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年，中國石油公司兩次依據計價公式，決定調降油品價格，向社會公布後隨即執行，處理的過程像一般商品調整售價一樣，甚為平和，並未引起任何反彈與爭論。這種情況為過去所不敢想像，可以說是一項重大的進步。
回憶過去四十多年，油、電價格的調整，是社會上的大事，甚至引發政治風波。我們在檢討這個問題時，會發現其中實寓有政策的取捨，取捨得是否得當正確，會對社會產生深遠的影響。
元首決定油電價格
先就程序來說，四十多年來，油電價格的最後決定者要上達國家元首。在民國七十一年，趙耀東主政經濟部時，他曾有意改變此一程序，將之改為由經濟部核定即可算數；我那時擔任經濟部次長，曾將過去成規向趙部長說明，他以一付無奈的表情說了一句：「那就報院(行政院)罷！」我持公文面謁孫運璿院長，他問了一句：「這個案子曾否和經建會俞國華主任委員聯繫過？」我答：「尚未。」旋即奉示先送俞主委，後來經過經建會的微小修正報院核准。
到了七十四年以後，經濟部又一次調整油價。那時行政院長俞國華把經濟部的建議案發交經建會，趙耀東適為當時的主委，他約集有關首長商討後提出油品加價建議案，經行政院核可後由經濟部公布。接著，民代和輿論出現不同的聲音，層峰電囑應重加研議，在政治壓力下將油價回降(當時國際油價正上升)。
趙先生當時認為，我們不生產石油，沒有理由採行低油價政策，對層峰的這項政治性決定不以為然，曾為此表示辭職之意，而為俞內閣所挽留。由此可知，在我們的國度裡，這一類商品的價格常受政治所左右，可以說受到人為的重大扭曲。
一直到郝柏村主持行政院時，才核定了以後油品的價格如為小幅度的變動，由中油公司自行依成本決定，如幅度較大則由經濟部決定。後來經濟部設計了一套計算油價的公式，並組織了一個由學者專家參與的諮詢委員會加以審議，可說是幾經滄桑才有了較合經濟常態的處理程序。
為什麼油品價格的決定如此多艱呢？
在民國六十年以前，問題的關鍵是在於當政者的主觀見解。他們以為石油是燃料或原料，對運輸成本和工業成本均有影響，應盡量抑低，以減輕人民負擔和維護工業的競爭力。其實台灣的油價因為稅負甚輕，已比其他缺油國家(如歐洲各國和日本)低出甚多，似乎沒有條件要維持低的油價；而工業如果不從提升生產力上努力，只靠石油低價來支持其競爭力，其能存在和發展者幾希？
「德政」造成浪費
嚴格地說，當政者的這種自以為「德政」的心態，是一種自我陶醉的心理，但是這種主張幾乎為所有落後國家的主政者所共同採行。也許這就是落後與進步的差別所在！也因為如此，幾乎所有落後國家在能源使用的效率上都比較差，造成了既缺乏能源又浪費能源的不經濟結果。
到了六十年以後，隨同台灣經濟開發程度的進展，有更多的人有能力購置自用車輛，包括機車和汽車，油品價格影響的層面比過去擴大了很多。另一方面，在政治制度上，民選議員日見普遍，自然而然地這些民代為爭取選民的好感，對油品價格調整採取杯葛的態度，以表示其對人民利益的關懷。這種狀況下，油品價格被當作一只政治皮球踢來踢去，也就可想而知了。
民國七十一、二年間，我在經濟部當次長，正好遇到石油危機，調整油價前，照例先向最高當局簡報。那天參加會議的人有：行政院長、經建會主委、中央黨部秘書長等。簡報人－－經濟部趙部長臨時被立法院找去開會，由我代表經濟部簡報。
記得談到油價時，我建議把漁船用柴油和其他用途的柴油價格差距縮短了一點，因為同是柴油，如果因為購買人的身分不同而價格有差別，很容易誘引把低價購得的柴油轉賣，造成投機取巧的行為。當時漁船用柴油價格只有其他用途柴油售價的六成，購買者將之轉賣，立即可獲厚利。我認為漁民所得偏低，如果需要特別照顧，寧可採取其他顯明的補貼方法，而不宜隱藏在油價中補助。可是這一意見立即被否決，著眼點也不外出於「仁政」、「德政」的觀念，以示對漁民的照顧。
電價公式嘉惠後人
至於電價的決定，則遠在民國四十年代初期就成為熱門的政治話題。民意代表動輒以為民謀利的胸懷，堅決反對任何電價的加價，理由是電力為生活基本之所需，又為工業的動力，均不允許售價過高。
這在表面上看來，確也言之成理，容易博得大眾的認同。但考慮電價時，必須注意二個基本觀點，都不是那些習於譁眾取寵的民意代表所願深入研究的。民代喜好把行政主管人員描繪成不卹民隱的獨夫，藉以襯托出他們的仁慈，這種伎倆在近年尤為盛行。
上面說的二個基本觀點是指什麼呢？
第一是台灣在能源缺乏的條件下，是否電價偏高？這一點事實非常明顯，我們的電價和能源條件相若的進步國家比較，屬於偏低。
第二是電力為社會進步所必需，電力供應不足往往成為進步的瓶頸，而電力是非常資本密集的產業，建設電廠開發電力，需要龐大的資金，而投入的資金要等待以後逐年售電收入慢慢地回收，因此電力公司應力求財務的健全，才能從國內外金融市場借到它所需的長期資金。
如果一個電力公司不賺錢，沒有還本付息能力，要賴政府的財政補助，必然使電力開發受阻，大家沒有充足的電力可用。我們看落後國家普遍缺電，就是一面鏡子。可是落後國家的政治人物往往不知記取這個教訓，一味推銷那些似是而非的主張，實在是社會的罪人，我們也無法避免這一缺憾。
幸好那時民代的氣焰不若今日之高張，在政治領袖的強力領導下，立法院通過了一個電價公式，電力公司可以依據公式訂定電價，擺脫了立法院的審議。這對後來電力之得以快速開發，解除了四十年代、五十年代常常限制用電的痛苦，甚至能夠迅速發展工業，都是一項決定性的因素。
大眾受害
那時也曾企圖建立自來水的計價公式，讓自來水公司能夠依公式決定水價，使其財務健全，有能力多開發水源，滿足社會的需要。但因為自來水事業屬地方政府所管，這個構想不為地方議會接納，使水資源單位無法像電力那樣快速開發，到今天大家還在承受限制用水之苦。而自來水機構除一、二水資源條件優厚的地區外，均不免虧損累累，依賴政府補助，成為財政的一大包袱，到頭來受害的還是社會大眾。
寫到這裡，我又不能不提及尹仲容先生，他對這一類基本制度的建立，實在是先知先覺者，在他的努力下建立了良好的制度。
記得他在擔任經濟部長的短促歲月中，為電力價格問題下了很大的功夫。面對社會的強烈反對，他曾會同當時的台電公司總工程師孫運璿詳細檢討電價有關問題；又約了當時跑經濟的記者，請他們一一列舉反對電價調整的看法，筆記下來，由他一個問題一個問題地解答，寫成了「電力問題答客問」，以尋求社會的瞭解。我那時在工業委員會做事，被他徵召到經濟部協助他寫答客問，對當時的情景歷歷如繪，記憶猶新。
台電公司因為建立了電價計算公式，以後由行政部門依據公式核定電價。不再受民意機關的干擾，才能維持公司的財務健全，進而建立了良好的債信，能夠自國際金融機構(如世界銀行、美國進出口銀行等)獲得巨額的長期貸款，使台灣供電能力快速擴張。
在民國四十一年至六十年的二十年中，台灣的電力裝置容量由三十三萬仟瓦擴充為二百七十萬仟瓦，增加了九倍。自六十年到八十年的第二個二十年中，再增為一千八百三十餘萬仟瓦，增加了七倍左右。可是近年受到「要電不要廠」的偏激分子抵制，再加上部分政治人物的隨聲附和，台電建廠工作為之緩慢下來，電力備轉容量已降至一０%以下，任何大型機組發生故障，都會引起停電壓力。我們的社會總是到災害發生以後，才來亡羊補牢，真是一個淺薄短視的社會啊！
政策扭曲資源運用
前面說過我國油電價格的訂定，常被各種政策考慮而扭曲，電價亦復如是。例如，軍眷用電可享半價優待，在家庭用電電價幾近成本邊緣之下，再打一個對折，可以說是台電公司承擔了對軍眷的生活津貼。如果軍眷需要發給生活津貼，也應是政府的責任，怎麼可以指定由一個企業來承擔呢？
我們政府在考核公營企業的業績時，常常強調企業化經營，可是另一方面都要求公營事業承擔非企業應承擔的責任，使企業的目標混淆。另一方面，根據調查軍眷戶用電比一般家庭用戶用電多出甚多，如果認為軍眷多屬低所得者，何以用電反較一般人為高？這足以說明在一種扭曲的價格策略下，極易引起資源的浪費。
以上油電價格的滄桑史，可以發現傳統思想和現代經濟的諸多矛盾。個人以為開發中國家的政治領袖，千萬要避免濫用「德政」。施政必須以社會整體的長期利益為出發點，而不是以個人「德政」來博取大眾的好感，否則國家長期處於積弱狀況，受苦的還是社會大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