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共總書記戈巴契夫上任以來，積極致力於改善經濟。本刊在去年十二月號的「新聞圖說」裏曾經提到，蘇聯的經濟問題其實是整個體制的問題。美國學者高德曼（Marshall I. Goldman）認為，戈巴契夫似乎也已經瞭解到，不放鬆政治與社會方面的限制，是不可能刺激創意、發展高科技，並提高生活水準的。
有鑑於此，戈巴契夫最近提出「開放」的口號，並表示要給予藝術創作較大的自由。
他得到的回響極大。詩人和劇作家在作品中抨擊官僚作風，出版商要求解除對一些小說的禁令，電影界也爭取放映原先被查禁的電影。報紙大膽揭發國內問題，連素來穩重的國營電視台也播出了許多痛陳時弊的訪問談話。
蘇聯的知識份子似乎被這一場前所未有的「百花齊放」運動挑起了熱情。劇作家羅佐夫（Viktors S. Rozov）興奮地寫道：「想想看，這是我們有生以來，至少是戰後以來，第一次有人坦白指出，我們的國家不是十全十美，我們必須力謀補救。」
戈巴契夫的兩難處境
自由是要付出代價的。戈巴契夫的政策惹惱了保守份子，他承認自己遭到激烈的反對。當年赫魯雪夫大事改革，反對者取了他的性命。戈巴契夫預言，如有必要，他們也可能用同樣的方法對付他。
保守派恐懼任何的改變，尤其恐懼自由化。高德曼相信，在這樣一個實行嚴厲政治控制已達七十年之久的國家，稍一放鬆就像是打開了潘朵拉的盒子。民主改革的呼聲有時會自己衍生力量，產生的結果可能是連黨內改革派都不敢贊同的。
這正是戈巴契夫的兩難處境。要推動經濟改革，他必須放鬆箝制，但放鬆之後的副作用，可能不是他所樂見的。不過，戈巴契夫似乎已經下定決心。他在一次作家協會的聚會中說：「（自由化的）過程不容逆轉。我們不做，誰會來做？現在不做，更待何時？」
聽起來豪氣干雲。實際的情形如何呢？西德「明鏡」週刊訪問了蘇聯實際主管文化事務的官員，試圖探究蘇聯官僚體系的態度。
以下是訪問內容。
問：自戈巴契夫任總書記以來，一些曾因內容不妥或批判性太強被禁的戲劇與電影又可以上演了。出版界是否也會有這種變化呢？某些被禁的書籍會不會有重見天日的機會？
答：我們現在審核一些很久沒有印行的作品。現在考慮的重點不在政治理論方面。我們只是要仔細研究，那些是讀者要看的書。
對讀者瞭解不夠
問：現在蘇聯各方面都在強調革新，出版界會有什麼樣的改革呢？
答：改革，重建－這不是一蹴可幾的事，而是一種過程。從二、三月間第二十七屆黨中央大會之後，全國上下都開始有了轉變。你提到批判性強烈的戲劇和電影，沒錯，目前是比較多些，但關鍵並不在數量。要說具批判性，還得看它是不是建設性的，不只是指出錯誤，還要進一步提出克服的方法。這才是我們所謂的改革。就出版業方面而言，我承認，還不符合當前的情勢要求，原因我不便說明。目前我們走的是民主化路線。
問：怎麼說？
答：讀者可以參與決定該出些什麼書。只有在出版計畫方面儘可能公開，才能做到這一點。到目前為止，對讀者意見的瞭解還只是很浮面性的，因為不瞭解，所以很多書以前都沒有出。
問：那些書呢？
答：譬如吟唱詩人兼演員魏索斯基的詩集（Wladimir Wyssozki）早就該出版的。我個人並不覺得他是多了不起的詩人，當演員倒相當不錯，是年輕人的偶像。可是他唱了不少愛國詩歌。明年我們要出古米留夫（Nikolai Gumiljow）的書。
問：就是那位一九二一年被槍斃的反革命份子。
答：此外，我們還準備出版女詩人翠塔葉娃（Marina Zwe tajewa）和阿馬托娃（Anna Achmatowa）的專集，還有巴斯特那克（Boris Pasternak）的。
那些題材是禁忌
問：包括他被禁的小說「齊瓦哥醫生」嗎？
答：我們還要檢查看看。我個人覺得應該出版。我們會和作家協會討論之後決定，他們組織了一個「巴斯特那克委員會」。我們準備了四套書，齊瓦哥醫生也是其中的一部。
問：上次作家會議上不少作家批評出版界官僚。詩人沃斯納生斯基（Andrej Wosnessenski）說，作者花百分之十的時間在寫作上，百分之九十在出版上。
答：作家和出版商之間總是會有意見不合的。作家通常都恃才傲物。作家協會上萬個會員裏，不少人自視過高，他們的書還沒有好到該全蘇聯發行的程度。
問：還是有來自官方的阻礙吧？
答：小官僚總是免不了的，那是我們大家的敵人。過去，出版界有些官僚，專門培養一些長於兜售文稿的半路作家，大模大樣藉著關係登上文學寶座，擠掉了真正有才華的人。
這種情形的後果不只是造成財務上的損失，更是政治的和道德的問題。唯一的解決方法，是讓讀者去決定要看什麼。
應否揭露黑暗面
問：作家也批評文化檢查制度。有沒有自由化的可能呢？
答：文化檢查實在是被曲意誇張了。在蘇聯，文化檢查只有一個作用：協助維護國家機密。有些帶軍事色彩的機關不應該出現在印刷品上，出版物內容則是由作者和編輯來決定的。在我當「蘇維埃俄羅斯報」總編輯的八年期間，從沒有過那一篇文章因審查的關係不能刊登的。在我們這兒，主編愛登什麼就登什麼，一切由他自己負責。
問：也有一些不得刊登的題材吧，如史達林的惡行；蘇聯政治領導人物私人生活；他們的收入等等。
答：沒有什麼禁忌題材。某些傳統當然是有的，譬如說，我們不寫黨或政府領導階層的私人生活。
問：這種傳統以後會變嗎？
答：我想不會，那不是我們的風格。
問：或許讀者會喜歡這些。他們想必是希望能公開談論過去的黑暗面吧？
答：我們早就這麼做了。這一類的討論沒有人叫停過，以後也不會中斷。譬如艾馬托夫（Tschingis Aitmatow）寫的「度日如年」，就揭露了黑暗面。類似的例子還很多。
問：那也不過是少數樣板而已。安東諾夫．歐斯葉柯（Anton Antonow-Owsejenko）寫的史達林傳是在西方出版的，不是在蘇聯。另一本葛羅斯曼（Wassilij Grossman）寫的批評史達林的小說「命和運」也是一樣，不是在蘇聯出版的。
答：如果提到「集體化」、公社制度，或者談到革命戰爭，和世界大戰後的艱苦歲月，那就一定會寫到史達林。歷史就是歷史，改變不了的。就算粉飾，隱去所謂陰暗面不談，也會引起新生代的質疑。
作家應該寫什麼
問：貴國詩人作家尤成科（Jewgenij Jewtusschenko）認為你們隱瞞了太多事實。地說：「在傷口上加糖比撒鹽更糟。」
答：我重覆一遍：文學和歷史上對史達林的描述夠多了。是不是還要再寫他，是不是需要用安東諾夫，歐斯葉柯的書來對這一段歷史再加添註，是個疑問。「命和運」我沒看過，可是我知道你們西方人為什麼對這本書有興趣。如果葛羅斯曼對自己的祖國還覺陌生、不瞭解的話，他何來權利批評祖國。
問：老百姓卻覺得這一段歷史有整理的必要。
答：你的說法我不敢苟同。真奇怪你對蘇聯人民的態度下如此輕率的斷語。每個國家的人都希望瞭解自已的生活環境，希望幸福快樂。蘇聯百姓也不例外，可是讓他們快樂，並不需要去算歷史的帳。
問：這樣做，有隱瞞歷史真相的嫌疑。
答；對史達林，我們在一九五六年第二十屆黨大會上已做了歷史性的論斷，黨大會的決定，是全國甚至全世界周知的，談不上什麼隱瞞真相。
問：二十屆蘇聯共產黨大會的紀錄不是每個人能讀得到的。
答：每個真止想知道的人都讀得到。
問：你認為作家該寫些什麼呢？
答：我們同胞缺乏的是報導國內各時期革命過程，積極描述實際狀況的真正好書。雖然整個社會在求新求變，可是改變的過程複雜而不一致，也遭遇到一些阻力和反對。舊有的既得利益者是不肯輕易放手的。
英雄表率太多了
問：如果不能很明確的斷定作家寫的東西是不是超出規範時，由誰來做登不登的最後決定呢？
答：我們整個出版程序是由我們這個國家級的委員會來決定。委員會當然不可能篩檢每一篇文章，所以就要由出版社代勞。出版社發覺什麼不妥，會交由地方上各共和國的委員會，或者我們中央委員會決定。
問：前作家協會第一總書記馬可夫（G. Markow）最近呼籲作家多描述光明面，突出模範英雄人物，這類英雄表率已經太多了，老百姓不是早就看移了嗎？
答：要看是什麼樣的英雄模範。今日的英雄一定有他的缺點，或許粗鄙，或許沒耐心，或許結過三次婚，可是他一定是全心投入本身所從事的工作的人。固然我們現代人也還是很需要強人之類的正面英雄的。
問：蘇聯市面上缺乏好書，即使是高爾基或杜斯妥也夫斯基之類的古典文學作品也不容易買到，為什麼？
答：任何地方好書總是缺貨的。我們的市場需要量太大了。一般蘇聯人都愛看書，再者，「缺書」也是促進進步的一種原動力：求知的力量。
問：為什麼受歡迎的作家如拉斯布丁、艾馬托夫的作品印刷版量卻不敷市場所需？
答：其實他們兩位的作品版數比別人都多。艾馬托夫十年來印行量是一千六百萬，拉斯布丁也有八百萬。
問：他們各自最新問世的兩套書只有十五萬冊，就人口比例上來看是太少了。
答：就算能印上兩百萬，也是不夠呵！何況就我們目前的條件，這種發行量是不可能的。
近三億人的需求量
問：為什麼西方世界可以按讀者的需要量印書，在貴國就不行？
答：主要因為你們西方人讀書量不像我們這麼大。我們蘇聯的印書量比西歐大多了，每本通常印十萬到二十萬冊。每年我們印行二十五億本新書，其中五四%是文學類和兒童讀物。西德這方面的書只佔二四%。
問：差別就在於讀者想看什麼書，而書店供應的又是什麼書。
答：要滿足近三億人口的需求量幾乎是不可能的事，我們一直在想辦法解決這個問題。以後十年間，我們會印些一般人想買的書，現在已經開始的是一套三冊普希金的著作，預約的人幾達一千萬，這種出版數是空前的。以後陸續要出的包括馬亞可夫斯基、托爾斯泰、果戈爾、屠格浬夫、雷蒙托夫等等，都沒有印量限制，每個預約的人都會買得到。
問：其他的通俗作品在店裏買不到？
答：以後會買得到。我們總不能一版印上一千萬冊吧。
問：為什麼不行？
答：那樣一來，什麼別的書都沒辦法出版了，要砍光樹林來造紙才夠。為什麼非人手一冊不可？有圖書館啊。
問：可憐的俄國人。他們得上班賺錢，養小孩，排隊買日用品，加上社團義務也要花時間，現在又要他們跑圖書館排隊等書看？
有些書浪費紙張
答：為什麼不行？可以在電視前坐八小時，為什麼不能跑圖書館？
問：尤成科前年底曾說：「最可惡的匱乏是沒有紙印蘇聯人想看的書，而為一些無聊的八股假學術書卻可以砍掉大半個北極森林帶。」
答：我不知道他說的八股文學是何所指。有些書確實是在浪費紙張，可是也只佔少部份。只要科學存在一天，假學術性書籍倒是少不了的。
問：你有權力不讓濫書出版呀！
答：我們確實一直在出版沒有人看的社會性政治文學書，我們也正在努力減少這類的作品，增加一些大家需要的書籍。我們已經不再需要用書來爭取擁護蘇維埃政權的人。老百姓根本不能想像，他們如果生活在蘇聯之外的環境會是什麼樣的景象。
我現在擔憂的，是書本在受電視、電影和音樂的影響之下淪為次要的地位。書是文化之寶，聯繫過去、現在和未來，是人格發展的基礎。要是人類不看書了，世界文明不知會變成什麼樣子。我們要好好保護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