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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四民:對輕判的認知不同

文 / 李慧菊    
1994-0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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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四民:對輕判的認知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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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我們知道席案發生後,你四處為他奔走。在宣判前不久,你也曾公開表示得到大陸司法界朋友的消息,說會輕判。結果為什麼會演變成十二年的重刑呢?

寧臭不改

答:這事我出了六個月的力量,結果完全白費,最傷心的就是我。

過程中我給李鵬寫了四封信,他起初還考慮不起訴;而且在李鵬和魯平(港澳辦公室主任)的同意下,我也見到「國家安全部」部長。在這段期間,都希望不起訴;結果送到法院了。所以,接著我又給檢察長寫信、見面詳談,講到快沒口水啦,他也很表同情呀。

我的理由是,第一,香港和大陸的採訪情況、標準不同;第二,香港在後過渡期,不穩定因素很多,不要讓人,尤其是英國人有機可乘,挑起分化的情緒;第三,朱鎔基在處理人民銀行分行行長挪用公款炒股、炒樓的弊案,他都指示寬大處理,說是「違章拆借」。這種事,我們看來都該槍斃的,那麼,為什麼席揚不可以寬大處理?

問:也許是這樣,所以在宣判前,一般輿論都不預期會有這麼嚴重的結果?

答:有人認為這都是因為我放出樂觀空氣的緣故。但根據我跟高層談話的印象,教我怎能不樂觀?

問:中間轉變的關鍵在哪裡?

答:關鍵有兩個,一個是美國副國務卿在國務卿克里斯多夫正式訪北京之前,見了魏京生,觸怒共產黨。從此之後,北京的外交態度就變得非常強硬,連克里斯多夫都不給面子,何況我?反正中國大陸有把握美國一定續給最惠國待遇。

第二是語意的誤會。他們認為十二年已經是輕判了,否則就是終身監禁、甚至死刑。但從香港的法令看,就算拿走機密文件,最多不過五、六個月。雙方對「輕判」有不同的認知。

另外,席揚絕對不是無罪,他把整個機密文件都拿來了……。

問:但在席揚報導人民銀行一些金融措施前,有一些報紙報導過有關利率新政策的消息了。而且輿論認為他的報導並未使中方受重大損失。

答:席揚一共拿走三份密件,一個是有關利率變動的,也就是外匯和黃金買賣的政策。關鍵在黃金,因為當時人民銀行想拋售黃金以穩定匯率。

據「國家安全部」部長說,席揚報導一出,金價就一直跌,連跌五個月;這樣一來,他們說「國家」遭受重大損失,我們的嘴被封住了。

問:一般認為席案有很強烈的政治意義……。

答:政治意義就是說,共產黨在外交上強硬起來了,不理會任何壓力,我再怎麼壞、怎麼臭,也不要外人干預。克里斯多夫來了也不怕,重判席揚,引起香港反彈,我也不怕。反正中國大陸市場這麼大,是世界大國求我,不是我求你。

控制趨緊

問:更有人認為,這表示大陸內部保守勢力在抓權,以防鄧小平之後的動盪。

答:有點關係。

大陸自從開放後,社會問題很多,意見很多。他們現在為了控制住,言論尺度非常緊。內部爭吵得非常尖銳,他可以讓你發洩,可是這些爭議,絕對不准出門。

像我們「政協」開會,以前其他組開會,我看得到,現在不行,連簡報也愈來愈看不出什麼東西。而對港澳的報紙、電視節目,管得很緊,不准進入大陸了。

問:另一個引起香港強烈反應的,是大陸處理o件事上的司法程序,有許多瑕疵,難令人心服。

答:目前大陸的法律,大都是近半世紀前專政時期訂的,為的是反革命。不止席揚,其他冤、假、錯案,不知多少。

問:但難道他們不知道司法程序的瑕疵,影響對外形象很大?為什麼沒有能力做得「好看」點?

答:對呀,哪有法院判決後六天,才委託記者協會對外通知;十四天後才由新華社公布較詳細資料的?這都是笑話。實在不合常理。這需要改革法律。

但不管怎麼說,中國人的事還是要由中國人來搞,我最反對引用外國人的力量來干預,這絕對行不通的。

問:這件事對九七後香港的新聞自由有影響嗎?

答:是有影響。本來我們去大陸採訪要聽他的,這沒辦法。但在香港,英國人給多少自由,九七之後我們都應該擁有,否則就沒有一國兩制。現在,恐怕這個防線都會受影響。

問:那麼,香港人對中國大陸的信心呢?

答:也是有影響。因為從香港的法制看,偷密件的人不會判十二年,給文件的人不會判十五年;更不會秘密審判。但政治壓力使得案子變成這樣,對香港人來說,當然不會有好影響。

(李慧菊採訪整理)

本文出自 1994 / 06 月號

第096期遠見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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