聯合國強制弔銷了中央社記者的採訪證，因為正值我們發動「參與聯合國」運動，大批朝野人中齊集紐約，所以消息傳回台灣，很引起國內的注意。
弔銷中央社採訪證。雖是國際上一新發事件，但新聞自由卻是世界性的老掉牙的問題。
新聞自由是相對於政府的管制而言。如果政府不管制，新聞界傳播消息、發表評論沒有阻礙。自然就無須爭爭取新聞自由。
政府有權，權力使人腐化，它不願受監督，不願有不同的聲音，所以要箝制新聞言論。在民主國家，新聞界以法律與政府對抗。美國國防部想禁止「紐約時報」刊載「越戰報告書」，兩造打官司。結果「紐約時報」贏了。可惜真正民主法治的國家不多，而敢於挺身捍衛言論自由的新聞從業人員也並不怎麼普遍，再加上政府的權力愈來愈擴張，人群的關係愈來愈複雜，媒體的世俗化愈來愈嚴重，「新聞自由」的問題也許會一直成為問題。
自由精神墮落
聯合國濫權，它內部若無制衡調整的機制。外面又少法律的管制與裁量，那就誰也拿它沒辦法。
聯合國弔銷中央社採訪證的原因，說它是「官方通訊社」。不過對此理由未詳加解釋，揆其文義，應不出兩點：
一、中央社既是官方通訊社，而中華民國「官方」早已不是聯合國會員國了，所以中央社應該和它的政府一起被踢出去。果如此，則聯合國等於承認政府可經營媒體，這是與世界趨向和慣例不相符的。
二、和前述相反，聯合國不認同由政府經營、控制的媒體，中央社既然是「官方通訊社」，自應受到聯合國的擯棄。要是這樣，這個國際組織真是不害臊，蘇聯時代的塔斯社、今天中共的新華社，那一個不是如假包換的「官方通訊社」？他們的記者還不是大搖大擺地在聯合國大樓進出？
聯合國的宗旨，在維護普遍的正義，資訊自由又是人類應享受的基本人權之一，聯合國做出這種事，等於宣示自已精神的墮落。不過無論多麼偉大崇高的理想。一碰到現實政治，能不遍體鱗傷者幾稀？
可是話又說回來了，我們也應捫心自問：中央社到底是不是「官方通訊社」？它的經費由政府撥付(有主管機關的預算為證)、人事受政府左右(董事長是前任法務部長)、工作受政府影響(外交部，新聞局那一個不能指揮中央社)，要說它「純民營」，恐怕難以取信於人。
最妙的是我們約立法院，竟然通過決議，要把中央社改成「國家通訊社」，使它名副其實的「官方」，完全昧於世界潮流，更失去民意代表的立場。「經濟學人」稱我們的立法委員為「無法無天的立法者」(lawless lawmaker)。民主國家的國會，竟然通過這種離經叛道、石破天驚的決議，不「無法無天」能做得到嗎？
民意機構要把傳播媒體「官方化」，監察院亦不讓立法院專美。這個「職司風憲」的機關，認為新聞局對公共電視台的干預還不夠多、涉入還不夠深，要提案糾彈新聞局官員。逼他們對公視「管」得緊一些。
新聞局怎麼管公視先不談，三家電視台早就成為黨政當局的「專賣機構」，是大家都知道的事。日前國民黨立院黨團決定，凡接受協調放棄總質詢的黨籍委員，可安排上電視亮相，以為獎勵。這樣的想法和做法，不是把電視台看為一黨之私產是什麼？
公器私用
且慢譏評民意機構和政黨這些可笑的行徑，我們新聞界也回過頭來看看自己。今天，有多少同業可以拍胸脯保證，他們精神上沒有「官股」？
公元一八三０年以前的美國報紙，多為政黨或政治人物所控制，打擊、反對別的政黨或政治人物。視為理所當然。記者為遂行報社政策、取悅老闆，新聞夾敘夾議固無論矣，而且可任意增減情節、扭由事實，亦屬司空見慣。
今天，美國報紙的專業水準和自由精神，傲視全球，但是過去那些不光榮的歷史，怎麼也洗刷不掉。
令人費解的是。時間過去一百多年，美國報業史卻在台灣重演。看看今天若干報紙在政治新聞上的扭曲渲染，一意孤行，真是覺得使人哀之而不鑑之，不知將來中國報業史上要怎麼寫。新聞言論自由，有時被他人所強力剝奪。有時則為自己所拱手放棄。
台灣報界在新聞自由上的「自棄」，還表現在對立場原則的輕忽上。「小蜜蜂」騷擾華視，省議員把新生報社長、總編輯和記者召到省議會辱罵，沒看到有那個新聞團體說句公道話。「一半自由、一半奴隸的人類」是不正常的，一半自由、一半不自由的新聞界也是不可能的。這樣淺近的視野發展到後來，也就難怪會為了一點說不出口的私心，要附屬外界的政治勢力，圍剿自己的同業了。
有些新聞學者，平常談到新聞自由，無不義正詞嚴、攘臂爭先，彷彿是言論自由的守護神，但一碰到現實利害，不是依違兩可，就是噤若寒蟬，把乎目高舉的大旗，不聲不響地捲了起來。
新聞，自由云乎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