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過年北京物資豐饒，雖然物價高漲迭引民怨，但經濟成長帶動熱絡消費。然而昇平景象裡，卻隱藏緊張情緒，「東北下崗的國營企業職工，正醞釀要到這兒串連抗議。」消息靈通的出租車司機一語道破。
這已經不是新聞了。這幾年，大規模抗議事件已在四川、黑龍江等地零星爆發，他們或因工廠破產跌碎鐵飯碗，或因單位無活可幹待業經年，或因工廠虧損拖欠工資。去年國務院副總理朱鎔基到哈爾濱視察，省府門口每天聚集數千人高喊「要工資、要吃飯」，省黨委書記與省長也因解決國有企業問題不力，雙雙下台。今年在政府緊急向銀行借款發放「安定團結費」後，暫時按捺下來。但國企職工因生活失依全家自殺的悲劇，仍不斷出現在街談巷議中。
國有企業曾為大陸構築共同富裕的理想，而今竟成社會不安定的因子。
國有企業向來是大陸經濟的主要結構，一萬四千家大型國企包辦全國三分之二利稅，但這兩年卻有半數陷入虧損困境，每年虧損共達四百億元。影響所及，由於國企九成資金靠銀行貸款，導致銀行也產生高額呆帳(學界估計約三成)；為數一億的國企職工，三成面臨停產與半停產，有些每月只靠二十塊工資過活，「連抽菸都不夠！」瀋陽一位下崗工人悠悠說道：「國家得替咱們找出路。」
因此，今年中共把「搞活國有大中型企業」，列為首要工作目標，因為這「不僅是經濟問題，而且是政治問題」，「只有這樣才能鞏固公有制經濟的主體地位，使社會主義立於不敗之地。」國家主席江澤民與國物院總理李鵬分別指出。
為幾千萬人的就業找出路，無疑是艱鉅工程。而打造新建築易，修補舊房舍難。改造構造龐大、千瘡百孔的國營企業，更是難上加難。
大陸第一大鋼鐵業－－鞍山鋼鐵，只是其中一個例子。
只換牌子沒換觀念
最輝煌的年代裡，鞍鋼一年上繳利稅是廣東省的一倍半，但也因長年獲利均上繳國家而未擴大再投資，使製鋼設備的先進程度僅達四０%。而且據外界估計，鞍鋼積欠其他廠商款項共八十億，被別人拖欠更達一百三十億。「鞍鋼共和國」供養著四十萬職工與十多萬退休人員，還得為十八萬職工子女安排工作。經營範疇廣涵航運、金融，及「從出生到火葬場」各式生活周邊行業，包括三十多所學校和一萬多名員工的醫療體系。長年仰賴國家計畫，「導致一般職工沒有生存的危機感。」鞍鋼企管司法部長黃玉玲指出。
如此巨大的組織，雖然達到經濟規模卻一點也不經濟。「規模全是人為拼湊出來的，」曾擔任企業投資顧問的陳樂波分析：「每種事業都不作市場分析，都等總經理一個人拍板決策，肯定競爭要失利。」
為挽回國企的競爭劣勢，中共也嘗試在公有制的體制上作若干修正。最初是擴大企業自主權，讓企業留下獲利做為投資發展之用(所謂「放權讓利」)。但卻因企業上繳國家利潤降低，一度收回授權，改用稅制作為企業利潤繳庫的規範。但稅收卻未穩定成長，於是再度對企業鬆綁放權，擴大私人以利潤分成的契約方式，承攬經營國企局部或全部業務(即「承包制」)。三年前，股份制又取代了承包制，成為搞活國企的新藥方。
政策的反覆，足證國企問題複雜棘手。
曾被視為萬靈丹的承包制，的確救活不少企業。但全面開展後缺點也隨之暴露，被奉為圭臬的準則也備受抨擊。「承包者追求的是承包契約期內的眼前獲利，對企業不改造也不累積。」東北大學管理學院副院長李凱分析，承包者往往因急功近利，造成帳面盈餘而實際虧損。更嚴重的是，部份承包者從中舞弊導致國有資產流失。有句順口溜說：「搞承包，吃喝嫖賭全報銷」，恰可窺知大眾的評價。
經過反覆辯證，中共發現承包制過於簡化地割裂所有權與經營權，導致經營者用全民資產進行個人冒險。於是便引進西方的股份制，用董事會來制衡經營權，並吸納社會資金，減輕國家補助負擔。為了試行這項措施，深圳與北京成立國有資產控股經營公司，將政府工商部門改為商會，改變過去政府「只管理、不經營」的角色。據說，曾有人詢問李鵬，這個制度堅持「四不變」－－公務員制度、級別、職能與經費來源不變，「比起以前究竟變了什麼？」李鵬回答：「至少名稱變了。」
從理論上看，在公有制的架構上實施股份制，確有其問題，「說到底董事會成員還是國家指派，只換牌子沒換觀念。」北京天則經濟研究所所長茅于軾批評。董事會受託監督、經營者受託經營，這種「雙重代理」結構，「既沒有承包制的激勵作用，又沒有西方股份制中董事會對經營者的約束力。」中國人民銀行山西分行研究員王志剛在研究報告中指出。
儘管如此，在實際執行的企業中，股份制是起了局部作用。
上海氯鹼化工三年前實施股份制後，精簡一千個人員，裁併十四個部門。在上海股票上市後，董事會中加入兩位境外人士，「一群人決策總勝過一個人，」上海氯鹼副董事長蔣永明說：「何況有那麼多股民給我們壓力，不努力都不行。」在香港上市股票的四川成都電纜公司，和德國西門子合資生產光纖電纜，總經理杜良恆認為，在海外股票上市，「讓企業和國際管理接軌」。
四川德陽市東方電機廠是另一家香港上市公司。這家企業囊括大陸四０%水力發電機市場，正投入開發核能發電機，未來十年需要八億資金，透過股市可籌集七億。在進行股份制前，東電先將非主業的兩千多人剝離出去，保持主業經營績效。「如果全綁在一起，反而兩邊都被拖累。」東電宣傳部副部長張利祥認為。
但事實上，許多企業主管認為，股份制只適於少部分國企。部分國企負債數倍於資產，有的連上軌道的會計帳都沒有，希望用股份制使公司起死回生，無異緣木求魚。對大多數的國企而言，「最重要的是盡快政企分離，減輕企業辦社會的包袱。」四川中國第二重型機械集團(簡稱「二重」)常務董事安桂芳表示。
「國家不可能不管我」
所謂「政企分離」，是將教育、醫療等社會機構歸還政府經營。許多靠國企興起的城市，發展初期政府無力興辦學校與醫院，企業便代為擔負這項工作。往年二重有三、四成人力用於經營福利事業，現在二重把醫院交給德陽市政府經營，每年補貼一千萬。但是因為掛號費從三毛變成五塊，職工的觀念很難調適。
不管機制如何轉換，最終還得靠人來執行，而一般人觀念無法轉換，正是國企無法搞活的根本原因。
在東北，多數人仍將進入國企視為唯一的職業，造成國企無法精簡人力。大連一家國營布廠因欠債累累而破產，政府便安排職工轉業，鄰近國營廠都無力再增員，一家街辦集體企業正需人手，但卻沒有一個失業職工肯去。「國家不可能不管我，」一位失業者面對媒體侃侃而談：「還得找國家這樣的大集體才行。」
照市場經濟法則，企業難以為繼，無非破產，大捧在前幾年也頒布了「破產法」，但在大陸國企破產問題絕不單純。首先是債權人(特別是銀行)不同意，因為企業破產就代表銀行帳面虧損，撫順玻璃廠在破產過程中，工商銀行反對最力，最後由政府承接所有債務才破成。企業破產，國家既得還債又得安排所有人轉業，去年中共就花了七十億元來沖銷破產企業的壞帳，這還只是先讓數千員工的小型國企試行破產的初期狀況。
為了解決失業人口的生活問題，以及讓企業減輕龐大的退休人員供養問題，大陸目前正試行社會保險制度。由企業與職工負擔部分保險金，向保險公司投保失業與養老保險。但是，由於剛剛起步，尚未全面開展，成效仍待觀察。
在配套制度尚未完備前，為了不造成棘手的失業問題，大型國企只能靠改善體質自救。和許多國企一樣，鞍鋼今年將實施的「化小核算單位」(類似利潤中心制)，黃玉玲預計這將是「跨世紀工程」。要將數十或上百個事業的成本結構、資產負債，各種投資關係制度化，這個估計並不離譜。職工兩萬人的中國二重，十一年前就實施此項制度，「今年才大致完成。」安桂芳表示。
事實上，部分早有改革意識的國企，在市場激烈競爭中仍能安然存活。
「嫁接改造」
占有大陸六成火車市場的大連機車廠，創於上世紀末，至今仍未實施股份制。過去它和同業一樣，都靠鐵道部的訂單。去年他們開始開發多品種產品，如高速火車、不同於鐵道部規格的大小型火車，打進企業與國際市場，並增加業務人力、設立用戶培訓中心。雖然許多同業處於虧損，該廠去年業績仍成長兩成，「等進了市場再找市場，那就晚了。」去年升任廠長的袁吉昌說明他的革新理念。
經營海外工程、貿易與房地產業務的中國遼寧國際集團，海內外共有八十個轉投資企業與據點。為了管理分散而龐大的組織，總裁李瑞特別重視規章制度的建立。審計稽核體系防堵海外人員舞弊的漏洞；法務部門讓國際商務納人法制保障。「企業規模大了之後，得有自我保護意識。」三年以前從本溪市長調任過來的李瑞，迅速轉換成企業人的思路：「企業不能上軌道、從嚴管理，賺的錢都溜走了。」
問題是，並不是多數的企業都具備足夠的研發或國際競爭的實力。
為了培養國企的競爭力，大陸積極進行「嫁接改造」，鼓勵國企和外商合資，引進國外資本與管理，來改造部分國企。同時，也試著拍賣一些經營不善的國企，允許私人承接經營。大陸不希望走東歐將國企全面私有化的路，而是計畫以部分股份制政造、部分倒閉、部分拍賣、部分合資，將千頭萬緒的搞活國企工程，逐漸落實下來。
然而，如果這番產權重組、搞活國有企業後，「究竟是搞活了社會主義，還是搞死了社會主義？」部分大陸人士深有憂慮。
在鄧小平南巡講話中，揭示「不要問姓資(資本主義)還是姓社(社會主義)」，因此有不少人認為，即使產權重組會帶給部分人「近水樓台先得月」的不公得利，「但只要能讓企業效率提高，市場擴大，對任何人都有好處。」學者茅于軾指出。
究竟最佳的選擇是什麼？沒有學理可循，也沒有歷史供借鑒。這一條「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走來格外顛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