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請你先談一談這一次代表世界展望會去非洲捐款的感想？
答：這一次去非洲，主要是代表中華民國很多同胞表達對邊遠地方的人的關心。人家說如果有所謂百年天災，最大的天災就是這次非洲的饑荒。我們去的只是非洲東南方，像辛巴威、莫三鼻克和南非；不過看了太多災難以後，反而模糊掉了，總的感覺是需要很多的人投入那裡去做。
彼此尊重
但是非洲國家差異很大，比如說辛巴威，我覺得他們的問題比較少，政治很平和，沒有彼此敵視，所以雖然有天災，人民還是很和善，看不到人禍，這類國家如果用物質救援，就能解決一部分問題。
到莫三鼻克就會覺得有些問題無解。它是所謂社會主義國家，但是他們的反叛軍竟然用強暴女性、殺害兒童報復執政黨，為什麼那裡的非洲人民就要受到這種苦？因此我強烈地覺得，如果執政或是在野監督政府的人，不能把人民放在第一，都會造成很大的遺憾。
在我們到達前一天晚上，一位婦女帶著她的孩子逃過來，她的丈夫被殺死，自己被輪暴，孩子只剩下一個，其他的都被殺了。另一個婦女穿著棕樹皮，在那裡也沒有什麼蔽不蔽體，有一點東西遮掩就行了，用救濟物資的尼龍袋圍著也可以，在那裡最重要的就是還活著。
人如果到了那種情形，真該好好想一想。
所以我就想，我代表多數人去到非洲，就有責任告訴別人：如果我們希望下一代能夠在祥和的大環境中生活，如果我們希望下一代在二十一世紀能夠活在彼此尊重的環境中，我們這一代的成年人就要先改變，比方說放棄成見，去想一個比較大的前提，這個前提不是你的我的，是我們共同的孩子將來要在什麼環境中成長？
我絕對相信，各種族的人都有責任，如果用心在和諧、包容的環境下求發展，不是行不通的；但如果民族色彩或是地方色彩過強，不但傷害到這一代，也會傷害到下一代。
問：為什麼會想去看？
要有受苦的精神
答：我之所以想去看，一是因為這三年來，我在台灣參加了饑餓三十，但更重要的是希望可以得到一些體驗，對未來的工作有幫助。
九年前，我去了中南半島、泰北山區，看到一些事情，讓我覺得能在那兒做到的事情是有限的，但是不能不做；可是在我最熟悉的環境－－台灣，我能做什麼？所以回來後，我就宣布願意每年用八個月時間做公益，用四個月拍兩部電影，一直到三年前我成為全職義工。
這次去非洲，老實講，我總覺得自己要有一些受苦的精神，去體會一下，讓我有更強的使命感告訴我們的同胞，人在福中要知福；還要告訴人家，在這些人還沒有機會接觸到什麼是幸福的時候，我們能夠幫助他們得到什麼，我覺得這也是我們做為人的責任。
問：這次回來有什麼新決定？
答：就是踏踏實實地做事。這三年我過得很踏實，要做的事都做了，時間也分配得很好。三年來我幾乎沒應酬，晚餐和晚上的時間幾乎都屬於家庭，白天我都在做事。
至於今年下半年，我要集中火力做兩件事，一是器官捐贈，已從去年開始推動，下半年要更集中火力，讓大家清楚為什麼要捐器官。另一個是推動聯合勸募，我覺得這正是此刻台灣人民共同想做而沒有成就的。我相信每個人都希望幫助周遭的人，但是生存環境造成我們多疑又多慮，所以我們想借重有公信力的人士，讓他們站在第一線，成立全國性的聯合勸募組織，把勸募活動推得更廣。
問：這是對內的，對外有沒有什麼新計畫？
答：世界展望會一直都在做，我們要給社會大眾的第一個觀念是，為什麼我們要捐錢給外國？二十八年以來，各國人士曾經把他們的心意給了中華民國台灣的原住民兒童，兩年前台灣才接下這個棒子。現在我們富裕了，要不要也想一想我們身邊的人﹗非洲只是一些困難的大環境中的一個，其他地方如印度又何嘗不是？我覺得我們正在學習改變一些想法、一些生活習慣，如果我們多瞭解一些生命的真義，就能幫助周遭的人，從不同的角度想想他們的生命應該如何成長。
問：台灣剛剛從國際援助的接受者變成給與者，你覺得台灣要學習那些事？或者說應該如何學習？
地球就像大電梯
答：我想還是要打開心胸，我們已經有太多資訊，但是往往只用在兩方面，一個是休閑，如看國外的MTV、體育節目等，另一個是知識性的資訊；如果能從生命關懷來看，就會尊重別人生命成長。
假設地球像電梯大小，我們每個人進電梯一定不愉快，我們會把自己要按的樓層按了，然後眼睛就一直望著樓層，就那麼二、三、四……，就那麼不快樂。但如果我們換個方式，按了自己要去的樓層後就 問：「請問，你要到幾樓？」用不著回頭，你就可以聽到後面說：「十三樓，謝謝」，「八樓，謝謝」，等你回頭，看到的就都是笑臉。
為什麼不把電梯擴大？地球就像大電梯，每個人在不同的站裡，可是在共同的時空下，我們都可以很愉快。當然乘電梯的時候不需要食物、不需要睡眠，一旦擴大到地球，必然會有很多問題。但是如果人能彼此尊重，有一杯羹，我們一起分嚐，人人都有權活下去的話，我們可以彼此關懷，而不是帶著成見生存下去。
問：但是也有很多人會懷疑，台灣生活改善是因為比較努力，有些國家的問題不但來自天災，人也有責任，而比較不能同情他們？
答：對，但是如果我們一直研究這個問題，就會停在原來的點上。我從前就是這樣，後來我發現當我們在研究人家的問題、社會問題的時候，最大的問題是我們不能動，所以我現在不管人家怎麼樣，就從自己做起，用我們的精神去影響人家，一定可以有作用。
問：你覺得國內這幾年的公益活動代表什麼意義？可以怎樣幫助社會轉移注意力？
答：我想，如果媒體，尤其是強勢媒體能夠善盡責任，讓好事情有更多人知道，會有助於風氣的改善。例如好人好事頒獎，我們在媒體上看到的報導少之又少；可是三天之後，十大槍擊要犯林來福被逮到了，報紙用三大版來報導。
媒體的社會責任不是在大型公益活動的時候用很大的篇幅報導，而是在平時就有社會關懷，不只是挖黑暗面，更要把社會溫暖的、和諧的、友愛的報導出去。不錯，媒體老闆會想，我的報紙都報導這種消息，別人發財了怎麼辦？如果大家都不看別人，而是承擔起自已的社會責任的話，我相信很多事就會不一樣了。
問：你覺得台灣社會對做義工的看法有什麼改變？
如何開始做義工
答：我覺得這方面改變蠻大的，很多人都想做義工，但是我覺得做義工的人一定要自動自發。我做的義工都是自己找來的，從來不是人家說你來做個義工、做個董事什麼的。第二，你要清楚你自己能做什麼、不能做什麼。我從來不在這些單位做董事，我就是來做義工的，要恰如其分。另一個是太被動的人不適合做義工，他去了會不知道要做什麼。義工就是因為團體不足，才希望有義工彌補。
問：想做義工的人可以如何開始？
答：最好先到台北市支援協會拿資料，瞭解瞭解，再看看你一星期能拿多少時間做義工；然後去報到、接受訓練，訓練的時候你只是一個不拿薪水、但熱忱不能低於他們的人；有這個心，你就可以做義工，否則還是在家裡多看看書。
我覺得做義工可以搬沙、裝信封，也可以參加高機密的企畫會議，就看個人的能力。重要的是義工就是要來彌補團體的不足，而不是特別凸顯自己，應該只見到公益，不見到個人。
只有少數人推動社會公益，是不正常的，應該是很多人一起做，缺了你，我來補上，缺了我，你來補上；在互動的情況下，社會不足就可以改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