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我們知道席案發生後，你四處為他奔走。在宣判前不久，你也曾公開表示得到大陸司法界朋友的消息，說會輕判。結果為什麼會演變成十二年的重刑呢？
寧臭不改
答：這事我出了六個月的力量，結果完全白費，最傷心的就是我。
過程中我給李鵬寫了四封信，他起初還考慮不起訴；而且在李鵬和魯平(港澳辦公室主任)的同意下，我也見到「國家安全部」部長。在這段期間，都希望不起訴；結果送到法院了。所以，接著我又給檢察長寫信、見面詳談，講到快沒口水啦，他也很表同情呀。
我的理由是，第一，香港和大陸的採訪情況、標準不同；第二，香港在後過渡期，不穩定因素很多，不要讓人，尤其是英國人有機可乘，挑起分化的情緒；第三，朱鎔基在處理人民銀行分行行長挪用公款炒股、炒樓的弊案，他都指示寬大處理，說是「違章拆借」。這種事，我們看來都該槍斃的，那麼，為什麼席揚不可以寬大處理？
問：也許是這樣，所以在宣判前，一般輿論都不預期會有這麼嚴重的結果？
答：有人認為這都是因為我放出樂觀空氣的緣故。但根據我跟高層談話的印象，教我怎能不樂觀？
問：中間轉變的關鍵在哪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