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夏天某日，李登輝總統南巡，三家電視台依慣例將這則新聞放頭條。
在某台新聞部裡，記者及編輯群圍著編輯台，大家屏息靜待「戰果」，當他們發現「匪台」在五十秒結束這條新聞，而自己還持續到一分十秒時，全場響起一片英雄式的歡呼聲，不過，他們也難以置信地自我解嘲：「這樣的新聞竟能做這麼長！」
前一天，他們才因一則李總統接見外賓的「制式」新聞處理過短，而遭長官責備。這一次，他們「一雪前恥」。
若將鏡頭拉出電視台，卻是一幅幅截然不同的畫面；當電視台主事者立場過於鮮明，記者被打、電視台被包圍抗議；在三台取消全程轉播立法院新聞的同時，第四台提供民眾另一種選擇；當某黨、某派的新聞被封殺或淡化，「開放電視媒體」成為急迫的政治訴求……。
西裝裡穿的是中山裝
政治解嚴、報禁開放，台灣社會正處在一個價值多元而混亂的年代，一位政治領導者可以被報導為推動改革的救星，也可以被形容為獨裁的惡魔；同一件事，不同報紙會有一百八十度不同的說法。相對於此，標榜走在時代尖端的電視新聞，似乎遠遠落在社會脈動之後。
二月五日，李總統接見朱高正等立委，一位觀眾看了當天的午間新聞，握手寒暄的畫面，配上總統府新聞稿的旁白，「場面溫馨感人」，但他沒想到看了晚報，原來兩人曾尖銳地對話、李總統一度動怒、朱高正曾兩度喝止總統機要……。
研究顯示，超過半數的民眾以電視為獲取新聞的第一來源，其中更有七成七的民眾相信，電視是他們「最信任」的大眾傳播媒體。然而，在政治詭譎多變的環境中，電視新聞究竟隱埋了多少真相？
觀眾不得不承認，比起過去，隨著政治的開放，電視新聞的尺度已較為寬鬆。從過去視「民進黨」、「二二八」為洪水猛獸，到現在給畫面也給聲音；當年轉播奧運，中共國旗用黑帶遮起來，開幕各隊進場，一到智利(Chile)就得切掉準備上廣告，因為下一隊就是中共(China)……。過去的禁忌，今日頓成諷刺的笑話。
這樣的改變，並不表示電視新聞已往前跨了一大步。從電視台的體制來看，問題與過去並無二致。
眾所周知，省政府、國民黨、國防部分別在三台占有多數股分，名為民營，三台總經理的核可權，卻在執政黨黨主席的手上。一位中視記者戲稱：「我們西裝裡穿的是中山裝，友台穿的則是軍服。」
在華視，一則「中正預校畢業可領高中文憑」的新聞，可以擠掉「論情西餐廳火災的調查報告」；在台視，省議會可以要求台視列席，接受質詢；在中視，所有編制及人事任命，是「奉文工會……核訂」。
所謂「新聞控制」，便從這樣的體制開始。
總統府的力量難以抗拒
二月十一日，新國民黨連線舉辦「國是座談」，近六千名民眾擠滿國父紀念館每一縫隙，對黨中央的「激情批判」，餘音繞樑不絕。當晚，文工會副主任唐啟明通令三台「注意報導角度」，台視、華視均以十幾秒的「Take稿」處理(只播畫面，內容以主播念稿方式帶過)，中視索性不播。
台視新聞部經理廖蒼松證實此事。本來對這類次要新聞，「台視新聞世界報導」常放在「新聞集錦」裡，他解釋：「本來就要摘要處理，文工會打電話來也只是順水人情。」
事實上，相較於過去，文工會一條鞭方式要三台照單全收，已幾乎不可能。「但是控制的慾望和本質並沒變，只不過範圍縮小了，」一位新聞局官員明白表示。
文工會只是其中的一隻「手」。「立法院閣揆審查會」的全程轉播工作臨時叫停，有人習慣性指向文工會，有人說是台視背後的大老闆－－省府，甚至有的直指總統府。其實，只要是「電視體制內」的任何人，都可「聊表關切」。關切的結果，往往使觀眾知的權利受損。
我國尚未與沙烏地阿拉伯斷交時，一旦電視畫面出現以色列國旗，「外交部馬上打電話來抗議，」一位台視中層主管有過這樣的經驗。
華視新聞部經理趙怡承認，新聞局、國防部、安全單位及新聞當事者都可以是那隻干預的手，只不過隨著社會的開放，「這些單位已逐漸失去合法、合理的基礎。」
來自「總統府」的力量，都使三台無法抗拒。
總統新聞擺頭條是電視台長久以來的文化，有人試圖放次要位置，「但關切電話馬上從總統府辦公室打來，」一位記者無奈地說：「不需要常打，只要一次就夠了。」
去年李總統接見「和風獎」得獎人，總統府讓三台進場拍書面，同時特准收音，時值「土地增值稅」敏感時刻，李總統說了一句與當天場合氣氛不符的話，台視收到音，也在午間新聞播出。當天下午高層來電，希望台視消音，同時以「總統府通稿」代替。令跑這條新聞的記者無法接受的是，通稿與總統講話內容大異其趣。
揣測的官僚文化
民進黨以「誰掌握電視，誰就掌握政權」為由，要求開放電視媒體。不同於平面媒體，電視聲光對觀眾直接產生的效果，「是國民黨長期掌控電視，而遲遲不敢開放的重要因素，」一位傳播學者表示。電視的政治新聞，更是各派必爭之地，「所以那隻打電話的手，不會輕易放下。」
電視公司內部長期被「制約」而形成的特有文化，往往是限制新聞尺度的力量，曾為華視記者的李濤形容它為「揣測的官僚文化」。
目前電視台高階主管的任命權來自最高當局，且為任期制。一位電視主管指出，他們多半有五日京兆的心理，為確保職位甚至升官，「迎合上意」是最佳選擇。
「他們只是當權派在媒體的代表，最大任務是來控制政治新聞，」一位曾在電視工作的新聞局官員深有所感。
一則新聞，記者採訪回來，上面有採訪組長、主編(或主播)、副理、經理、副總經理、總經理，甚至董事長等層層關卡。在平時，記者可能擁有百分之百的自主性，但在政治敏感時刻，新聞自由成為最大犧牲品。
除每道關卡可嚴加把關，反之，基於怕「跟錯邊、踩錯腳」的心理，每人心中都有一把尺，可以「自律」。一件事上層只有三分意，揣摩上意的結果，到記者這一層則可能增加到五分、七分。
如果不遵循這套公司文化，勇於向禁忌挑戰，後果如何？降級、調組的例子俯拾皆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辭？」一位中層主管憤憤不平。
許多立法院記者清楚，某台一位國會記者突然「消失」於立法院，被調到體育組，只因為他選舉前觸犯禁忌，將陳水扁質詢簡又新的聲音及書面出現在新聞裡。當然在此之前，這位記者已「前科累累」。
長期以來，電視政治新聞只是一工具性角色。「是執政黨的宣傳工具，也可以是老闆迎求高層的工具，」一位電視記者毫不諱言。
選舉是最佳檢驗時機。每到選舉，三台無形中都負有為執政黨輔選的責任。
半年自由，半年拘束
一位中視記者自我調侃：「我們通常過半年自由，半年拘束的日子。」
過去政情單純，價值單一，記者很好取捨，凡是「民進黨」、「台獨」等字眼，一律可以視而不見、聽而不聞。如今社會價值混亂，若從言論來區分，常分不清誰是國民黨、誰是民進黨，而流派之間，更可時而對立、時而結盟。
去年立委選舉，三台一反常態，不再對民進黨全面封鎖，反而「黨內同志」紛上「黑名單」。一位中視記者透露，他們有所謂只有口頭而未行諸文字的「七殺名單」，今他們錯愕的是，中視董事長高育仁竟赫然在列；儘管事後高育仁不願意承認。
分獲北市北區、北縣最高票的王建瑄、趙少康，更是選民記憶猶新的例子。王建瑄被中視、華視封殺後，只接受台視葉淑芬採訪，但他也說：「遲早有一天我的聲音也出不來。」果然不出兩天，此話應驗。
一位台視記者記得，在選情最危急時，反而接獲高層指示，要對不被提名的吳梓、遭開除黨籍的陳哲男多加報導。
沒有可遵循的標準，常使記者無所適從，昨日之是可成今日之非。「他們都快得精神分裂症了！」李濤深知電視工作者的痛苦。
有時電視台為了收視率，或是政爭未歇，主管尚未嗅覺風向時，也會有解放時刻。
追逐年終獎金的快樂白癡
過去林賢順「叛逃」大陸，三台即曾不顧文工會及國防部制止，爭相以頭條處理林賢順在廣州舉辦的記者會。
三中全會之前，「直選」、「委選」僵持不下，記者們稱那段期間為「採訪假期」，直到某台決定支持直選，記者出門採訪前，採訪組長撂下一句話：「我們是直選派，角度自己看著辦。」
「狗被綁著鏈子，儘管鏈子加長，還是無法反抗，」一位主管比喻自己只是政爭中的工具。
在這種揣測的電視文化中，記者毋寧是最無辜的一群。儘管其中不乏記者將它「內化」為本身的意識型態，而如一位媒體工作者所形容：「一群追逐年終獎金的快樂白癡。」但是多數受過新聞訓練的記者，卻不時與自己的內心交戰。
有人激烈抗爭後，離開這環境，但更多的留下來，做有限的爭取。每個人都有一套生存哲學。
「偷渡」、「拔河」是他們最常用的方式。一則稿子字句在主編台被刪，可以趁「過音」的時候偷偷補回來；禁忌人物偶爾讓他露露臉，只要高層主管揣摩的心不發現；總統新聞試著不擺頭條，只要那支干預的電話不響……，「不過不能常試，否則會被盯，」一位記者頗有「偷渡後的快感」。
「順著他們的水流走，等水流稍緩再往回走，」一位記者表示，方法不重要，目的達到就好，「大家都在尋求機會，總有一次等到。」
電視開播三十餘載，電視新聞一直是「進三步、退兩步」，社會大眾也一直接受這種「殘缺的傳播」。但是步出電視台，一波波威脅，正不斷襲來。
公視開播、有線電視開放，立法院裡，「三台釋出股分」、「開放無線電視台」呼聲不斷。政大廣電系講師郭力盺預測，未來公視開播，將蠶食三台自製的國內新聞，至於國外新聞，目前第四台的衛星電視，也早已逐步瓜分三台占有的市場。三台電視新聞勢必面臨巨大變革，只是如此龐大的官僚體系，是否有足以改變的體質？他存疑。
過去因台獨、國家認同而限制新聞自由的理由，如今不再堅持，一位中層主管擔憂：「代表某一派的言論挾著強大權力為後盾，正肆無忌憚地逆向而行。」
電視媒體開放，或許正是台灣民主最後一道防線。三台正面臨巨變前夕，只是，掌控三台的人似乎仍未體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