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稻草人」的真假
造成當前台灣杜會動盪不安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虛設「稻草人」，然後造成一種似是而非的假象，引起沒有根據的臆測，增加了彼此的不安，甚至對立。
在政壇的爭權奪利過程中，固然要虛設「稻草人」做箭靶，不幸的是，在當前財經問題的討論中，也有這種現象。「產業空洞化」正就是這樣一個被虛設的「稻草人」。這個說法似乎言之成理：用簡單的話來表達，就是當台商向東南亞(尤其是大陸)投資後，台灣本身的投資下降，台灣的產業就逐漸萎縮，「根」也就不留在台灣，台灣變成了一個空洞的地理名詞。
任何熱愛台灣的人，如果台灣真有「空洞化」的問題，當然就要採取措施，包括對大陸貿易與投資的降溫。這正就是為什麼我們要探討這個問題。
在成長中的經濟，最需要重視的指標之一，就是隨著經濟成長與每人所得的提高，產業結構與外銷產品的結構有沒有良性的改變，技術水準與勞動力有沒有提升。這樣的關注，正就是對所謂產業是否有空洞化的討論。
(二)產業結構的良性變化
「產業空洞化」是一個很籠統的名詞，在經濟課本中並沒有一個明確的定義。一般來說，經濟學家用下面幾項指標來檢驗產業結構的變化，並同時觀察是否有空洞化現象的出現；(1)國民生產毛額中，各級產業所占比例的變化；(2)出口商品結構變化；(3)資本形成速度的變化；(4)勞動生產力的變化。
為了要凸顯自一九八七年以來，台商赴大陸投資的可能影響，我們特別以一九八七年為討論產業結構變化的分水嶺。
首先來看台灣地區國內生產毛額(GDP)結構的變化。表一顯示從一九七０到一九八六年之間，農業產值比例迅速下降，工業產值占GDP的比例呈現穩定增加的趨勢，服務業則保持在四六%左右。
但在一九八七年以後，上述結構出現了明顯變化。工業產值比例首次下降，而服務業產值則第一次超越五０%，若再看各年的情況更明顯，自一九八七年以來，工業與製造業產值比例就出現逐年持續下降趨勢，而服務業產值則持續成長。由於製造業和工業一向是經濟成長的重要貢獻部門，如今出現產值比例下降的現象，自然會有人擔心，產業是否出現了空洞化，進而導致經濟停滯？
這種顧慮有其必要，但上述數據都無法證實空洞化的存在，因為「空洞化」與否的關鍵是工業與製造業內部結構的變化，而不是很粗糙地把工業與其他產業的產值做比較。事實上，歐、美、日等先進國家的發展經驗顯示：當一國的經濟體系邁向成熟之際，工業部門產值會先增後減，服務業產值必然會超過五０%以上。因此，當我國工業產值減少，服務業產值超過五０%，是經濟發展過程中的一個自然現象，可能與產業空洞化根本無關。要真正切入產業空洞化的問題，我們必須再進一步分析工業產品結構及勞動生產力的變化。
由於台灣是出口導向經濟，讓我們以出口產品的性質來分析產品結構變化。
表二顯示一九八二至八六年之間，出口商品中高勞力密集度商品一直占四七%左右，但在一九八七年以後就出現迅速下降的趨勢。另一方面，低勞力密集度商品出口比例則由一九八七年的一四．九%增加到一九九二年的二０．五%。
從資本密集度看也是如此，高資本密集度商品值在一九八七年所占比例最低，只有二二．四%，其後逐年增加到一九九二年的二九．三%，而低資本密集度商品則由一九八七年的二七．一%下降到一七．七%。
在技術密集度方面，高技術密集度商品在一九八二到一九八六年之間一直維持在一八%，從一九八七年開始上升，一九九二年時達到二九．五%，而低技術密集度商品則由一九八六年的四七．九%，下降到一九九二年的三二．０%。
上面的數據顯示二個重要現象：
第一，一九八二到一九八六年間，各項數據比例穩定，但在一九八七年後發生顯著變化。
第二，一九八七年之後的結構調整令人「驚喜」，它都是朝著低勞力密集度、高資本密集度，及高技術密集度方向變化。
上述結論同樣可在以產品種類區分中看出。表三顯示一九八六年以前高科技產品出口比例約占二七%左右，一九八七年以後則迅速增加，到一九九二年增加到三七．九%。另一方面，重化工業產品亦呈類似趨勢、即一九八六年以前，重工業產品約占三六%左右，一九八七年以後迅速成長，到一九九二年時已達四九．一%，幾乎將近一半。
因此，我們發現一九八七年以後的工業產值比例雖然在下降，但產業結構卻朝低勞力密集、高資本密集、高技術密集、高科技產品，及重化工業產品方面調整。這種產業升級的好現象，怎能被誤認為是產業空洞化呢？
(三)民間投資
有人認為台商赴大陸投資，會減少在台灣本地的投資，因此減少了資本形成，進而使產業升級受阻，勞動生產力也不易提升。但也另有人認為赴大陸投資的廠商都屬於勞力密集產業，即使不去大陸，他們在台灣也難以增加投資。因此，對於台灣的資本形成不會有太多影響，實際的情況到底是如何呢？
表四提供了初步答案。在固定資本形成的實質年增加率方面，以一九七０到七五年最高，達一六．四四%，其次就是一九八七到九二年的一三．０四%，而以一九八一到八六年的一．五九%最低。
換句話說，當大量台商赴大陸投資之際，國內的資本形成速度幾乎沒有受到任何影響。反而是在一九八一到八六年之間的資本形成低到乎均每年只有一．五九%。再從民間企業資本年增率來看，一九八七到九二年之間亦達到一０．六三%，略低於一九七０到八０年間的一二%，但仍遠高於一九八一到八六年之間的三．六%。事實上，影響廠商投資意願及資本形成的主要因素，是國內投資環境的惡化與國際經濟景氣情勢，而與廠商赴大陸投資並無明顯關係。
(四)勞動生產力的變化
最後我們再分析工業勞動生產力的變化。表五顯示，以一九七０到七五年的平均勞動生產力增加最快，每年達到一六，六九%，其次就是一九八七到九二年的八．二三%，一九七六到八０年為七．九八%，而一九八一到八六年的三．九八%最低。若單獨看工業中最重要的製造業部分，其順序亦相同，只是一九七六到八０年的八．四五%略高於一九八七到九二年的八．０三%。
因此從勞動生產力指數的變化來看，我們發現一九八七年以後勞動生產力仍然迅速上升，只低於一九七０到七五年，略遜於一九七六到八０年，而遠高於一九八一到八六年。當我們勞動生產力仍然在迅速增加的時候，我們會有個別產業調適的困難，但不會整體出現產業空洞化的問題。
從出口商品結構、資本形成，及勞動生產力等方面的變化來看，對我國產業毋需有空洞化的憂慮，反而要慶幸產業有迅速升級的趨勢。這當然要「歸功」於台幣升值的壓力、企業家的調適能力，以及政府對產業升級的殷切期望。
但是，我們也必須指出：較早赴大陸投資的廠商都屬於小型企業，而且集中在勞力密集產業上，但近兩年已出現中型企業，甚至股票上市的大企業赴大陸投資的情形。這些廠商赴大陸投資之後，對台灣產業結構的長期影響很可能會與小企業赴大陸的影響不盡相同，因此值得進一步研究。
我們認為，政府除了應更加具體改善台灣本身投資環境之外，也應該因勢利導，利用廠商赴大陸投資之際，加速台灣產業升級。
一個很好的做法就是利用海峽兩岸的互補優勢，促成產業的垂直整合。大陸除了有廉價的土地與充沛的勞動力以外，還具有許多尚未被充分利用的基礎科技研發。正如石滋宜先生等所建議，政府可以允許企業有系統地引進大陸高科技研發成果，加快提升國內技術進步、商品研發及多國型大企業之形成。一旦研發進入商品化生產時，再赴大陸設廠生產。
近六年來，台灣產業的變化不是走向「空洞化」，而是產品走向「低」勞力密集度、「高」資本密集度，與「高」技術密集度。我們的這個結論，事實上，也與陳添枝、李宗哲、高長等學者的看法接近。
台商去大陸投資，到目前為止看不出對台灣產業有負面的影響。相反的，政府應當利用這一機會，鼓勵台商往兩岸產業垂直分工發展，這樣的策略也正是對兩岸雙贏的策略。
(作者高希均為美國威斯康辛大學經濟系教授，林祖嘉為國立政治大學經濟研究所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