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我們知道席案發生後，你四處為他奔走。在宣判前不久，你也曾公開表示得到大陸司法界朋友的消息，說會輕判。結果為什麼會演變成十二年的重刑呢？
寧臭不改
答：這事我出了六個月的力量，結果完全白費，最傷心的就是我。
過程中我給李鵬寫了四封信，他起初還考慮不起訴；而且在李鵬和魯平(港澳辦公室主任)的同意下，我也見到「國家安全部」部長。在這段期間，都希望不起訴；結果送到法院了。所以，接著我又給檢察長寫信、見面詳談，講到快沒口水啦，他也很表同情呀。
我的理由是，第一，香港和大陸的採訪情況、標準不同；第二，香港在後過渡期，不穩定因素很多，不要讓人，尤其是英國人有機可乘，挑起分化的情緒；第三，朱鎔基在處理人民銀行分行行長挪用公款炒股、炒樓的弊案，他都指示寬大處理，說是「違章拆借」。這種事，我們看來都該槍斃的，那麼，為什麼席揚不可以寬大處理？
問：也許是這樣，所以在宣判前，一般輿論都不預期會有這麼嚴重的結果？
答：有人認為這都是因為我放出樂觀空氣的緣故。但根據我跟高層談話的印象，教我怎能不樂觀？
問：中間轉變的關鍵在哪裡？
答：關鍵有兩個，一個是美國副國務卿在國務卿克里斯多夫正式訪北京之前，見了魏京生，觸怒共產黨。從此之後，北京的外交態度就變得非常強硬，連克里斯多夫都不給面子，何況我？反正中國大陸有把握美國一定續給最惠國待遇。
第二是語意的誤會。他們認為十二年已經是輕判了，否則就是終身監禁、甚至死刑。但從香港的法令看，就算拿走機密文件，最多不過五、六個月。雙方對「輕判」有不同的認知。
另外，席揚絕對不是無罪，他把整個機密文件都拿來了……。
問：但在席揚報導人民銀行一些金融措施前，有一些報紙報導過有關利率新政策的消息了。而且輿論認為他的報導並未使中方受重大損失。
答：席揚一共拿走三份密件，一個是有關利率變動的，也就是外匯和黃金買賣的政策。關鍵在黃金，因為當時人民銀行想拋售黃金以穩定匯率。
據「國家安全部」部長說，席揚報導一出，金價就一直跌，連跌五個月；這樣一來，他們說「國家」遭受重大損失，我們的嘴被封住了。
問：一般認為席案有很強烈的政治意義……。
答：政治意義就是說，共產黨在外交上強硬起來了，不理會任何壓力，我再怎麼壞、怎麼臭，也不要外人干預。克里斯多夫來了也不怕，重判席揚，引起香港反彈，我也不怕。反正中國大陸市場這麼大，是世界大國求我，不是我求你。
控制趨緊
問：更有人認為，這表示大陸內部保守勢力在抓權，以防鄧小平之後的動盪。
答：有點關係。
大陸自從開放後，社會問題很多，意見很多。他們現在為了控制住，言論尺度非常緊。內部爭吵得非常尖銳，他可以讓你發洩，可是這些爭議，絕對不准出門。
像我們「政協」開會，以前其他組開會，我看得到，現在不行，連簡報也愈來愈看不出什麼東西。而對港澳的報紙、電視節目，管得很緊，不准進入大陸了。
問：另一個引起香港強烈反應的，是大陸處理o件事上的司法程序，有許多瑕疵，難令人心服。
答：目前大陸的法律，大都是近半世紀前專政時期訂的，為的是反革命。不止席揚，其他冤、假、錯案，不知多少。
問：但難道他們不知道司法程序的瑕疵，影響對外形象很大？為什麼沒有能力做得「好看」點？
答：對呀，哪有法院判決後六天，才委託記者協會對外通知；十四天後才由新華社公布較詳細資料的？這都是笑話。實在不合常理。這需要改革法律。
但不管怎麼說，中國人的事還是要由中國人來搞，我最反對引用外國人的力量來干預，這絕對行不通的。
問：這件事對九七後香港的新聞自由有影響嗎？
答：是有影響。本來我們去大陸採訪要聽他的，這沒辦法。但在香港，英國人給多少自由，九七之後我們都應該擁有，否則就沒有一國兩制。現在，恐怕這個防線都會受影響。
問：那麼，香港人對中國大陸的信心呢？
答：也是有影響。因為從香港的法制看，偷密件的人不會判十二年，給文件的人不會判十五年；更不會秘密審判。但政治壓力使得案子變成這樣，對香港人來說，當然不會有好影響。
(李慧菊採訪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