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屆國會第三會期在「核四」、「全民健保」嘈嚷聲中敲鎚落幕，議場外，逐「民意」而居的立法委員，正流行舉辦公聽會。
曾任兩屆增額立委的黃煌雄，去年第三度進入立法院，便驚覺立法院各大小會議室充斥公聽會。
公聽會傳承自西方議會政治，然而，西方民主制度用在台灣的立法院，卻變了質。
對民主先進國家如美國而言，聽證制度是國會立法過程中不可或缺的一環。藉由舉行聽證會，邀集主管機關代表、利害關係人、學者專家或公共團體代表，從不同觀點表達意見，進而發現事實，或作為立法重要依據。
相較於美國，台灣雨後春筍般的公聽會，更多了一道功能－－立委問政的重要新舞台。二屆立委面對新的競爭生態，一進入國會，立刻將戰線從議場往外拉開。
從立法院發行的「新聞簡訊」顯示，過去三個會期，由立委個人舉辦的公聽會超過五百場，至少三分之二的立委曾藉由公聽會，展現政績。在此之前，僅由增額立委或立院次級團體偶一為之。
為什麼現任立委熱中舉辦公聽會？
選票的壓力
談起舉辦公聽會的目的，立委傾瀉而出的是：應付選民請託、做為審法案的依據、提供行政官員和百姓溝通的機會、吸取學者專家意見、協調反應民意、稀釋民怨、對政府官員形成制定政策的壓力……。
不過長期觀察國會的人士，仍將造成公聽現象頻繁的最大因素，歸之於選民的壓力。
辦公聽會暫冠群倫的立委丁守中坦言，現在大家都在爭舞台、搶選票，辦公聽會是最簡單、最便宜的方法。他估算一場公聽會只要一、兩萬元，老百姓就可藉此知道民代在做事。
在立委中屬於新人的蘇煥智，辦公聽會的次數也名列前茅，他露出立委少有的靦腆說：「立院是個秀場，我是不太會秀的人，不是抓弊案的個性，對官員也不一定罵得出口，舉辦公聽會比較具建設性。」
就連資深立委洪玉欽也舉辦一系列的「教育專題」公聽會，助理張慶揚解釋：「為了選舉，要有政績，不要和現實社會脫節。」
已退出角逐省長的立委張俊宏，也曾在一場「如何拯救台鐵」公聽會上，不忘標舉「邁向省長之路」。
儘管立委都喜歡舉著「公聽會」的大旗辦活動，但實質內容往往南轅北轍。
一個周末，立法院慣例地緊鎖議場大門，議場外，僅僅一個上午，就有五場立委自辦的公聽會充塞在立法院的大小會議室。
有為了制定「國家採購法」，二、三十餘名學者、官員、公民營機構主管齊聚一堂，做高度專業的辯論；有探討「教育資源分配」，卻不得媒體青睞，偌大的會議室，空留五、六人冷清座談；也有名為「對日索賠」公聽會，卻成為「受難者」聲討大會，場面數度失控，媒體攝影機爭相追逐；更有「為爭取捷運延伸」的公聽會，演變成官員與地區民眾激烈對質的協調會。
相較於西方聽證制度的功能，由立委個人舉辦的公聽會顯然已跳脫常態。
「立法院有公聽會嗎？是變相的座談會、協調會、說明會、訴怨大會，還是促銷會吧！」一位報社記者每天奔波在各類公聽會之間，發現公聽會早已變調。
過於浮濫
一位專研議事規則的立法院職員表示，美國國會聽證會通常由委員會或小組委員會舉行，是否召開、何時舉行、邀請何人出席，以及舉行多久，都得經過嚴謹的審核程序。以美國總統柯林頓的「白水案」為例，是否召開聽證會即經過反覆的辯論。
反觀國內，立法院沒有公聽辦法，因此委員會、次級團體、立委個人都可以不同名義舉辦。尤其以立委私人名義辦的公聽會，往往捉住任何新聞點，即以此做公聽會的題材。
自認為已經超越辦公聽會階段的黃煌雄拿研討會做比較，一場研討會至少得花半年籌備，而一場公聽會只要三十分鐘，「公聽會可以很快反應問題，但是太浮濫，欠缺深思熟慮，不一定負責任。」
因為無法可管，所以公聽會常招致的批評，是主辦者為了強化民意基礎，常常在預設立場中尋找答案。例如「廢除政戰制度」、「國立大學校地私售內幕大公開」、「爭取捷運南港線延伸汐止、基隆」，題目明顯缺乏雙向性。由主辦者主導立場的結果，常使結論呈現一面倒的局面。透過媒體宣傳後，更容易造成假象。
而立委透過媒體爭取選票，舉辦公聽會毋寧是一條最簡便的的曝光管道。只是目前的媒體文化，在面對最複雜、糾纏的權力遊戲和政治議題時，往往只追逐問題表象。
因此立委為提法案草案而辦的公聽會，例如國家採購法、省縣自治法，往往因為過於專業、枯燥，而乏人問津。倒是當前的熱門話題，如南向政策、校園女學生性騷擾，反招徠大批攝影機、鎂光燈。
熟知內情者感慨，這種表象化的結果「對敬業的立委太不公平了」。
然而，值得深究的是，一場公聽會的效力有多大？
丁守中根據自身經驗扳指細數：開放落地簽證、免簽證，空大畢業生授予學士學位……都因開過公聽會，聽取各方意見，然後不斷提案、修法，而有圓滿結果。
但多數立委也承認，端賴一場公聽會就能解決問題，未免異想天開。原因之一，是過多的公聽會已稀釋了大眾的注意力，更重要的，是立法委員沒有「國會調查權」刑法裡也沒有「藐視國會罪」。
政治學者楊泰順分析，西方民主國家(以美國為典型)的聽證會之所以具公信力，因為有了「藐視國會罪」，任何人在聽證會裡做不實證詞或拒絕回答，都可交由法院判刑；有了「國會調查權」，立委可以行使準司法權，在召開聽證會前得以進行蒐證。
低效能的民主遊戲
反觀國內，公聽會不具拘束力，政府官員可以拒絕出席，或隨便派人應付；此外，立委沒有「調閱權」，無法在公聽會上提出有利證據，往往形成漫談。
以立委蔡同榮曾舉辦的一場「陳文成教授死因追查」公聽會為例，儘管媒體大幅報導，形成一股「翻案風」，但蔡同榮要求前警備總部相關人員出席，遭到拒絕，而要求調閱陳文成的偵訊筆錄和錄影帶，軍方也以遺失為由，拒絕查閱。
因此，一位國會記者在談及公聽會效力時，諷刺地說：「院會做成的決議都能一夕推翻，何況一場公聽會？」
而為了建立公聽會的權威性，有人因此建議將公聽會納入制度。
事實上，三年前朱鳳芝便曾提出「立法院各委員會公聽會辦法草案」，主張將聽證制度納入議事規則，成為國會職權運作的一環，以補立法機關專業資訊之不足。只是三年後，此法依舊冰凍。「這麼冷僻、新聞性不高的法案，大家不會重視，永遠也輪不到。」朱鳳芝慨嘆，這樣的國會生態裡，也許要重新設計、包裝，然後再推銷。
聽證制度難以推廣，適足以反映國會結構的病灶。二屆新國會第三個會期已結束，但依然在舊的組織、不完整的遊戲規則裡，玩一場低效能的民主遊戲。
資深國會助理林恩照觀察立院多年，冷冷歸結：「立院公聽會現象，只不過是整個體系混亂中的一小環罷了。」
立法院的「速食文化」裡，也許公聽會迅捷地揭露了社會熱門議題，然而，立法委員卻解決不了國會本身的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