賣的是便宜貨，買得起別墅山莊，溫州個體工業與台灣中小企業的發跡，不謀而合。
入夜之後的溫州，仍然活潑沸騰。路邊竹籬圍起的小工廠，挨家挨戶地透出低垂微亮的燈光。轉動一整天的針車與車床，仍在敲打著高分貝的噪音。在攝氏三十七度的高溫裡，老闆和工人一樣，打著赤膊，在連電風扇也沒有的鐵皮棚底，揮汗賣力工作。
馬路上趕出貨的卡車，一部黏著一部，全在粗魯地猛撳著喇叭。老溫州人見怪不怪：「不到半夜一、兩點，是不會停的。」
溫州街頭，滿眼幾可亂真的仿冒名牌貨。只要你不在乎商標上的英文字，被動了一點小小的手腳，花一百塊人民幣，可以買到一把日立(或三洋)電動刮鬍刀、一件皮爾卡登襯衫，再加上愛迪達網球鞋。
穿進鬧街的小巷裡，成區四層樓的公寓，都是家庭式工廠，一樓工廠，二樓辦公室，三、四樓是住家。這是溫州，但又恍若二十年前台北的三重埔。
大陸人談起溫州，不免蹙眉撇嘴：「全靠走私和仿冒起家。」但如今的溫州，卻威風八方，連被中共視為樣板、提倡「工業學大慶」的石油城市大慶，都開始喊出「向溫州學習」。
台灣漁民走私的貨源
對台灣而言，溫州不只是像昔日的台灣，它是台灣漁民海上走私的「貨源」；是取代部分台灣小廠，成為台灣貿易商取得低廉、仿冒商品的生產基地；同時，市區最熱鬧的大街－－人民路，還擠滿了台胞的大樓工地，台商盛傳，在此地推出「台灣伯爵山莊」，曾創下兩天銷售一百多幢的驚人成績。
溫州向來不是大陸的工業重鎮，沒有國營工廠的帶動，傳統的行業是打漁，在內地發揚光大的則是剃頭師傅。食之者眾，而黨中央照顧得少，居民們自力救濟，想出的變通辦法之一是海上小額貿易(走私)，在台海兩岸一船船漁穫與電子錶、中藥材與成衣的交易中，溫州人的生活開始有了改善。
走私的猖獗，與溫州的個性，密切相關。「溫州人的特性是，刻苦、腦筋動得快，」溫州日報副主任戚偉俊分析。刻苦的個性，讓溫州人不惜頂著風浪與海防的威脅走私，更讓他們的足跡踏遍大江南北尋找發財機會；腦筋動得快，讓溫州發現可供發財的商品時，便立刻跟進，工業與仿冒，皆由此而起。
溫州的工業，和其餘鄉鎮企業發達的地方一樣，在管理束縛較少的鄉村萌芽。在一九七九年大陸改革開放後，許多城市都在觀望揣度中央「真正的意思」，舉棋不定，而溫州市當局採取「放任底下做做看」的態度，使溫州工業起步較快。早在開放之前，行走四方的溫州人，已不時帶回來一些加工簡單的商品，在溫州市轄下的郊縣，如永嘉、蒼南、樂清，地下工廠如火如荼地生產開來。
溫州模式的鄉鎮企業，大多掛名集體(鎮、鄉或村)，實則私營。個人向集體租用或購買廠房，每年繳給集體營收的一～二%做為管理費(他們非常時髦地稱之為「有償服務」)，其餘的全部自己打理。改革開放之後，溫州的地下工廠，也就堂而皇之地加入鄉鎮企業的行列。
仿冒且質劣
溫州人的一窩蜂，不下台灣。只要有一家工廠生產出一種有利可圖的商品，鄰近地區立刻自動自發加入生產陣營，於是溫州的八個縣市，到處可見類似台灣的產業聚落，如柳市的低壓電器、金鄉的徽章、龍港的毛毯、溫州市郊的打火機與皮鞋……，二家帶一家，把整個鎮都帶動起來，」柳市電器城主任陳安濟表示。
投資小、回收快，溫州的加工業在大陸逐漸闖出名號。
以「浙江第一鎮」－－龍港的毛毯工業為例，最初，龍港人從上海找到一批紡織廠廢棄不要的下腳料，運回龍港來，以農村織麻布的機器重新加工，再製成毛毯，拿到全大陸販賣，價格僅為市面上毛毯的三分之一。毋庸置疑地，龍港很快就以每年五０%的成長率，成為「中國毯都」。
一年四季，龍港每天都要生產五萬條價格八～三十塊人民幣的廉價毛毯。但這些毛毯都並非使用於家庭臥室，因為它們不經洗，只能用在婚喪典禮。
直至今日，溫州模式仍無法獲至全面的認同，原因就在於質劣與仿冒。
上海人最好取笑溫州貨，他們稱當地產的鞋是「溫州一日遊」 穿一天就開口；曾有人買了溫州皮腰帶，發現竟是用紙做成的；而溫州生產低壓電器(如開關)，幾回釀成火災，讓國營廠一度明令禁用溫州電器。
「隨便多少單價的訂單，溫州工廠都接，反正質量跟著價格走。」溫州人自剖。台灣貿易商更有切膚之痛：「溫州人，教他死都敢答應，有什麼單他不敢接？」這位台商起碼跟當地工廠周旋了二、三年，交貨粗製濫造的情形才好轉些。
現代工業在溫州萌芽至今不過十餘年，溫州人對品質的概念，仍然薄弱，對仿冒的道德性，亦復如此。領導幹部到日本出差，帶回日本新型打火機，「好商機與好鄉親分享」，急忙提供業者起而效尤，日本人一狀告進法院，都不了了之。「能告誰呢？有成千成萬家在生產，」一位台商不禁失笑。
這些仿冒商品，讓另一腦筋動得同等快的人－－台商，看上了。許多原來穿梭在台灣鄉下工廠的貿易商，紛紛跨海到溫州，幫溫州仿冒品轉口賣到國際市場。
「價格有競爭力，」一雙皮鞋三十塊人民幣，刮鬍刀四十塊人民幣，噴漆鍍金打火機才七塊錢，「賣得嚇嚇叫，」一位每月要從溫州進一貨櫃商品的台灣貿易商分析，在溫州合適做貿易，投資工廠較不合適：「做粗貨、拚價格，比不過當地工廠；做高級品，這裡技術基礎較弱，對外交通不方便，不如到深圳或上海。」
儘管中央三令五申嚴禁偽劣商品，溫州工業仍在個體工廠以低價、低成本，滲進全大陸的市場，在大陸各大城市建立起供銷站，也將溫州原本薄弱的工業實力，逐漸建立起來。
刻苦與暴富並存
私營制，讓溫州注滿生命張力，也讓溫州人頭一次在中國歷史上這麼露臉。「自己辦廠，痛快、有自信，」原是雕刻家，後來隨俗辦了雕像工藝廠的葉萌春，道盡溫州創業者的心情。
今天的溫州，呈現刻苦與暴富極端的兩個面向。滿街跑的個體商人，手持大哥大、戴小指粗細的金鍊子，帶著老婆孩子湧進機場，搭飛機四處遊玩。工廠裡，化濃妝、穿金戴銀、一身套裝的女工，比比皆是。但是，相對於民間的富有，政府卻顯得拮据。公共建設落後、巷弄狹隘，以至於溫州街頭全是三輪車與狹窄、沒有空調的小飛雅特出租車。
另一方面，工廠一年不過營收幾十萬人民幣的規模，使改善工作環境成為奢言，多數的從業人員，包括老闆自己，都在低暗侷促的廠房，摩肩擦踵地工作。溫州唯一的證券交易場所，人頭鑽動，但嶄新的電動行情看板竟設在室外塑膠棚下，得靠棚頂不斷噴水來降低暑熱。
但不管暴富或刻苦，溫州人似乎都甘之如飴。
部分工廠老闆躍躍欲試，希望擴大規模。他們熱切盼望找到港商或台商合資，以提高產品檔次。但弔詭的是，他們要的都是資金，「技術無所謂」。也有人開始流行股分制，即使許多人解釋不清定義與功能，甚至常取笑股分制「一年合夥，兩年紅火，三年散夥」。
「船小好調頭，船大抗風浪，」溫州人認為。
管理的觀念大單薄
事實上，溫州正處於大風浪來襲前夕。一位畢業於浙江大學的溫州青年憂慮，如果大陸加入關貿總協，這一大片的仿冒工廠如何存活？工業能力受損，消費力與個體戶也將不再活躍，房地產的投資客也不會再來，「溫州絕大多數的工廠，不夠格稱為企業，只能稱為「作坊」，靠的是鬆散的盲目驅動力，」那位青年嘆息：「資本累積與管理的觀念太單薄。」
這個城市，比大陸其他城市提前體認市場經濟，但此刻，它需要轉型的時間與空間。
溫州，仍然跳動。炸山採石的爆破聲，不時震動這片土地，錯落在這片土地上的螞蟻雄兵，仍持續旺季多做、淡季放假的營運方式。「溫州模式」，將是大陸經濟開放的試金石，抑是量花一現的奇蹟？
而發展軌跡雷同的台灣，又走出什麼不同的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