有存在的必要，國家準備玩幾年？」天弓計畫室的倪耿反問。
國防只是求心安？
武器外購與自行研發政策的擺動，確實緊扣著中科院的發展。
例如有了F16、幻象2000，IDF便從二五０架減產為一三０架；有了愛國者飛彈，天弓計畫便從九套減為六套；AIM-9P4空對空響尾蛇飛彈迫使天劍一型飛彈減產。
「軍方提出的需求我們都滿足了，今天的情況是，我們做到了，卻又向國外購買，國家經費不能這樣耗費。」中科院二所研究員汪士賢不能理解國防自主竟是以外購為優先。
他進一步指出，防空飛彈非常強調干擾能力，外購飛彈除了維修、測試、補給受制於人，飛彈的導控與偵測模式多已設定，幾無自主變更餘地。事實證明，百分之百武器外購的國家，如阿拉伯、阿根廷，均未曾在戰場上贏得勝利。
專研高科技武器的台大電機系教授李嗣涔也持同樣看法：「買來愛國者，一個飛彈都打不到，因為我國沒有人造衛星及預警系統，買了只是求心安罷了。」
從立法院的答詢裡，不難看出軍方在武獲上的邏輯。國防部副部長趙知遠就曾表示，買只需兩年，研發則需七至十二年；買的價錢較研發便宜，為何花費鉅資研發？
軍方與中科院之間的鴻溝，實來自於武器研發特性與軍中文化的落差。一位退休的「老中山」感慨表示：「一個飛彈研發要二、三十年，誰能告訴我二十年後需要什麼？參謀本部的參謀在位不過一、二年，任內要有建樹，當然能買就買。」
中科院和管理部門的鴻溝，除價值觀外，也牽涉到專業水準高低不平。
一位天弓飛彈負責結構工程的研究員有這樣的經驗：有一天，陸軍派員來驗收天弓的射控雷達，由於軍方的專業程度尚不足以應付雷達的技術層次，只得從外觀挑毛病，例如雷達車子門的開關把手是否鬆了。
不論如何，外購排擠、國防預算緊縮，已使中科院的人員精簡成為「國軍十年兵力整建計畫」的一環，預計三年後，中科院將只有九千人。
一位負責精進計畫的中科院人員便形容，一個四肢健全的人，要從九十公斤減為七十公斤，「我們希望人可以瘦一點，但是國防部卻是要你把手腳砍掉。」
對於這項裁員政策，中科院並不願自廢武功，除想出軍民通用科技等權宜之計，只得採「拖」字訣。
曾在政大企研所進修的天弓計畫室副主任倪耿表示，任何企業體只要有不錯的規畫，都勝過「拖」。然而僵持不動正是中科院目前的寫照。
沒人說得清楚中科院人才流失究竟多嚴重，但四周瀰漫的氛圍是：有本事的人不「玩」了，或退休，或教書，或轉移至民間公司任職。
天弓計畫戰術中心負責人萬紹正憂心表示，目前天弓飛彈攔截飛機，未來則必須發展反彈道飛彈技術，然而人員流動太頻繁，要維持目前能量都嫌困難，遑論技術提升。
「科技人要的就是實現理想，現在整個中山已沒有這個感覺，人才一定要有計畫留下來，一個都不能放。」立委謝啟大急切地說。
但中科院本身並非沒有問題，諸如過去迅速膨脹時代遺留的作風；官僚氣息瀰漫，加官封爵使部份科研人才遠離了實驗室；中科院主管權責由政令轉為軍令系統，規避了民意的監督；軍職退伍的「老先生」以文職身分，充塞在每個單位，阻礙了行政效率；欠缺成本、行銷觀念等企業精神，多了政治教學等扭曲的成本……。
然而解決根本問題，仍得回歸戰略層次的大方向－－究竟國家的國防科技政策定位在哪裡？
前途未卜
七、八月中共解放軍在東海試射飛彈，面對M族及東風導彈的威脅，民間除充斥欠缺國防常識的言論，國防部也只能以「一切在掌控中」回應。
事實上，M族的威脅早在民國七十七年就存在；天弓計畫室副主任倪耿指出，天弓增加反戰術彈道飛彈功能的規劃案，中科院很早即提出，但因種種原因被拖延下來。雖然研發反飛彈技術有相當難度及成本，「但對於早已存在的威脅，我們防禦的前瞻規劃在哪裡？」他反問。
究竟哪些科技自己研發，哪些交給民間？未來十年，甚至二十年的目標在哪裡？外購或自製武器的成本如何，使用附加價值多少？一連串疑，正是今天中科院面臨困境的根源。
曾任國防部參事的台大電機系教授李嗣涔建議，將目前失去功能的科技顧問室由參謀本部回歸部本部，充實專業人員並作為政策的領導，「一切由科技專家做前瞻的研擬、規畫。」
正如美國在三軍之上的國防部，設有國防高級研究規畫局(DARPA)整合的機構，以國防整體系統架構，取捨三軍的計畫案。
艾文．托佛勒(Alvin Toffler)在「新戰爭論」一書引述摩洛哥社會學家法提瑪．摩尼西的觀念：「西方社會的主導優勢，與其歸因於軍事硬體，不如歸因於他們的軍事基地就是實驗室，部隊就是腦力，士兵就是研究者與工程師。」
這句話印照由盛而衰的中科院，卻帶著幾許無奈與諷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