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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盜搶黃金-溫州奇蹟

文 / 林文玲    
1993-0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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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盜搶黃金-溫州奇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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賣的是便宜貨,買得起別墅山莊,溫州個體工業與台灣中小企業的發跡,不謀而合。

入夜之後的溫州,仍然活潑沸騰。路邊竹籬圍起的小工廠,挨家挨戶地透出低垂微亮的燈光。轉動一整天的針車與車床,仍在敲打著高分貝的噪音。在攝氏三十七度的高溫裡,老闆和工人一樣,打著赤膊,在連電風扇也沒有的鐵皮棚底,揮汗賣力工作。

馬路上趕出貨的卡車,一部黏著一部,全在粗魯地猛撳著喇叭。老溫州人見怪不怪:「不到半夜一、兩點,是不會停的。」

溫州街頭,滿眼幾可亂真的仿冒名牌貨。只要你不在乎商標上的英文字,被動了一點小小的手腳,花一百塊人民幣,可以買到一把日立(或三洋)電動刮鬍刀、一件皮爾卡登襯衫,再加上愛迪達網球鞋。

穿進鬧街的小巷裡,成區四層樓的公寓,都是家庭式工廠,一樓工廠,二樓辦公室,三、四樓是住家。這是溫州,但又恍若二十年前台北的三重埔。

大陸人談起溫州,不免蹙眉撇嘴:「全靠走私和仿冒起家。」但如今的溫州,卻威風八方,連被中共視為樣板、提倡「工業學大慶」的石油城市大慶,都開始喊出「向溫州學習」。

台灣漁民走私的貨源

對台灣而言,溫州不只是像昔日的台灣,它是台灣漁民海上走私的「貨源」;是取代部分台灣小廠,成為台灣貿易商取得低廉、仿冒商品的生產基地;同時,市區最熱鬧的大街--人民路,還擠滿了台胞的大樓工地,台商盛傳,在此地推出「台灣伯爵山莊」,曾創下兩天銷售一百多幢的驚人成績。

溫州向來不是大陸的工業重鎮,沒有國營工廠的帶動,傳統的行業是打漁,在內地發揚光大的則是剃頭師傅。食之者眾,而黨中央照顧得少,居民們自力救濟,想出的變通辦法之一是海上小額貿易(走私),在台海兩岸一船船漁穫與電子錶、中藥材與成衣的交易中,溫州人的生活開始有了改善。

走私的猖獗,與溫州的個性,密切相關。「溫州人的特性是,刻苦、腦筋動得快,」溫州日報副主任戚偉俊分析。刻苦的個性,讓溫州人不惜頂著風浪與海防的威脅走私,更讓他們的足跡踏遍大江南北尋找發財機會;腦筋動得快,讓溫州發現可供發財的商品時,便立刻跟進,工業與仿冒,皆由此而起。

溫州的工業,和其餘鄉鎮企業發達的地方一樣,在管理束縛較少的鄉村萌芽。在一九七九年大陸改革開放後,許多城市都在觀望揣度中央「真正的意思」,舉棋不定,而溫州市當局採取「放任底下做做看」的態度,使溫州工業起步較快。早在開放之前,行走四方的溫州人,已不時帶回來一些加工簡單的商品,在溫州市轄下的郊縣,如永嘉、蒼南、樂清,地下工廠如火如荼地生產開來。

溫州模式的鄉鎮企業,大多掛名集體(鎮、鄉或村),實則私營。個人向集體租用或購買廠房,每年繳給集體營收的一~二%做為管理費(他們非常時髦地稱之為「有償服務」),其餘的全部自己打理。改革開放之後,溫州的地下工廠,也就堂而皇之地加入鄉鎮企業的行列。

仿冒且質劣

溫州人的一窩蜂,不下台灣。只要有一家工廠生產出一種有利可圖的商品,鄰近地區立刻自動自發加入生產陣營,於是溫州的八個縣市,到處可見類似台灣的產業聚落,如柳市的低壓電器、金鄉的徽章、龍港的毛毯、溫州市郊的打火機與皮鞋……,二家帶一家,把整個鎮都帶動起來,」柳市電器城主任陳安濟表示。

投資小、回收快,溫州的加工業在大陸逐漸闖出名號。

以「浙江第一鎮」--龍港的毛毯工業為例,最初,龍港人從上海找到一批紡織廠廢棄不要的下腳料,運回龍港來,以農村織麻布的機器重新加工,再製成毛毯,拿到全大陸販賣,價格僅為市面上毛毯的三分之一。毋庸置疑地,龍港很快就以每年五0%的成長率,成為「中國毯都」。

一年四季,龍港每天都要生產五萬條價格八~三十塊人民幣的廉價毛毯。但這些毛毯都並非使用於家庭臥室,因為它們不經洗,只能用在婚喪典禮。

直至今日,溫州模式仍無法獲至全面的認同,原因就在於質劣與仿冒。

上海人最好取笑溫州貨,他們稱當地產的鞋是「溫州一日遊」 穿一天就開口;曾有人買了溫州皮腰帶,發現竟是用紙做成的;而溫州生產低壓電器(如開關),幾回釀成火災,讓國營廠一度明令禁用溫州電器。

「隨便多少單價的訂單,溫州工廠都接,反正質量跟著價格走。」溫州人自剖。台灣貿易商更有切膚之痛:「溫州人,教他死都敢答應,有什麼單他不敢接?」這位台商起碼跟當地工廠周旋了二、三年,交貨粗製濫造的情形才好轉些。

現代工業在溫州萌芽至今不過十餘年,溫州人對品質的概念,仍然薄弱,對仿冒的道德性,亦復如此。領導幹部到日本出差,帶回日本新型打火機,「好商機與好鄉親分享」,急忙提供業者起而效尤,日本人一狀告進法院,都不了了之。「能告誰呢?有成千成萬家在生產,」一位台商不禁失笑。

這些仿冒商品,讓另一腦筋動得同等快的人--台商,看上了。許多原來穿梭在台灣鄉下工廠的貿易商,紛紛跨海到溫州,幫溫州仿冒品轉口賣到國際市場。

「價格有競爭力,」一雙皮鞋三十塊人民幣,刮鬍刀四十塊人民幣,噴漆鍍金打火機才七塊錢,「賣得嚇嚇叫,」一位每月要從溫州進一貨櫃商品的台灣貿易商分析,在溫州合適做貿易,投資工廠較不合適:「做粗貨、拚價格,比不過當地工廠;做高級品,這裡技術基礎較弱,對外交通不方便,不如到深圳或上海。」

儘管中央三令五申嚴禁偽劣商品,溫州工業仍在個體工廠以低價、低成本,滲進全大陸的市場,在大陸各大城市建立起供銷站,也將溫州原本薄弱的工業實力,逐漸建立起來。

刻苦與暴富並存

私營制,讓溫州注滿生命張力,也讓溫州人頭一次在中國歷史上這麼露臉。「自己辦廠,痛快、有自信,」原是雕刻家,後來隨俗辦了雕像工藝廠的葉萌春,道盡溫州創業者的心情。

今天的溫州,呈現刻苦與暴富極端的兩個面向。滿街跑的個體商人,手持大哥大、戴小指粗細的金鍊子,帶著老婆孩子湧進機場,搭飛機四處遊玩。工廠裡,化濃妝、穿金戴銀、一身套裝的女工,比比皆是。但是,相對於民間的富有,政府卻顯得拮据。公共建設落後、巷弄狹隘,以至於溫州街頭全是三輪車與狹窄、沒有空調的小飛雅特出租車。

另一方面,工廠一年不過營收幾十萬人民幣的規模,使改善工作環境成為奢言,多數的從業人員,包括老闆自己,都在低暗侷促的廠房,摩肩擦踵地工作。溫州唯一的證券交易場所,人頭鑽動,但嶄新的電動行情看板竟設在室外塑膠棚下,得靠棚頂不斷噴水來降低暑熱。

但不管暴富或刻苦,溫州人似乎都甘之如飴。

部分工廠老闆躍躍欲試,希望擴大規模。他們熱切盼望找到港商或台商合資,以提高產品檔次。但弔詭的是,他們要的都是資金,「技術無所謂」。也有人開始流行股分制,即使許多人解釋不清定義與功能,甚至常取笑股分制「一年合夥,兩年紅火,三年散夥」。

「船小好調頭,船大抗風浪,」溫州人認為。

管理的觀念大單薄

事實上,溫州正處於大風浪來襲前夕。一位畢業於浙江大學的溫州青年憂慮,如果大陸加入關貿總協,這一大片的仿冒工廠如何存活?工業能力受損,消費力與個體戶也將不再活躍,房地產的投資客也不會再來,「溫州絕大多數的工廠,不夠格稱為企業,只能稱為「作坊」,靠的是鬆散的盲目驅動力,」那位青年嘆息:「資本累積與管理的觀念太單薄。」

這個城市,比大陸其他城市提前體認市場經濟,但此刻,它需要轉型的時間與空間。

溫州,仍然跳動。炸山採石的爆破聲,不時震動這片土地,錯落在這片土地上的螞蟻雄兵,仍持續旺季多做、淡季放假的營運方式。「溫州模式」,將是大陸經濟開放的試金石,抑是量花一現的奇蹟?

而發展軌跡雷同的台灣,又走出什麼不同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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