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六年九月，我暫停實驗室的工作，開始在布朗克斯區的一間頭痛診所幫真正的病人看病，這對我來說是極大的解脫。本以為我是主治頭痛，頂多加點別的問題，但我很快就發現，情況可能複雜得多，至少在所謂的「典型偏頭痛」病人身上，頭痛不僅令他們飽受煎熬，而且引起極為廣泛的症狀—簡直可寫成一部神經學百科全書。
當中很多病人告訴我，他們曾經看過內科或婦科或眼科或某某科醫師，卻不曾從他們那裡獲得應有的重視。這讓我有感而發：美國醫學界的專科醫師愈來愈多，這中間卻似乎出了什麼問題。家庭醫師愈來愈少，而他們是金字塔的基礎。我父親和兩個哥哥都是全科醫師，我發覺自己不像是專治偏頭痛的超專科醫師，而像是這些病人一開始該去看的全科醫師。我覺得詢問他們生活上的方方面面，是我的事情、我的責任。
我看過一名每逢星期天就「頭痛噁心想吐」的年輕人。他描述頭痛之前會看到閃爍的鋸齒狀線條，所以這很容易診斷出是典型偏頭痛。我告訴他，這種情況有藥可醫，只要他一開始看到鋸齒狀線條，趕快把麥角胺(ergotamine)錠含在舌頭底下，這樣偏頭痛應該就不會發作。一星期後他打電話給我，激動得不得了。藥錠真的有效，他果然不頭痛了。他說：「願上帝保佑你，醫師！」我心想：「天哪，這藥也太厲害了吧？」
到了下個週末，我沒聽說他的消息，很好奇他的進展如何，於是打電話給他。他語氣相當平淡，告訴我藥錠再度發揮功效，但奇怪的是，他接著卻抱怨連連，說他很無聊。過去十五年來，每逢星期天伺候偏頭痛早已是慣例，他的家人這天會來探望他，他是大家的焦點人物；而現在，這一切都沒了。
又過了一星期，我接到他姊姊打來的緊急電話，說他哮喘發作很嚴重，正在施以氧氣及腎上腺素治療。她的語氣暗示，這或許是我的錯，怪我無端惹來一場風波。當天稍晚，我打電話問候病人，他告訴我，他小時候曾經哮喘發作，但後來被偏頭痛「取而代之」。我只顧處理他目前的症狀，竟漏掉這部分的重要病史。
「我們可以開治療哮喘的藥給你，」我建議。
「不要，」他回答：「我想要別的……你覺得我星期天有必要生病嗎？」他的話讓我大吃一驚，但我說：「我們討論一下吧。」
於是我們花了兩個月時間探討他「星期天有必要生病」的想當然耳。隨著我們的「探討」，偏頭痛愈來愈少打擾他，最後差不多消失了。對我來說，這個例子說明：有時不自覺的動機可能與生理習性產生關連，也說明：不能將疾病或疾病的治療從「某人的整體生活模式、背景、經濟情況」片面擷取出來。
頭痛診所的另一名病人是個年輕的數學家，他也有星期天偏頭痛的毛病。星期三他開始緊張煩躁，星期四變得更嚴重，星期五無法正常工作，星期六倍感煎熬，到了星期天便產生可怕的偏頭痛。但是之後，偏頭痛一到下午便消失了。隨著偏頭痛消失，有時病人會突然冒汗或排出一些淺色的尿液，這有點像是某種宣洩作用，既是生理層面，也是情緒層面。病人的偏頭痛與神經緊張一掃而空，頓覺神清氣爽、如獲新生，既冷靜又創意十足。星期天晚上及星期一、二，他做出來的數學研究極具獨創性，然後，他又會開始煩躁起來。
當我開藥給這位病人，治療他的偏頭痛，竟然改變了他的數學研究能力，因為藥物打亂了這種奇特的週循環—先是疾病與痛苦，接下來卻是健康無比、創意十足。
沒有兩位偏頭痛病人是相同的，所有的偏頭痛病人都是獨一無二的。和他們一起面對疾病，才是我真正的學醫生涯。
偏頭痛診所的負責人是鼎鼎大名的弗里德曼(Arnold P. Friedman)，他寫過很多偏頭痛的文章，經營這間首創先例的診所已經二十多年。我覺得弗里德曼對我很有好感。他認為我很聰明，我感覺他想要收我為徒。他對我很親切，安排給我的門診病人比別人多，而且付給我的薪水也稍微多一些。他把我介紹給他女兒，我甚至懷疑，他會不會是想把我和他女兒送作堆。
後來發生一段奇怪的插曲。星期六早上我都會和他碰面，告訴他這星期看了哪些有意思的病人。一九六七年初的某個星期六，我告訴他，有一位病人在看到閃爍的鋸齒狀曲線(許多偏頭痛都有這樣的先兆)之後，並沒有演變成頭痛，反而出現嚴重的腹痛、嘔吐。我說我曾見過其他好幾位病人也像這樣，他們顯然是從頭痛轉變為腹痛，我不知道是否該挖出維多利亞時代的古老名詞：腹型偏頭痛。(這就是為什麼後來在我寫的書《偏頭痛》上，開宗明義第一句話便強調：頭痛絕對不是偏頭痛的唯一症狀，這也是為什麼《偏頭痛》整個第二章專門在講各式各樣不頭痛的偏頭痛。)
說著說著，弗里德曼突然變了個人。他滿臉通紅大喊：「你什麼意思，說什麼腹型偏頭痛？這裡是頭痛診所！偏頭痛migraine的原意就是半個頭骨！它指的就是頭痛！我不許你說什麼不頭痛的偏頭痛！」
我嚇得閉嘴，簡直難以置信。這還算是小衝突而已，更火爆的場面發生在一九六七年夏天。
我在《幻覺》書中曾描述，一九六七年二月，在安非他命誘發的頓悟之下，我把李文(Edward Liveing)一八七三年出版的《論偏頭痛》從頭到尾拜讀完，下定決心自己也要寫一本《偏頭痛》來相媲美：一本屬於一九六○年代、結合我自己眾多病人實例的《偏頭痛》。
一九六七年夏天，在偏頭痛診所工作一年之後，我回英國度假。令我自己大感驚訝的是，我竟然在幾星期之內寫出一本關於偏頭痛的書。我並沒有刻意計劃，突然就這麼洋洋灑灑寫出一本書來。
我從倫敦發電報給弗里德曼，說我莫名其妙文思泉湧、冒出一本書，已經拿去給費伯(Faber & Faber)出版社（註一），這家英國出版社曾出版我母親寫的書，他們有興趣幫我出版。我希望弗里德曼會喜歡這本書，並且請他幫我寫序。他發回來的電報說：「住手！什麼事也別做。」
等我回到紐約，弗里德曼看起來一點也不親切了，反而看起來很精神失常。他差點把我手上的書稿搶去撕掉。他質問我：「你以為你是誰？竟敢寫什麼偏頭痛的書？簡直是膽大妄為！」我說：「很抱歉，事情就這麼發生了。」他說他要請德高望重的偏頭痛界權威人士來審查書稿。
此等反應令我大吃一驚。幾天後，我看見弗里德曼的助手在抄寫我的書稿。我並不太理會這件事，但我注意到了。大約過了三星期，弗里德曼給我一封審閱者寄來的信，寄信人的識別特徵都已經拿掉。這封信缺乏任何真正具有建設性的批評內容，反而充滿對於書的風格及作者的人身惡意攻擊。當我向弗里德曼提到這點，他回答說：「恰恰相反，他說的完全正確。你的著作本來就廢話連篇，基本上全是垃圾。」他又接著說，我看過的那些病例(我自己寫的筆記)會統統鎖起來，以後我碰也別想碰。他警告我千萬別想再寫什麼書，如果硬要寫，他不僅會炒我魷魚，而且以後我在美國絕對找不到另一份神經學的相關工作。當時他是美國神經學學會(ANA)頭痛領域的主席，若沒有他的推薦，我真的很有可能再也找不到工作。
我把弗里德曼的威脅跟父母說，希望能得到他們的支持，但我父親卻說(以我來看實在太窩囊了)：「你最好不要激怒這個人，他會毀掉你的一生。」所以，我壓抑自己的感受，過了好幾個月。這幾個月算是我這輩子最慘的其中幾個月。我在偏頭痛診所繼續看診，最後，到了一九六八年六月，我決定再也不忍氣吞聲了。我拜託診所工友幫忙，讓我晚上進入診所。在午夜與凌晨三點之間，我抽出自己的筆記，辛辛苦苦拚命用手抄寫。後來我告訴弗里德曼，我想休長假回倫敦，他立刻問道：「你還想回去寫你那本書嗎？」
我說：「我非寫不可。」
「等你寫完，你也完了，」他說。
我憂心忡忡回到英國，真的是氣到全身顫抖。一星期後，我接到他的電報，我被解雇了。這讓我顫抖得更厲害，但我頓時有了全然不同的感受。我心想：「這隻潑猴再也不能在我肩上撒野。我可以任意做自己想做的事，誰也管不著。」
現在我可以愛寫什麼就寫什麼，但同時我也給自己下了極為嚴苛、幾近瘋狂、迫在眉睫的最後通牒。我對一九六七年的手稿不太滿意，決定整本重寫。九月一日那天，我對自己說：「九月十日之前，如果你還沒有把完成的書稿交到費伯出版社，你就死定了。」在這樣的自我威脅下，我開始奮筆疾書。不到一、兩天，威脅感不翼而飛，寫作的樂趣隨之而來。我不再嗑藥，但這段日子卻精力充沛、興奮得不得了。對我來說，這本書簡直就像是「自己在寫自己」，一字一句自動自發迅速各就各位。每天晚上我只睡幾個小時。九月九日那天，比預定的期限還提早一天，我把完成的書稿拿去費伯出版社。他們的辦公室位於大羅素街，離大英博物館很近，我交完書稿便走去博物館。看著那裡的手工藝品—陶器、雕塑、工具，特別是書籍和手稿，這些東西都活得比它們的創作者還久。我有感而發：我竟然也做出了一點東西。這東西也許不太重要，但它本身是真實的，是存在的，在我離開人世之後，這東西還會繼續活下去。
如此強烈的感受前所未有，這種感受是：創造出真實且具有某種價值的東西，正如我寫作的第一本書—面臨弗里德曼那樣的威脅、面臨自我威脅而寫出來的書。回到紐約，我有一種喜樂感，簡直是幸福滿溢。我好想大喊「哈利路亞！」但是我太害羞了，喊不出來。於是我每晚都去聽音樂會，聽莫札特歌劇、聽德國聲樂家費雪迪斯考演唱舒伯特的作品，感覺生氣蓬勃、活力充沛。
在一九六八年秋季那段既興奮又激動的日子裡(六個星期左右)，我還不停的寫，希望為那本偏頭痛的書增添更詳細的描述，例如先兆期可能會看到的幾何圖案，以及大腦可能發生什麼情況的一些推論。我把這些拉拉雜雜的附錄，寄給英國神經學家古蒂(William Gooddy)，他已經為我那本書寫好精采的序文。古蒂說：「不—算了啦，原來的書稿已經夠好了。這些想法，你未來幾年還會一次又一次回過頭來檢視。」（註二） 我很慶幸，他讓書逃過了我的蠻橫及滔滔不絕，那時的我簡直是興奮過度，變得有點狂躁。
我和我的編輯辛辛苦苦整理插圖及參考文獻，到了一九六九年春天，一切準備就緒。但是一九六九年過了，接著一九七○年也過了，書卻遲遲沒有出版，我愈來愈感到沮喪及憤怒。到最後，我找來一位著作經紀人，名叫羅斯(Innes Rose)，他對出版社施加了一點壓力，出版社終於在一九七一年一月推出那本書(不過書名頁上卻印成一九七○年)。
為了書的出版，我專程去了趟倫敦。一如既往，我待在我們馬普斯伯里路的老家。出版那天，我父親走進我的臥室，臉色蒼白且抖個不停，手裡拿著《泰唔士報》。他一副很恐懼的樣子，說：「你上報了。」報紙上有一篇很不錯的書評，說《偏頭痛》是「不偏不倚、權威可信、才華洋溢」之類的。但就我父親而言，這沒什麼差別，我已經犯下滔天大罪(雖然不是什麼違法的蠢事)，只因為我上了報。
在那個年代，只要犯了四大罪狀的任何一項：酗酒、成癮、通姦、廣告，就會被英國「執業醫師登記名冊」除名。我父親認為，《偏頭痛》的書評出現在一般媒體，可能會被看成是廣告。我竟然讓自己曝了光！他本人向來(或自認為)很低調。他廣受病人、家人及朋友的愛戴，但出了這個小圈子，外界對他並不熟悉。我已經逾越分際、違反規範，他很替我擔心。這正好跟我既有的感覺一致，在那個年代，我常常把「發表」(publish)錯看成「懲罰」(punish)。我覺得如果發表任何東西就會受到懲罰，但我卻不得不發表—這樣的矛盾幾乎快把我撕成兩半。
對我父親來說，「擁有好名聲、受別人尊重」是非常重要的，比任何世俗的具體成就或權力還要重要。他很謙虛，簡直到了自我貶抑的地步。別的不說，他輕忽了一件事：他其實是很了不起的診斷醫師，專科醫師常常把搞不定的病例送來給他，因為大家都知道他具有不可思議的能力，可以做出令人意想不到的診斷。（註三）但他很安於他的本分、安於他在社會上的地位、他所擁有的好口碑，默默自得其樂。他希望他所有的兒子不管做什麼事，也都能為自己贏得好名聲，不致使「薩克斯」這姓氏蒙羞。
漸漸的，看過《泰唔士報》書評後一直擔心受怕的父親，在看到醫療媒體也多有好評時，總算可以安心了，畢竟《英國醫學期刊》和《刺絡針》(Lancet )期刊本來就是十九世紀的醫師為了醫師而創立的。我想此時此刻，他應該開始感覺到，我寫的書肯定還不錯，當初堅持寫那本書是對的，即使那本書害我賠上我的工作。(而且，假如弗里德曼的權勢真的像他恐嚇的那樣，說不定還賠上我在美國的任何神經學相關工作。)
我母親從一開始就很喜歡那本書，這麼多年來，我第一次感覺到父母和我站在同一陣線，承認他們那瘋狂、叛逆的兒子，終究還是有那麼一點好處—這幾年來不曉得幹了多少行為不檢的蠢事，如今總算踏上臨床工作的正途。
註一：不過，費伯出版社裡有人看完後，給了很特別的評語。他說：「這本書讀起來太容易了，這樣會讓人對內容起疑心。麻煩寫得更專業一點。」
註二：事實上，在一九九二年，我真的為《偏頭痛》這本書添加了附錄，部分是由於看了偏頭痛藝術展而受到鼓舞，部分則是由於跟好友西格爾(Ralph Siegel)討論，他是很棒的數學家兼神經科學家。二十年後，也就是二○一二年，我在寫《幻覺》的時候，又以另一種觀點重新審視「偏頭痛先兆」這個題材。
註三：一九七二年，我表親阿爾．卡普(Al Capp，美國著名漫畫家)來諮詢我爸，他的一系列離奇症狀，把他自己的醫師給考倒了。
我爸在兩人握手時看了他一眼，說道：「你是不是在服用阿普利素寧(Apresoline)？」
這是當時用來控制高血壓的一種藥。
「是啊，」阿爾說，十分驚訝。
「你得了全身性紅斑狼瘡，是阿普利素寧引起的，」我爸解釋：「幸運的是，這種由藥物引起的症狀完全是可逆的，但假如你不把阿普利素寧停掉，很可能會沒命。」阿爾覺得，我爸憑著「閃電般的直覺」，救了他一命。
本文節錄自：《薩克斯自傳（原書名：勇往直前）》一書，奧立佛‧薩克斯（Oliver Sacks）著，黃靜雅譯，天下文化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