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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四民:對輕判的認知不同

文 / 李慧菊    
1994-0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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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四民:對輕判的認知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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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我們知道席案發生後,你四處為他奔走。在宣判前不久,你也曾公開表示得到大陸司法界朋友的消息,說會輕判。結果為什麼會演變成十二年的重刑呢?

寧臭不改

答:這事我出了六個月的力量,結果完全白費,最傷心的就是我。

過程中我給李鵬寫了四封信,他起初還考慮不起訴;而且在李鵬和魯平(港澳辦公室主任)的同意下,我也見到「國家安全部」部長。在這段期間,都希望不起訴;結果送到法院了。所以,接著我又給檢察長寫信、見面詳談,講到快沒口水啦,他也很表同情呀。

我的理由是,第一,香港和大陸的採訪情況、標準不同;第二,香港在後過渡期,不穩定因素很多,不要讓人,尤其是英國人有機可乘,挑起分化的情緒;第三,朱鎔基在處理人民銀行分行行長挪用公款炒股、炒樓的弊案,他都指示寬大處理,說是「違章拆借」。這種事,我們看來都該槍斃的,那麼,為什麼席揚不可以寬大處理?

問:也許是這樣,所以在宣判前,一般輿論都不預期會有這麼嚴重的結果?

答:有人認為這都是因為我放出樂觀空氣的緣故。但根據我跟高層談話的印象,教我怎能不樂觀?

問:中間轉變的關鍵在哪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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