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報紙辦得好，就能引導人民向好的方面走，引導人民前進，引導人民團結，引導人民走向真理。如果辦得不好，就存在著很大的危險性，會散佈落後的錯誤的東西，而且會導致人民分裂，導致他們互相摩擦。因此新聞工作的影響是很大的。你們的工作做得好，就很好，做得不好，就要受歷史的處罰。」
這段引言是一九四八年十月二日劉少奇封中共華北記者團談話的開場白。大躍進、反右、文化大革命等等都證明大陸的新聞工作已經受到了歷史的處罰。其實，受處罰的又豈只限於大陸的新聞工作者，全體十億同胞也都受了處罰，他們的物質生活落後，精神生活也不發達，政治更不民主。新聞工作者對這些現象當然有責任，但新聞工作畢竟只是政治工作下的產物，反省求變的人不是沒有，但他們的看法不但是空谷足音，簡直是微不足道；政治的主體不讓它變，客觀的社會條件不容許它變，它又怎能變！
然而，八○年代卻似乎有了轉機，「改革」之聲四起，農村的改革、都市的改革、經濟的改革、教育的改革，一波文一波沖擊著。
新聞改革起步慢
中共新聞界也有人提出要改革，「新聞戰線」更說「我國的新聞事業正處在互古未有的『黃金時代』。」「人民日報」副總編輯陸超祺
也在「新聞戰線」上說現在是「報紙改革的好時機」。
和其他各個領域的改革一樣，中共的新聞改革也是自上而下的，因為這正走缺乏民主政治的通徵。和其他的改革相比，中共的新聞改革卻起步最慢、進展也最慢，而這又和新聞工作本身屬於上層建築有密不可分的關係。「起步慢、進展慢」也反映了一個事實，那就是求變之聲，也不全是自上而下的，它和近年來容許有限度的市場經濟，刺激了市場與消費者對訊息的需求有關；它也和近年來大陸上報紙、刊物與電視的大幅度發展有關。沒有這些刺激，新聞改革的步子很可能還要更慢。
在專談中共新聞與宣傳的刊物裏，提到新聞改革的文章非常多，但大多數只談及新聞改革的一、二個枝節，尚無一全盤思考、規畫的客觀分析與探討；因此，本文將試圖從意識型態、組織架構和實際運作上提出一些客觀的看法，分析在目前五花八門的現象之中，究竟那些是「形變」（常）、那些是「實變」（變），並進而探討這些「常」與「變」對未來發展所可能產生的影響，以及「常」本身求變、求突破的可能性。
中共政治體系絕大部份師承蘇聯，在思想上以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為其建黨、建政之藍本。在新聞工作上也不例外，也以馬、列的看法為哲學基礎。因此，大陸新聞工作的基本職責便是要宣傳馬克思主義，「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去觀察和解決問題」。
宣傳馬列主義
馬克思本人是理論家，對新聞的看法並不多。真正影響巨大的是列寧，他有豐富的新聞工作經驗，他對新聞的看法差不多成了共黨國家新聞工作的金科玉律。根據馬克思的看法，報紙總是有階級性的；換言之，資產階級的報刊替資產階級服務；無產階級的報刊替無產階級服務。
列寧依此發揚光大，認為所有的報紙都應該由無產階級來掌握，因為這麼重要的工具、武器不可以落在敵對階級手中。列寧認為「報紙不僅是集體的宣傳者，也是集體的煽動者，和集體的組織者」。由於無產階級組成了代表人民的共產黨，所以報紙也就是代表人民、代表黨說話的。
毛澤東對報紙和新聞的看法也一樣，他認為報紙「有極大的組織、鼓舞、激勵、批判、推動的作用」，堅持新聞工作必須遵守黨性的原則，無條件宣傳馬克思列寧主義。
做為黨的喉舌
鄧小平在一九八○年元月論「目前的形勢和任務」時也說：「我們希望報刊對安定團結的必要性，進行更多的思想理論上的解釋，這就是說，要大力宣傳社會主義的優越性，宣傳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正確性，宣傳黨的領導，黨和人民群眾團結一致的威力，宣傳社會主義中國的巨大成就和無限前途，宣傳為社會主義中國的前途而奮鬥，是當代青年最崇高的使命和榮譽。總之，要使我們黨的報刊成為全國安定團結的思想上的中心。」
毛澤東、鄧小平這種看法，到一九八六年仍然沒變。一九八六年八月，中共「中央宣傳部副部長」滕藤在全國省報總編輯座談會上，一方面呼籲新聞要改革，以適應全面開放和改革的形勢，但也明確指出「新聞改革不是改掉新聞事業作為喉舌這個根本性質，而是要善於當好黨的喉舌，善於對群眾進行宣傳教育，讓群眾喜歡讀你的報紙，在潛移默化中不知不覺受到教育」。
滕藤說得很清楚，黨報的基木性質是不能變的，需要改革的只是技巧與手段。由於目前的工作方針重點是「四化」，是建設社會主義的精神文明和物質文明，而不再是過去的階級鬥爭，黨報作為階級鬥爭工具的性質便已經不存在了。這是目前新聞改革中，新聞意識型態的一個大變。
不再是鬥爭工具
在新聞改革聲中，新聞意識型態的領域裏，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大前提沒有變；中共的新聞應有人民性、工具性、階級性、黨性也沒有變。唯一改變了的則是新聞不再是階級鬥爭的工具，而是經濟發展和建設的工具。在此一要求下，它多了一個性質，就是新聞應該提供信息，而這個性質和功能是以前從來沒有提過的。
報紙既然是黨的喉舌，是黨的組織的一部份，報紙的工作由共產黨領導與組織乃是自然不過的事。在以黨領政的大前提下，黨的宣傳部是全國所有新聞與傳播機構的總司令部；相對而言，各級黨委的宣傳部門也就是各級新聞傳播機構的司令員與戰鬥員。由黨來領導、組織新聞工作是中共一直未變的事實；早在一九四二年，毛澤東便再三強調要加強報紙的黨性，不允許宣傳人員有獨立性的傾向。
黨委要管新聞工作是中共的傳統，五○年代如此，六○年代如此，文革時亦然。一九七八年復刊的第一期「新聞戰線」評論員的文章便再次指出：「黨委要加強對新聞工作者的領導，第一、二把手要親自管報紙。必須在政治思想上、組織上，保證黨對報紙的領導，防止少數人假借黨的名義，利用報紙進行個人的、宗派的、反馬克思主義的活動。」在新聞改革聲中，黨委要「抓」新聞工作，仍然是一項重要的課題。
一九八○年五月十二日在西北五報新聞學術討論會上，「甘肅省委第一書記」宋平便強調：「重大的政治問題，省委要把關，報紙領導也要把關。」又說：「至於無關緊要的事情，省委就不多干涉了。」
黨委積極參與
事實上，黨委對報紙的領導是具體而微的，是例行的。「河北省委」在今年初便特別對有關領導人物活動的報導做了規定，要求報社少登、精簡地登，並要求新聞單位的負責人自行決定，但「拿不準的，應該請示。」話雖如此，但在日常的運作中，黨委直接參與細瑣例行工作也是常事。
「福建省前省委書記」項南便不怪對報紙宣傳提出要求，指出宣傳中存在的問題（包括常識性、技術性的錯誤），還為報紙提供報導線索，推薦典型，自己動手寫評論、作標題，甚至改編稿件。一九八一年九月十八日宣傳二十六個「冒尖戶」的兩個版，大部份材料是他選的，有些標題是他加的，大樣是他審定的，還為此寫了「尖子讚」這篇文章。
黨委領導、參與報紙之外，中共的領導人也可以、也應該領導、參與；毛澤東、周恩來、劉少奇、鄧小平、華國鋒，以及倒台了的「四人幫」，他們都領導、參與過。雖然他們的行為在不同的歷史階段有不同的評價，但在當時，他們的行為是一定受到肯定與贊揚的。在新聞改革聲中，這也是一個未變的「常數」。
不變的「常數」
事實上，正如黨員作家和藝術家一樣，黨報的新聞工作人員也都是黨的宣傳幹部。黨員有無條件宣揚「黨中央」決策的義務，從分工的觀點看，報紙內部不就可以自主決定，而忙碌的黨委不也可以省些時間嗎？從「新聞戰線」諸多強調加強黨委領導報紙工作的文章看，這的確是不少黨委和新聞工作者的看法，而且在「中央宣傳部」也有相同的聲音：「有的總編輯提出，登什麼、不登什麼，這個權應該歸編委或總編輯，我贊成這個看法。如果編報、辦報，總編輯都沒有權取捨新聞，......把手腳給束住了，還怎麼辦報。」
一鬆一緊的指示
「中宣部副部長」滕藤還引了胡耀邦「總書記」在一九八五年二月八日的講話，「只要合乎中失的路線和政策，新聞工作者就有自由按照自己對客觀的事物的正確理解，進行新聞報導和發表意見的廣闊天地......」。滕藤指出新聞應當這樣去改革，但他又立刻說黨委仍然要加強領導黨報，「既要支持、關心、放手，又要加強領導......」。
滕藤的話是「鬆綁的」，也為新聞改革提供了一項政治保證，然而就在省報總編輯還來不及做出改革的反應之前，胡耀邦「總書記」的指示又來了：「今後各級黨委要管住報紙，小報管不了，大報一定要管住！」「黨的報紙要什麼自由！」其實，胡耀邦的話只不過證明滕藤「黨委要加強領導報紙」的話，遠比「總編輯可以作主」更重要、更具體罷了：而這也是新聞改革中，組織架構只有「常」、沒有「變」的主要原因。
報紙數量大增
新聞運作是下層建築的一部份，在新聞改革中，它的變動最多，也最蓬勃。首先變動最大的應該是報紙大量增加。
根據「人民日報」海外版一九八六年六月二十一日的一篇報導，截至一九八五年三月一日止，大陸共有二千一百九十一種報紙。而在一九八○年以後才創刊的便有一千二百四十種，平均每二天不到便增加一份新報紙。這一篇報導還指出，目前中國大陸平均每千人已擁有報紙二○二份，比一九七八年多了三．三倍，而且「增長的幅度之大、種類之多，在中國報業史上極少先例，在本世紀報業中也屬罕見」。
「人民日報」海外版所報導的數字，其可靠性不易測定，但它的解釋卻需要再解釋。過去五年中，大陸的報紙增長快是事實，但這和文革十多年不增長、基數太低也有密切的關係。因此，一方面反映了文革時破壞之巨；一方面也反映，改革之中數量突破上的成就。不過，說每千人有二百多份則似乎有「大話」之嫌，因為在這些報紙中屬於日報的仍然是少數，絕大多數是三日刊或週刊，而於這些增加的報紙中，數量較多的是企業報、教育報、科支報、經濟報和文化報。
專業報紙的急速增加應是新聞改革中最大的特色，「湖南科技報」發行達一百七十七萬份，「市場報」推出不久便突破百萬，都是這類報紙受歡迎的證明。不過，這些龐大的數字放在更龐大的人口和廣闊的國土裏一比，就顯得相當不足和貧乏了！
晚報小報增加快
在二千一百九十一份報紙中，沒有登記證的有四百一十五家。報導裏沒說明這四百多家沒登記的報紙是些什麼報，但據推測應是流行各地的小報。這些小報多為文藝團體、法制團體、大報或一些其他與出版無關的單位機構所出版。這些刊物少則數萬，多則數十萬，以各種形式，定期或不定期發行，內容則以娛樂與市井通俗或黃色的體裁為招徠。
這些小報受歡迎，和其內容通俗、而大報沉悶有很密切的關係。這些報紙的出現，當然不是新聞改革中的一部份，但卸是開放與「寬鬆」政策下的產品，所以也應該算是新聞運作中的一個「變」項。
和小報一樣，晚報也增長得很快。根據「中國新聞社」一九八六年十一月二十日的報導，大陸目前共有晚報三十四家，比文革前增加了四倍，發行總數則為八百萬份。晚報固然只是都市讀者消遣的讀物，但它和小報的興起，正代表了報紙之間也有了競爭，而這也是前所未有的。
「壞」消息也上報
競爭的結果必然走那些不顧讀者興趣與需要的大報受打擊最大。中共中央的機關報「人民日報」已經從七百萬份跌到了四百萬份，「光明日報」也由一百五十萬份跌破了百萬大關。雖然所有的報紙都是黨報，真正的民報還沒有出現，但報紙之間有了競爭，這也是新聞運作之中的另一個「變」。
和報紙的種類增加及競爭分不開的「變」，是新聞運作中技藝與內容方面的變動，而這些也是在眾多新聞改革討論之中所最常提及的。從技藝方面說，報紙的編排比以前活潑了，新聞的時效性也受到了重視；寫作生動了，文章也短些了，而署名的新聞也出現了。這些技藝上的「變」；只是和文革時期的「幫八股」相比而言，充其量也只是回到了五○年代初期的情況。
在內容方面的「變」，也是相對於文革而言。在過去，只有大豐收、大增產等「好」消息才能見報，現在則犯罪、貪污、搶劫等「壞」消息也上了報。批評性的文章也多了，雖然「打老虎」的報導還是不多。
從新聞的種類而言，由於讀者的需要也得考慮，除了黨、政大事外，市場的活動、消費者的利益、娛樂、休閒活動等也都成了新聞。再者，由於開放政策的需要，和外國的來往增加了，相應而來的，則是國際新聞的質、量也進步了。此外，新聞採訪的消息來源也增加了，「新華社」雖然仍舊壟斷了新聞供應，但報社自己的消息也多了。
在技藝和內容的變革之中，也有不變的；那就是主導新聞採訪和報導的三個重大原則仍然受到重視，而且影響技藝和內容上的進一步改革。這三大原則是典型報導、批評與自我批評以及調查研究。
三太原則仍受重視
根據典型報導的原則，新聞應該多報導先進和後進的人、事，以做為當前政策的借鑑或鼓舞。不過，由於黨報要支持、執行黨的政策，要用八成來報導光明面，典型報導便大多集中在「先進」的人、事上了。
批評與自我批評被認為是中共報紙的優良傳統，但在反右之後，它幾乎沒有發生過任何作用，現在則要恢復這個傳統了。不過，胡績偉在「人民日報」社長任內時，仍然提醒大家要在黨委領導下進行批評和自我批評，而且對領導幹部的批評更得小心謹慎，因為他們關係重大、影響深遠，再加上胡耀邦「八成光明面二成黑暗面」的指示，事實上仍然是「書記說了算，上面點了頭才算數」，報紙仍然起不了輿論的監督作用。
至於調查與研究，雖然仍受馬列主義觀點的主導，社會統計的方法已經運用來報導讀者的喜惡以及人民思潮的轉變了。
這三大原則的堅持是新聞運作中的「常」；不過，在「常」之中也帶有些許「變」的因子，而這些因子又全屬於技藝的層次。
技藝內容的變革
在新聞改革之中，變動最大最多的是新聞運作的手段與方式，而新聞為黨的喉舌，必須由黨委領導仍然紋風不動，沒有任何改變的跡象。不過，新聞已不再被看作是階級鬥爭的工具，除了為黨的政策服務之外，新聞尚有傳遞信息的功能，雖然目前的表現仍然不足，但已是一相當大的突破。
在意識型態、組織架構和運作三個層次上的「常」與「變」，至少有兩點值得我們討論。第一，和任何其他領域的變遷、改革一樣，技藝或行為層次的改革是最容易的，也是最早出現的。而此一改變，對於中共推行的四化政策將有很大的幫助。因為手段靈活了，方式吸引人了，新聞媒介的宣傳將更能有效地傳達黨的訊息，也較易為民眾所接受。
第二，新聞技藝和運作上的改變本身是下層建築的一部份，它是下層建築變動刺激下的必然結果。新聞意識型態和組織架構是上層建築，如果馬克思的分析沒有錯，則下層建築的變動將逐漸帶來上層建築的變動。新聞不再被視為階級鬥爭的工具，而是傳遞信息的媒體，這個轉變也可做如是觀。
此外，目前大陸也有新聞工作者在提倡新聞自由、鼓吹新聞的獨立性、鼓吹民辦報紙，雖然不能說是上層建築中改變的突破，但至少是「裂痕」。這些「裂痕」如果繼續擴大，則可能出現的情況是黨政分家、黨報與民報並存。
有助四化政策
這當然是非常的遙遠，而且如果真的出現，則中共已非共產黨，但中國卻會更像中國，因為，民主、自由與平等向來就不是資產階級的專利品，也不是西方傳來的舶來品，它們向來就是我國固有的崇高政治理想。
然而中共新聞改革的歷史發展告訴我們，這些改革也都只是在技藝與運作上的改革，沒有昇華到組織架構與意識型態之中；而事實也證明了，沒有相應的組織與思想的變更，技藝與運作的變更終究不能持久。在八○年代的眾多改革之中，中共能大談新聞改革，這無疑是可喜的，但喜中之憂是中共沒有向前看，而是向一九四二年、一九四五年與一九五六年三個失敗的改革看。向後看當然有必要，因為自失敗之中也可汲取教訓，但只向後看的危險性是不言而喻的。
應該向前看
目前，中共的新聞改革在技藝與運作上已取得了相當的成績。這個成績雖大，但也只是和過去的低劣成績相比，如果向左、向右看看，無論是香港、台灣或是日本、新加坡，中共新聞改革所取得的成就，這些地方或國家早就存在，而且是微不足道的事實。
「打開我們的報紙，經常可以讀到一些枯燥乏味，通篇都是現話套話，大概念加小概念，連一個生動的材料、一句生動的語言都沒有的評論和報導。這些文章也在宣傳黨的政策，但效果很差。如果說是喉舌的話，只能說是很楚腳的喉舌。在反映下情，反映群眾的呼聲，特別是在開展批評方面，報紙也是時熱時冷，沒有做到經常化......傳遞信息方面，面對著瞬息萬變的世界，我們給讀者的信息，遠遠不能滿足他們的工作需要和閱讀興趣。
至於在傳遞信息失實、失時，因而失效的事情，更是屢見不鮮。其他如新聞報導和新聞評論的形式、語言以及新聞版的編排，都比較陳舊、呆板，缺少新鮮感，也是在新聞界和社會上早有議論的。」
這段冗長的引文是「新聞戰線」的「本刊評論員」在一九八六年第八期上所發表的，本文加以引用，是想用它做為一個起點。要這篇文章中的現象消失並不是不可能，要緊的是必須向前看，不是向後看；是向上看，而不是向下看。
中共很喜歡說「綱舉目張」，現在新聞改革的「目」已經「張」了一些，但「綱」還沒有「舉」出來、舉起來。如何促使新聞改革「綱舉目張」，這是關心中國未來的人所應該深思熟慮的問題。一九八六年十二月九日於香江瞥未居）-（朱立為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系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