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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利之間難為商

文 / 許彩雪    
1994-07-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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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利之間難為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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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闆裁員,限員工當天下午就捲鋪蓋走路,算不算沒有企業倫理?員工跳槽,老闆最後一個知道,算不算不道德?

為了增加生產力,把安非他命賣給外籍勞工,遠遠逾越企業倫理的底限。企業主雇用外籍女傭,卻非法轉至工廠擔任女工,更予以強暴;如果引起國際糾紛,企業要不要負起損害國家形象的責任?

為了搶奪同業的得力幹部,企業不惜以高薪、股票利誘,是否要負敗壞社會風氣之責?政府稅制結構不合理,是否可因此逃漏稅?

一個炒作土地的財團負責人,能不能因為捐款給慈善團體,而得到心靈救贖?……

台灣以中小企業為多數,大企業和國營、黨營企業則占盡資源的經濟發展型態走到現今,經營壓力日緊、來自四方的責難更層出不窮,讓一些企業主內外煎。一部分人屢屢被迫自問:「怎樣才能在利潤與社會責任間找到平衡點?」、「企業要怎樣跟社會其他成員建立共識?」

是順從還是真誠?

根據學者分析,企業倫理可分順從策略和真誠策略兩種。順從策略只做到法律要求,不違法就算盡到企業倫理;真誠策略必須是發自自我的,認為它在社會上可扮演某種角色、且希望社會變得更好。

用這把尺來量台灣企業的良心,顯然都還差一截。

企業倫理一體多面。這幾年來,台灣企業和員工、股東、同業、消費者、地方、政府、整個社會織成的湖面,不再平靜無波。

地攤文化這幾年不減反增。一些大學畢業學生開著進口轎車,在百貨公司旁的小巷子擺起仿冒、偽劣的化妝品,有的甚至大搖大擺就在熙來攘往的騎樓下鋪陳開來,攪亂產銷秩序。消費者因為過去進口化妝品濫開天價的印象,也寧願購買相對而言較便宜的地攤貨。

資訊業經銷商這幾年利潤轉薄,有些下游產業一方面無法拒絕上游長期以來「塞貨」的不合理產銷結構,一方面卻開六十天的期票給供應商、把現金拿去開地下錢莊,玩金錢遊戲。結果弄到資金周轉不靈,相繼倒閉。

「很多國外認為可恥的,這裡認為理所當然。」一位經常出國的企業界人士忍不住歎息。

細究問題根源,企業環境「在從權威性架構變成開放性架構的過程中,還沒有把新的秩序建立起來。」大眾電腦董事長、也是學者的簡明仁剖析。

有些是新舊之間的過渡,造成的適應不良。

產銷方面,法令不足或執法不力,是失序的主因之一。進口CD名牌產品的港商法華香水化妝品公司台灣分公司總經理徐永諧,對衛生署放任水貨肆行就很「感冒」:「要不然就不管,要不就管到底嘛。」她忿忿地說。

企業內部倫理,與以往企業內部家長式關係有關。企業講究員工對老闆效忠,「給我好好浸一段時間,公司自然會給你應該得的。」但面對新一代員工考慮個人利益重於公司目標,企業主也感到擲燭。

又例如薪資制度,以前講究年資、長幼有序;但新一代的觀念是講能力。「管理者常要做抉擇。」統一超商管理部協理謝伯宗大歎管理難為。為了因應新新人類員工性格,以前統一超商訓練員工以師徒制要求三年有成,儲備幹部歷經門市職員、店長、區組長、課長,現在卻非要改成速成班不可。

以往家族式股東結構,股東之間也常公私不分,「大家睜一隻眼、閉一隻眼。」一位企業主坦陳。當新一代觀念要求井水不犯河水時,紛爭就出現了。

國外企業流行「partner伙伴」概念,資深員工和老闆之間從屬關係較模糊,但仍互相尊重。放到國內來卻走了樣,員工常做出超越合理範圍的要求,「如果你不答應他,他就覺得不受尊重。」一位正為公司內部手握部門資源的元老刁難而感頭疼的企業主不禁慨歎,國內還要好些年才能建立尊重職位該做的事、做事的合理標準,而不是人和人之間的關係。

全新的考驗

同業之間惡性競爭和聯合壟斷,似乎是台灣企業不變的法則。

「公會功能是用來違反公平法的。」律師黃國鐘諷刺同業聯合漲價的行為,使理論上應該是自律性機構的公會變質。

「這是舊社會留下來的垃圾。」一位律師批評。

有些倫理問題是全新的考驗。

重看最近喧騰一時的萬客隆案,旁觀者分析,「就地正法」或「就地合法」的爭執,至少牽涉同業惡意攻擊、技術性法規障礙、惡法亦法是否該遵從等倫理問題。「企業也會有掙扎和矛盾。」一位企業主認為有些倫理問題的裁決應該更理性一些。

以前的舊倫理是依賴有權有勢的一方,假設他有好的能力,其他人沒有辦法制衡。倫理改變,好的一面,是制衡力增加。

「不要以為總經理權力很大,可以任意升遷員工,升得不好,其他員工就走了。」一位企業總經理自我解嘲。

但外部環境不可掌控,甚至有些自省的企業也歎奈何。「我們一直在跟外界拔河。」聯強企業總經理杜書伍感慨。

聯強對員工入股採取三年分四次給予的方式,並規定在公司股票上市的第一個星期內不准賣掉;用意是不希望員工尋求短期利益,贏了彩券、丟了扁擔。「但幾年前股市好時,講到後來自己都很心虛。」雖然後來股市劇跌,讓杜書伍相信聯強的堅持是對的,但與員工求利心理的拉鋸,著實像打了一場仗。

若干具示範性作用的「壞人得逞」議題不斷在社會出現,令一些企業深疑;是否社會機能出現了問題?「企業人士當選公職人員就可以借錢不用還,誰還相信一分耕耘、一分收穫?」黃國鐘律師相倍政治、經濟特權結合的異象,會使其他企業失去反省的決心。

王永慶經營之神的光環已淡,翁大銘是新起的神祗。餐廳裡,商業人士聚餐,交頭接耳談的不再是王永慶,而是翁大銘如何地行、翁大銘有哪筆生意可以跟進……。

更具腐蝕性的影響,是擴大了一般人情緒上的缺口。

「你告訴我,有哪一個生意人每筆錢都來得乾乾淨淨?政客就更不必說了。他們都污大把鈔票,跟他們比起來,我真是小巫見大巫。我不過跳票一百美元就招來牢獄之災,他們股票交易內線醜聞案主角盜取了數十億美元,卻輕輕鬆鬆就擺平了。這個世界還有公道嗎?」「看,錢在說話」一書作者、美國加州州立大學教授亞伯朗斯基轉述一名因跳票被定罪青年的不平之鳴。

亞伯朗斯基稱這種犯罪現象是「反資本主義報復行為」:「心中不平的中下階層,以犯罪來表現他們對這個「不公不義」社會的反抗和反擊。」

無獨有偶,台灣社會這種反擊的氛圍似乎也已逐漸氤醞。一個在半官方貿易單位工作的職員,因為偷取同事信用卡刷用了八萬元、盜領長官二十萬存款及辦公室電腦而被捕。當被問起何以淪為慣竊時,「我是故意的,誰叫你們這麼有錢?」她的陳詞居然如此理直氣壯。

誰來糾正?

自由與平等,是企業家要求的運戲規則。公平與正義,是大眾追尋的良心尺度。當它們走偏時,誰來糾正?

十年前開始實施的勞動基準法、兩年前開動的公平交易法以及今年剛出爐的消費者保護法,都具有塑造新倫理的作用。但是一些有心人擔心,徒法不足以自行。政經結構惡質、行政效率不彰,使得法律沒有客觀遵守的規範,「使守法者的法律情感受到傷害。」黃國鐘律師認為法律不能完全解決倫理道德問題。

社會學者陳秉璋更以為,工業社會結構定型,是建立新道德體系的先決條件。他悲觀地認為,台海兩岸關係末定,企業對社會沒有信心,工業結構定型還未出現之前,根本沒法出現道德。

也許真的必經痛苦經驗,才會得到教訓。貧困使人向上,走到富裕社會,要在碰到問題時,才會調整價值觀。「我們可能要像英、美社會一樣,要被修理一下,才知道覺醒。」大眾電腦的簡明仁如此體驗。而一位大學經濟系教授則相信,這段學習新倫理規範的過程,「一、兩個世代不算長。」

權力在位者調整方向、架構,被視為斧底抽薪之道。「要解決並不困難,只看有權的人做不做。」一位企業總經理提出挑戰。

政府、企業、民眾都需打破藩離,換心思考。

中原大學商學院財經法律系畢業班學生,有一門將要取消學分的「企業倫理」必修課,老師要學生針對社會爭議性問題,分別從企業經營者、股東、消費者、勞工、行業上下游等不同角度發表意見。法律系系主任周天分析,課程設計的目的是希望藉討論過程,得到幾項意念:

第一,不同的價值觀分析。其次,瞭解到解決問題不是靠強制規定就行,必須向各方面尋求且與各方形成共識。最重要的,社會成本支出的減少,是不同角色共同努力的目標。

他們最近一次的討論是以台塑六輕建廠為例,學生開始思考到本位主義與整體利益(居民角度(、產業重要性與污染防治技術(企業角度)、決定回饋措施(政府角度)等道德倫理抉擇。「不做預設立場、嘗試跳脫自己的角色去看問題,這是目前企業界最欠缺的。」周天期許提出本土問題、價值觀,為下一代企業人的倫理天平做準備。

另一個值得努力的方向是,運用職業社區的磁場,發揮團體規範作用。

過去一且被視為老鼠會的多層次傳銷業,最近正配合國際直銷聯盟全球一致動作,訂出「商德公約」,希望透過對會員公司的強制力量產生約束,「違反規定的會員公司,我們會對外公布、驅逐出門。」直銷協會秘書長林訓民強調業者自律,才能防患於未然。

相煎勿太急

大企業被認為較有能力建立企業倫理規範。因此決策時,在技術、能力考慮之外,更必須與道德判斷結合。「與其抱怨環境不好,不如有條件的人自我約束。」宏碁的施振榮有感而發。

以聯強對行銷人員的薪水制度為例,杜書伍希望員工注重人格平衡發展而非唯利是圖,因此捨高獎金制而採底薪制,另外以年終獎金彌補。「這樣他們可以有穩定的高收入,而不是暴起暴落。」他不希望員工在不當利益中不知不覺惡化掉,也不願公司榨乾員工就丟。

法律學者則認為,台灣目前在一些較有共識的議題上,例如環境保護,可以用強制力量逼企業去做。而一些有生意頭腦的企業,早就把環保議題當作商機在經營,例如「綠色企業」。儘管倫理究竟可不可以賣錢,是學界討論的另一個重點,但是許多人相信,企業跨出這一步,總比一味予取予求好。

「We are in the same boat.(我們風雨同舟)。」林訓民以此呼籲同行勿相煎太急。放大範圍看企業與社會,又何嘗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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