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這麼一個地方，傳統和現代握手，歷史和未來交會，卻幾乎已被人遺忘。
暮色中，清代的古董火車頭靜躺在西北角，和東側整日轟隆作響的捷運工地遙相對望；老先生的算命地攤在背後五十幾層高樓逼視下，更顯蒼涼；兩座牌坊、六座銅像外，七層樓高的二二八紀念碑將在兩年內矗立……。
這裡是走過百年台灣近代史的新公園。
白天的新公園冷清而家常。綠蔭角落，三兩老人閒坐，有人撕麵包餵魚、有人把麻雀餵得肥壯；蹺家、蹺課青少年遊盪累了，找張椅子歇歇腳；午間，附近上班族到這裡走走，外籍勞工席地而睡；舒緩近停滯的空氣中，偶爾傳出幼兒的稚言笑語……，就像任何一座公園的放大或縮影。
慾望和不安卻騷動著夜晚的新公園。靠台大醫院的翠亨閣、四角亭裡、水池畔、路燈下，處處可見孤寂的靈魂睜大熾熱雙眼佇候，他們既是獵人，也是獵物，他們是白先勇筆下的「孽子」，到新公園尋找相濡以沫的溫暖。
但是，對大多數的台北人而言，新公園已是沒落中的空間。
反映文化性格
從一個「國家級」公園到一步步被遺忘，新公園變遷的面貌忠實反映出台灣近一世紀的政治、社會心情，甚至台灣的文化性格。
回溯一八九九年，日本統治台灣五年後，志得意滿的殖民政府決定在總督府(今總統府)、火車站、台北賓館、中山堂等重要建築林立的政經中心地帶，闢建歐式架構的「台北公園」；由於比第一座圓山公園遲建三年，日本人習慣叫它「新公園」。
「等於是日本人的後花園，誇耀統治者的優越感，」研究台灣史的作家莊永明指出。
但擁有露天音樂台、運動場、花壇噴泉、兒童遊樂場、洋式座椅……，「時髦」的新公園原型很快被推廣到全省各大城市，包括基隆、新竹、彰化、台南……。
台灣光復、國府遷台初期，新公園跨進黃金時代。
三十歲以上的人都還記得，到新公園郊遊曾是令人興奮又期盼的盛事一樁。每到假日，台北市民和中部遊客總把博物館和新公園擠得摩肩接踵；當時在露天音樂台舉辦的元宵燈謎晚會、老歌演唱會、古典音樂會，全國矚目；而它東側的大運動場既是小學生的棒球場，也經常辦商展，泰國、日本的馬戲團更曾長期駐紮。
在那個「母忘在莒」的年代，新公園的空間卻一點一滴被政治入侵。
民國四０年代，陳納德將軍銅像出現在西南角的兒童遊樂場，俯視幼兒嬉戲。民國五０年代，台北市長高玉樹在原來的運動場上大興土木，興建五座中式的亭台樓閣。居中是三層高、紀念 國父的翠亨閣，四角分建紀念鄭成功、劉銘傳、丘逢甲、連雅堂的涼亭，祀立他們的半身銅像。
從景觀角度看，新公園「豐富」而又「包容」。歐洲式庭園架構，搭配中國式種得滿滿、不加修剪的熱帶林木；露天音樂廣場和中式亭台樓閣並立；既有孔子像，也有洋將軍像。一位建築師認為，新公園正具體而微地展現戰後台灣的文化面貌，「什麼都可以放，要什麼有什麼，你可以說它很寬容，也可以說它沒有主體性。」
進入六０、七０年代，國父紀念館、青年公園、中正紀念堂等更具規畫性的公共空間相繼崛起，新公園的黯淡與沒落幾乎是城市發展的必然結果。
重新進入歷史
只不過，歷史又再一次向新公園敲門。
希望如設置在白宮附近國會廣場的美國越戰紀念碑，成為每天幾千人憑弔、療傷止痛的聖殿，二二八建碑委員會在今年擇定新公園中心點－－鐘樓附近，興建紀念碑。
二二八關懷聯合會執行長蘇南洲指出，新公園位於台北市中心，離火車站近，又是未來捷運出口站，人潮將自然聚集。更重要的是，它周圍許多歷史建築物如行政院、博物館、中山堂、台大醫院……，「都直接和二二八事件相關，不論就歷史意向和空間的開放性來看，新公園都是最佳建碑地點，」他說。
可以預見，當捷運通車、二十公尺高的二二八紀念碑完工，新公園現有的面貌、生態將受劇烈衝擊，甚至完全改觀。捷運代表的現代化，二二八紀念碑象徵的撫平傷痕、重新融合台灣社會心靈，影響的又何止是新公園的未來？台灣現階段能否安渡政經轉型的陣痛，關鍵盡繫於此。
畢竟，承載台灣近代百年擾攘的新公園已太擁擠，再也容納不下任何政治性的紀念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