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八點」應予重視
問：六年前遠見專訪你時，你任外交部長，曾積極推動務實外交，就任行政院長後，也曾幾度出國訪問，請問這幾年來，我國的外交處境有何轉變？
答：所有國家的外交工作都應該務實、有彈性，並不是因為國家處境特殊才要有彈性。但是，過去我們「漢賊不兩立」的政策很少受到檢討，六年前我在外交部時，正逢外交政策的大轉變，的確是個關鍵時刻。
目前，我不敢講我們的挑戰已減少，環境也並未好轉，主要是因為中共對我們的態度始終僵硬、無彈性、不務實。但這六年來主客觀條件也有劃時代的改變，尤其是共產主義沒落、蘇聯煙消雲散、東歐變天，取而代之的是區域性整合，經過我們鍥而不捨的努力，大環境是非常樂觀的。
歷史上，一個國家在國家利益的指導下，適時調整對外政策是有必要的，也是成敗關鍵；在特定環境下研擬出來的政策，當環境改變時，政策一定要修改。因此，許多國家應該檢討對亞洲、乃至對中華民國的政策。
問：你曾經表示過，你看大陸政策的原則是「排除零合、走向雙贏」，最近中共領導人江澤民提出對台政策「八點聲明」後，這原則有無改變？
答：對中共領導人的聲明，此時此刻我們應予以重視，因為我們希望兩岸有良性互動。他的談話有原則性，也有現實性，我已責成陸委會和行政院的大陸政策指導小組等單位研究，也要徵詢各界看法。我們是民主國家，兩岸關係攸關國家發展，要聽各界的意見。
問：面對鄧小平死亡後大陸可能產生的變局，請問政府有何最壞的打算與最好的準備？
答：本人曾明確表示，我們不希望大陸地區因鄧小平的去世而發生動亂，畢竟，一個穩定而持續改革開放的大陸，對兩岸關係的良性發展是必要的。末來大陸情勢的發展勢將受到許多客觀因素的影響，比方民眾對政治民主的渴望、以及大陸經濟的發展進程等。
政府對鄧小平身後大陸情勢的可能演變非常重視，也不會沒有各項因應準備。基本上，我還是要強調；在推動大陸工作及發展兩岸關係上，我們是以維持兩岸局勢安定和平為前提，並依照國家統一綱領的規畫，逐步推動國家統一。此一政策不會因中共領導人的更迭，而有所改變。
亞太營運中心在改善我國體質
問：根據瑞士洛桑國際管理學院(IMD)的「世界競爭力報告」，我國在新興國家中的競爭力排名已連續兩年下滑，落於新加坡、香港及馬來西亞之後。放眼亞洲各地，香港、新加坡與上海都在積極爭取成為亞太營運中心，且各具優勢。在這場激烈的競爭中，請問我國有何贏的策略？
答：這確實是一個很多人關心的問題，也正是我們要努力的方向。香港、新加坡比我們早走幾年，我們花了一年半研究，直到今年初才通過「亞太營運中心」方案。要我們馬上有成果，是不可能辦到的事，還是要一步步地走。
就IMD這個報告而言，我知道經建會在今年一月十八日的委員會議中，就曾以專案討論。當然，大家都非常重視這個報告。不過，不同的國際研究機構，會從不同觀點來評估投資環境與競爭力。
譬如美國商業環境風險評估公司的評比，近兩年來，我國的投資環境均名列第二，僅次於瑞士。韓國產業研究院之「韓國國家競爭力評估與強化戰略」評估，我國「政府部門」及「競爭力創備因素」二方面均優於韓國、馬來西亞，次於新加坡。
排名落後也許並不表示我國在這些項目上沒有進步，而是我們的競爭對手比我國進步更快，超過了我們。在國際間的經濟競賽日益激烈的今日，這些現象實在值得我們警惕。
自由化、法制化、國際化
目前政府各部門已全面展開法令的修訂工作來改善整體的大環境，例如在金融方面，修訂「外匯管理條例」，進一步放寬外國法人來台投資股市及國人在國際市場籌款的限制。在便利國內外資訊流通方面，政府也已著手修訂「國內衛星通信規則」，開放業者利用衛星建立區域網路，並已完成「民事訴訟法」、「刑事訴訟法」與「民法」相關部分的修正案，送立法審議，以確立電子文件的法律地位，使資訊流通更為便利。此外為配合我國加入關稅暨貿易總協定，降低關稅、取消非關稅的貿易限制，以及放寬外國人來台經營國內保險、電信、運輸等服務業，行政院已決定採取綜合立法的方式。
本人也要藉這個機會說明，政府在民國八十年元月推動「國家建設六年計畫」，其政策目標即在「提高國民所得」、「厚植產業潛力」、「均衡區域建設」及「提升生活品質」，實施以來社會經濟失衡現象已獲得明顯改善。不過在推動過程中遭遇若干問題及政府支應公共建設的財力減弱，於是在八十二年七月完成六年國建的期中檢討，其後提出「十二項建設」。
我相信這項調整，可以證明政府現在的努力更有「焦點」，也更能以務實的觀點，反映本身的能力，滿足民眾的需要。
再具體一點講，所謂「贏的策略」，在我來講，就是我們一定要確實加速落實「自由化、法制化與國際化」的努力。我知道這句話聽起來好像並不新奇，但是我要坦白地說，一天到晚追求「新奇的口號」，並不可取。事實上，我們在這三件工作上的具體進展仍然不夠，所以我一定要再凸顯它們的重要性，並且要把它們列為政府當前施政的重心，絕對不能再讓這些目標成為遙不可及的空談。
我也希望大家了解，發展台灣成為亞太營運中心計畫的主要目標，不僅僅是為了要確保我們未來經濟發展的光明前景，也是為了要改變我們經貿環境的體質。如果「亞太營運中心」的各項執行方案都能切實推動，我們不但會有實際收益，更可以藉此改善體質，甚至脫胎換骨，必能有效提升我國的競爭力。
所以，我們全國上下一定都要重視「亞太營運中心」這個計畫，本人也會親自督導整個計畫的執行和推動。我已經說過，本案牽涉甚廣，時機稍縱即逝，這個計畫要成功，除了要掌握機先、行政院所屬各部會以團隊精神確實執行之外，更需要立法院在各項有待增修訂法令規章的審議上，予以充分支持，而工商企業與全民的參與及協助，也是極為重要的。
大陸市場不是唯一考量
問：亞太營運中心的規畫與大陸經貿政策如何相輔相成？台灣在邁向亞太營運中心的過程中，如何妥善將大陸納入腹地，又不致於過度依賴大陸市場？
答：我們不需要否認，兩岸經貿關係的穩健發展，對亞太營運中心之建設，的確存有不可忽視的影響力，而國際上的跨國企業也好，大公司也好，在選擇它在本地區的營運中心時，也難免會充分考量它與中國大陸間的互動。因此，我們對於亞太營運中心的規畫，有必要以前瞻務實的觀點，採循序漸進的方式，尋求兩岸經貿關係的穩健發展與進步開放。
在具體做法方面，政府將依實際需要，考慮適度放寬與大陸間接經貿往來的限制：
(一)間接貿易方面，准許從大陸進口項目，除農產品外，修改為負面表列制。
(二)間接投資方面，擴大許可投資的範圍，而在一定金額以內，亦改採登記制。
(三)放寬兩岸金融往來的限制。
(四)放寬兩岸電信往來的限制。
(五)放寬經貿、文化人員交流的限制。
此外，依據國家統一綱領，尤其是為了要兼顧國家安全，我們現階段也正在規畫是否能以「境外」航運中心的模式，擴大兩岸間的實質經貿往來，再經由實行成效，以及中共善意回應，研究進一步的政策調整。
有了以上的基本原則與規畫，我們仍然要堅持一個前提，即是絕不能對大陸產生過度的依賴。但是什麼是「過度的依賴」，我認為，除了繼續維持全球性的經貿發展策略外，對於大陸的經貿關係，還是要根據兩岸政治互動情勢的主客觀評估，隨時調適，才能保持「有為有守、可進可退」的彈性與分寸。
問：台港航權即將於今年四月終止，兩岸直航問題更形迫切；另一方面，亞太營運中心如無大陣做為腹地，內容即非常空泛。在這種種考慮之下，請問兩岸三通是否可能因而加速進行？
答：發展台灣成為亞太營運中心，大陸市場雖然是重要因素之一，但並不是唯一的考量，更不能與發展亞太營運中心的成敗畫上等號。這一點必須先說清楚，否則推動亞太營運中心的規畫與努力，就會形成「操之在人」的困局。
我們不能妄自菲薄。過去四十多年的發展經驗證明，台灣本身的確擁有很多良好的經濟發展條件，例如優勢的地理位置，堅強的製造業基礎，高素質的人力，特別是科技人力資源等。因此，未來最重要的是如何促使我國經濟更自由、更開放，讓這些相對優異的條件獲得充分發揮的機會與空間。
當然，有了大陸市場，我們的經濟潛力更能充分施展，因此我們也不會完全排除在未來適當的時候，兩岸以適當的安排，進行直航的可能，國家統一綱領也有如此的規畫。
不過大家都很清楚，兩岸關係終究不是我們或中共單方面一廂情願的事，未來可能仍要看兩岸政經互動情勢及「境外航運中心」的發展情況，再來進一步規畫調整兩岸關係。
二０００年台灣成為新樞紐
問：新加坡有「二０００年智慧島」的目標，馬來西亞總理馬哈迪也提出「二０二０年宏願」，能否請院長為我們描繪公元二０００年的台灣前景？
答：首先，政府「振興經濟方案」、「十二項重要建設」與「亞太營運中心」等具體計畫，應該屆時都已展現相當程度的功效；我們應該有更自由、更開放、也更國際化的經貿體質與體制，有更具良好軟硬體的公共建設、更強化的產業能量以及更具關鍵性的國際運輸地位。同時，預計到了公元二千年，我國將可邁入以高科技為主的產業發展體系，製造業產值將達三千二百億美元，技術密集工業將占產業結構的百分之四十四點六，專門技術人員在全體受雇員工中的比例也將大幅提升。此外，我國將擴大與亞太地區國家的經貿聯繫，成為亞太經濟的樞紐。
其次，政府將以「生產、生態、生活」並重的原則，重新規畫國土資源的開發與運用；也要在公平與效率的前提下，推動全民健保及國民年金等社會福利制度；更要致力文化建設，改善社會風氣。如果一切順利，公元二千年的我國應能逐步達成具有高品質生活環境、高素質文化與國民、以及高效率社會福利的祥和社會，成為華人文化文明建設的中心點。
當然，在新世紀到來之前，我們應當已經順利渡過政治轉型期，具有非常成熟安定的民主政治文化與制度。行政革新應已提升政府效能，確實打擊貪瀆。屆時，國會及其他民意機關的議事立法也應更有效率，不見肢體衝突。尤其重要的是，我更希望我們能及早見到選舉文化的理性與成熟，完全排除賄選、黑道、暴力的影響。
最後，在兩岸之間，我相信兩岸持續不斷的溝通努力，必能逐漸打破僵局，消除敵意，增加雙方了解與良性往來。在下一個世紀，台灣地區的政治與經濟建設成果，必將對大陸同胞有更積極而正面的效應，成為不可忽視的力量。
因此，我想到了公元二０００年左右，不論就亞太地區或兩岸關係，中華民國台灣地區必能成為「新世紀的新樞紐」！
不兌現無理支票
問：選舉期間，各級民選首長開出了許多支票，今後必須一一兌現，請問中央在財政拮据的情況下，如何幫助地方政府履行選舉承諾？
答：我曾經分別在中央與地方服務過，對中央與地方的各種建設需求以及人民福祉等事項，多少也有一定的經驗與了解。老實說，我到行政院服務以後，也常常自己督促自己，要重視地方的需要，要盡量多從民眾的眼光看問題。這幾年來，中央在財政極為艱困的情形下，仍大量編列預算補助地方，每年均超過二千億，占總預算歲出規模幾近四分之一，比例不可謂不高。
有關「選舉支票」的事情，我想主要還是應該讓選民就其合理性與可行性來判斷，民眾也不會願意看到行政院無條件地支持任何一個當選人「信口開河、不自量力」的選舉承諾。我認為，中央與地方各級政府都要以負責任的態度行事。
至於合情合理的選舉政見，首先我要指出，「省縣自治法」及「直轄市自治法」的公布施行，已提升了地方的自治權限。因此，有關各級民選首長的競選政見，必須先區分何者屬中央權限、何者屬地方自治事項，屬於中央辦理事項者，在地方政府提出後，將由中央各部會考量，看看是否應該或是否有能力納入年度施政計畫，逐步推動實施。屬於地方自治事項者，可依前二項自治法所賦予地方的財政自主權加以辦理。同時，財政部並已配合研提「地方稅法通則草案」、「公共債務法草案」，這兩法案已送請立法院審議中。
問：明年總統大選之前，省長是台灣最具民意基礎的行政首長，行政院與省府之間的互動會有何調整？未來在財政權、人事權與地方建設方面，省府若有強力堅持，行政院將如何回應？ 答：我常常說，省市長民選之後，台灣省及北高兩市都是自治體，中央要予以適度的尊重。這種尊重，主要也是依法行事。不過，既然談到「依法行事」，我們也要了解，憲法明文規定行政院為省、市自治的監督機關，並規定地方自治規章不得牴觸中央法律，因此若在重大政策上有不同意見，除非事屬地方權責，否則自應以行政院的決定為執行依據，這一點並不因為省市長完成民選而有所不同。
其實我們比較關心的，是地方政府在執行政策時若遭遇困難，中央政府如何能提供最大的協助，以利保障民眾權益。政府是一體的，不論是地方與中央，一方面要依法行事，另一方面更要積極考慮民意民利。既然這兩個原則是一致的，中央與各級地方政府合作的空間其實很大，也許不要總是從衝突對立的角度來看問題，會更切合實際。
不考慮競選總統
問：台灣明年將產生第一位民選總統，請問這對台灣的內部發展、兩岸關係、國際地位有何影響？你認為這位人選應具備哪些最重要的條件？外界認為院長是熱門候選人之一，請問你是否有這份自我期許？
答：總統經由直接民選產生，是我國推動民主政治、落實主權在民最重要的一個步驟，而且選民直接用選票選出國家元首的事實，可以證明我們在民主大道上的建設，是全面、徹底，而且無所保留的。有了這樣的民主成就，我相信我們的內部會因為更民主而更團結、更穩定，在國際上也會因為更民主而得到更多支持與認同，使我們拓展國際活動空間的努力更為有效，也使我們的國際地位更為提高。
我們也希望中共能了解，民主是政府存在的最高價值，更是大勢所趨。中華民國在台灣地區推動民主建設，絕不是為了「台獨」或延續國家分裂，而是為了落實我們的立國理念與憲政精神，讓民眾做國家的主人，享受完整完全的民主政治。這種寶貴的建設及其經驗，正如同「台灣經驗」的經濟果實一般，是中華民族的珍貴資產，也會對中國大陸的億萬炎黃子孫有所貢獻。
中共的領導人士，也許在過去或目前，對台灣地區的民主建設抱著戒慎或誤解的看法，但是假以時日，我希望而且也相信，他們必然會領悟我們民主建設的意涵，接受大陸同胞的意願，漸漸走上民主。
至於競選第一任民選總統，本人願意很負責地說明，目前並無考慮或期許，而且這件事目前媒體炒得太熱，也不見得是一件好事情。我已經一再強調，目前最大的心願是把現在的工作做好，．現在的責任很大、工作很重，要做好也不容易「實在不必去考慮其他的事情。
用人不疑，疑人不用
問：能否談談你用人、帶人的原則？
答：疑人不用，用人不疑。
希望大家同心奮鬥，發揮團隊精神，首長不可能天天督促、耳提面命，要自動自發、求效率、便民。
我常說，「革新」要先「革心」。社會上各行各業求才需才孔急，大家都是有才智的人，原本不必選擇做公務員，既然當初選擇這一行，就是有一番抱負，這是種榮譽，要將公務員變作有意義的工作，這是我們的初衷，而不是每天八點到五點，坐在那裡，抽菸看報紙。
問：你對三位新上任的省市首長有何期許？
答：我希望他們能順利推動政務、實現參政理想、鴻圖大展。他們與民眾有最具體、直接的接觸，若能排除一些民瘼、令人詬病的地方，不論如何，中央政府都應盡力協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