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去年十月才剛從台灣訪問回來。台灣和智利的經濟都是外銷導向，但兩者間的差異令我印象深刻。我們一直以為智利所採用的模式是唯一可行之途，但事實上台灣、南韓、日本、新加坡和香港所走的卻是另一條路。
比方說，台灣政府高度介入經濟活動，實際執行經濟發展，這在智利幾乎是被禁止的。我們認為應該讓市場自然地決定一切，政府介入太多會令經濟發展窒息，但台灣的經濟卻依然快速成長。
第二個明顯的差異是，台灣經濟發展所造福的人口眾多，智利則不同，財富集中的現象嚴重，這是我們今後要面對的重要工作。我想，台灣當年的土地改革是財富平均分配的重要原因。
文化上也很不同，亞洲人習慣儲蓄，我們則有錢就花掉，比較難抑制通貨膨脹，人民手頭儲蓄不多，也影響到投資能力。
智利軍政府當年強制實行極端自由的經濟政策，社會曾付出很高的代價，如高失業率、貧窮人口增加(我們從軍政府手中接下了約四０%的極貧窮人口)，而且當時完全放任企業，自然資源被破壞得很厲害。當我們付出這些代價後，若要走回頭路，是不理智的。
其實，我們原可以走「中道」。六０年代中期，傅瑞(即新任總統傅瑞的父親)政府採較漸進、理性的自由經濟，正如台灣的模式。但軍政府上台後，卻一味跟著某些美國或芝加哥學派訂好的模式走。剛開始，國民所得曾大幅跌落，直到最近六、七年才快連成長。我相信，當時如果繼續走六０年代的路，應該會免去七０年代以來遭遇的艱難，今天也應有更好的成績。
(林蔭庭採訪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