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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掌控電視政治新聞?

林志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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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志恆

1993-03-15

瀏覽數 16,350+

誰掌控電視政治新聞?
 

本文出自 1993 / 4月號雜誌 第082期遠見雜誌

去年夏天某日,李登輝總統南巡,三家電視台依慣例將這則新聞放頭條。

在某台新聞部裡,記者及編輯群圍著編輯台,大家屏息靜待「戰果」,當他們發現「匪台」在五十秒結束這條新聞,而自己還持續到一分十秒時,全場響起一片英雄式的歡呼聲,不過,他們也難以置信地自我解嘲:「這樣的新聞竟能做這麼長!」

前一天,他們才因一則李總統接見外賓的「制式」新聞處理過短,而遭長官責備。這一次,他們「一雪前恥」。

若將鏡頭拉出電視台,卻是一幅幅截然不同的畫面;當電視台主事者立場過於鮮明,記者被打、電視台被包圍抗議;在三台取消全程轉播立法院新聞的同時,第四台提供民眾另一種選擇;當某黨、某派的新聞被封殺或淡化,「開放電視媒體」成為急迫的政治訴求……。

西裝裡穿的是中山裝

政治解嚴、報禁開放,台灣社會正處在一個價值多元而混亂的年代,一位政治領導者可以被報導為推動改革的救星,也可以被形容為獨裁的惡魔;同一件事,不同報紙會有一百八十度不同的說法。相對於此,標榜走在時代尖端的電視新聞,似乎遠遠落在社會脈動之後。

二月五日,李總統接見朱高正等立委,一位觀眾看了當天的午間新聞,握手寒暄的畫面,配上總統府新聞稿的旁白,「場面溫馨感人」,但他沒想到看了晚報,原來兩人曾尖銳地對話、李總統一度動怒、朱高正曾兩度喝止總統機要……。

研究顯示,超過半數的民眾以電視為獲取新聞的第一來源,其中更有七成七的民眾相信,電視是他們「最信任」的大眾傳播媒體。然而,在政治詭譎多變的環境中,電視新聞究竟隱埋了多少真相?

觀眾不得不承認,比起過去,隨著政治的開放,電視新聞的尺度已較為寬鬆。從過去視「民進黨」、「二二八」為洪水猛獸,到現在給畫面也給聲音;當年轉播奧運,中共國旗用黑帶遮起來,開幕各隊進場,一到智利(Chile)就得切掉準備上廣告,因為下一隊就是中共(China)……。過去的禁忌,今日頓成諷刺的笑話。

這樣的改變,並不表示電視新聞已往前跨了一大步。從電視台的體制來看,問題與過去並無二致。

眾所周知,省政府、國民黨、國防部分別在三台占有多數股分,名為民營,三台總經理的核可權,卻在執政黨黨主席的手上。一位中視記者戲稱:「我們西裝裡穿的是中山裝,友台穿的則是軍服。」

在華視,一則「中正預校畢業可領高中文憑」的新聞,可以擠掉「論情西餐廳火災的調查報告」;在台視,省議會可以要求台視列席,接受質詢;在中視,所有編制及人事任命,是「奉文工會……核訂」。

所謂「新聞控制」,便從這樣的體制開始。

總統府的力量難以抗拒

二月十一日,新國民黨連線舉辦「國是座談」,近六千名民眾擠滿國父紀念館每一縫隙,對黨中央的「激情批判」,餘音繞樑不絕。當晚,文工會副主任唐啟明通令三台「注意報導角度」,台視、華視均以十幾秒的「Take稿」處理(只播畫面,內容以主播念稿方式帶過),中視索性不播。

台視新聞部經理廖蒼松證實此事。本來對這類次要新聞,「台視新聞世界報導」常放在「新聞集錦」裡,他解釋:「本來就要摘要處理,文工會打電話來也只是順水人情。」

事實上,相較於過去,文工會一條鞭方式要三台照單全收,已幾乎不可能。「但是控制的慾望和本質並沒變,只不過範圍縮小了,」一位新聞局官員明白表示。

文工會只是其中的一隻「手」。「立法院閣揆審查會」的全程轉播工作臨時叫停,有人習慣性指向文工會,有人說是台視背後的大老闆--省府,甚至有的直指總統府。其實,只要是「電視體制內」的任何人,都可「聊表關切」。關切的結果,往往使觀眾知的權利受損。

我國尚未與沙烏地阿拉伯斷交時,一旦電視畫面出現以色列國旗,「外交部馬上打電話來抗議,」一位台視中層主管有過這樣的經驗。

華視新聞部經理趙怡承認,新聞局、國防部、安全單位及新聞當事者都可以是那隻干預的手,只不過隨著社會的開放,「這些單位已逐漸失去合法、合理的基礎。」

來自「總統府」的力量,都使三台無法抗拒。

總統新聞擺頭條是電視台長久以來的文化,有人試圖放次要位置,「但關切電話馬上從總統府辦公室打來,」一位記者無奈地說:「不需要常打,只要一次就夠了。」

去年李總統接見「和風獎」得獎人,總統府讓三台進場拍書面,同時特准收音,時值「土地增值稅」敏感時刻,李總統說了一句與當天場合氣氛不符的話,台視收到音,也在午間新聞播出。當天下午高層來電,希望台視消音,同時以「總統府通稿」代替。令跑這條新聞的記者無法接受的是,通稿與總統講話內容大異其趣。

揣測的官僚文化

民進黨以「誰掌握電視,誰就掌握政權」為由,要求開放電視媒體。不同於平面媒體,電視聲光對觀眾直接產生的效果,「是國民黨長期掌控電視,而遲遲不敢開放的重要因素,」一位傳播學者表示。電視的政治新聞,更是各派必爭之地,「所以那隻打電話的手,不會輕易放下。」

電視公司內部長期被「制約」而形成的特有文化,往往是限制新聞尺度的力量,曾為華視記者的李濤形容它為「揣測的官僚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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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電視台高階主管的任命權來自最高當局,且為任期制。一位電視主管指出,他們多半有五日京兆的心理,為確保職位甚至升官,「迎合上意」是最佳選擇。

「他們只是當權派在媒體的代表,最大任務是來控制政治新聞,」一位曾在電視工作的新聞局官員深有所感。

一則新聞,記者採訪回來,上面有採訪組長、主編(或主播)、副理、經理、副總經理、總經理,甚至董事長等層層關卡。在平時,記者可能擁有百分之百的自主性,但在政治敏感時刻,新聞自由成為最大犧牲品。

除每道關卡可嚴加把關,反之,基於怕「跟錯邊、踩錯腳」的心理,每人心中都有一把尺,可以「自律」。一件事上層只有三分意,揣摩上意的結果,到記者這一層則可能增加到五分、七分。

如果不遵循這套公司文化,勇於向禁忌挑戰,後果如何?降級、調組的例子俯拾皆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辭?」一位中層主管憤憤不平。

許多立法院記者清楚,某台一位國會記者突然「消失」於立法院,被調到體育組,只因為他選舉前觸犯禁忌,將陳水扁質詢簡又新的聲音及書面出現在新聞裡。當然在此之前,這位記者已「前科累累」。

長期以來,電視政治新聞只是一工具性角色。「是執政黨的宣傳工具,也可以是老闆迎求高層的工具,」一位電視記者毫不諱言。

選舉是最佳檢驗時機。每到選舉,三台無形中都負有為執政黨輔選的責任。

半年自由,半年拘束

一位中視記者自我調侃:「我們通常過半年自由,半年拘束的日子。」

過去政情單純,價值單一,記者很好取捨,凡是「民進黨」、「台獨」等字眼,一律可以視而不見、聽而不聞。如今社會價值混亂,若從言論來區分,常分不清誰是國民黨、誰是民進黨,而流派之間,更可時而對立、時而結盟。

去年立委選舉,三台一反常態,不再對民進黨全面封鎖,反而「黨內同志」紛上「黑名單」。一位中視記者透露,他們有所謂只有口頭而未行諸文字的「七殺名單」,今他們錯愕的是,中視董事長高育仁竟赫然在列;儘管事後高育仁不願意承認。

分獲北市北區、北縣最高票的王建瑄、趙少康,更是選民記憶猶新的例子。王建瑄被中視、華視封殺後,只接受台視葉淑芬採訪,但他也說:「遲早有一天我的聲音也出不來。」果然不出兩天,此話應驗。

一位台視記者記得,在選情最危急時,反而接獲高層指示,要對不被提名的吳梓、遭開除黨籍的陳哲男多加報導。

沒有可遵循的標準,常使記者無所適從,昨日之是可成今日之非。「他們都快得精神分裂症了!」李濤深知電視工作者的痛苦。

有時電視台為了收視率,或是政爭未歇,主管尚未嗅覺風向時,也會有解放時刻。

追逐年終獎金的快樂白癡

過去林賢順「叛逃」大陸,三台即曾不顧文工會及國防部制止,爭相以頭條處理林賢順在廣州舉辦的記者會。

三中全會之前,「直選」、「委選」僵持不下,記者們稱那段期間為「採訪假期」,直到某台決定支持直選,記者出門採訪前,採訪組長撂下一句話:「我們是直選派,角度自己看著辦。」

「狗被綁著鏈子,儘管鏈子加長,還是無法反抗,」一位主管比喻自己只是政爭中的工具。

在這種揣測的電視文化中,記者毋寧是最無辜的一群。儘管其中不乏記者將它「內化」為本身的意識型態,而如一位媒體工作者所形容:「一群追逐年終獎金的快樂白癡。」但是多數受過新聞訓練的記者,卻不時與自己的內心交戰。

有人激烈抗爭後,離開這環境,但更多的留下來,做有限的爭取。每個人都有一套生存哲學。

「偷渡」、「拔河」是他們最常用的方式。一則稿子字句在主編台被刪,可以趁「過音」的時候偷偷補回來;禁忌人物偶爾讓他露露臉,只要高層主管揣摩的心不發現;總統新聞試著不擺頭條,只要那支干預的電話不響……,「不過不能常試,否則會被盯,」一位記者頗有「偷渡後的快感」。

「順著他們的水流走,等水流稍緩再往回走,」一位記者表示,方法不重要,目的達到就好,「大家都在尋求機會,總有一次等到。」

電視開播三十餘載,電視新聞一直是「進三步、退兩步」,社會大眾也一直接受這種「殘缺的傳播」。但是步出電視台,一波波威脅,正不斷襲來。

公視開播、有線電視開放,立法院裡,「三台釋出股分」、「開放無線電視台」呼聲不斷。政大廣電系講師郭力盺預測,未來公視開播,將蠶食三台自製的國內新聞,至於國外新聞,目前第四台的衛星電視,也早已逐步瓜分三台占有的市場。三台電視新聞勢必面臨巨大變革,只是如此龐大的官僚體系,是否有足以改變的體質?他存疑。

過去因台獨、國家認同而限制新聞自由的理由,如今不再堅持,一位中層主管擔憂:「代表某一派的言論挾著強大權力為後盾,正肆無忌憚地逆向而行。」

電視媒體開放,或許正是台灣民主最後一道防線。三台正面臨巨變前夕,只是,掌控三台的人似乎仍未體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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