聽說過海獺嗎？一種被視為有害、遭到濫捕，而瀕臨絕種的稀有動物。
如果認為海獺是否絕種與你我無關，可就大錯特錯。
由於海獺數量銳減，它們的主食－－海膽－－生長茂盛，侵蝕了岸邊的海草；依賴海草維生的魚類和海生軟體動物隨之消失，進而連以這些海生物為主食的海豹，也難以維生。
只不過一種小小的生物絕種，就有可能使某個食物鏈崩潰。以海獺為例，最終的受害者還是人類。
地球正步向終結
地球上的生物，正以每小時滅絕數種的速度消失中；而這只是地球步向終結的現象之一。
一九八七年，聯合國環境委員會發表「我們共同的未來(Our Common Future)」報告書，指出人類面臨極大的挑戰－－人口膨脹、空氣污染、氣候變化、水污染、森林濫伐、生物滅種，並呼籲世界各國結合政府和民間的一切力量，化解危機，創造人類永續的未來。
同年九月，蒙特婁破壞臭氧層協議書簽定；一九九０年六月修訂後的協議書規定，簽約國將在西元二０００年，完全停用破壞臭氧層的物質，氟氯碳化合物(CFCs)；簽約國並將抵制使用CFCs的產品進口。
一九八九年三月，九十三個國家協商通過「貝索危險廢棄物跨越國境運送或棄置的控制公約」，對製造和購買廢棄物的雙方都加以規範。
類似蒙特婁協議和貝索公約，透過國際貿易體系，來制約人類破壞環境的行為，將使每個國家、每個企業、每個個人，無所遁逃於天地間。
環境意識，人類自古有之。
柏拉圖曾在其著作「法言」中，提出「污染者付費」的觀念：「水極容易被藥物污染，因此必須立以下之法保護之；任何人故意污染水，除了要科以罰金外，還必須負責盡一切方法，清潔水源或貯水容器。」
孟子也曾說：「數罟不人洿池，魚鰲不可勝食也。斧斤以時入山林，材木不可勝用也。」
環境意識，從來不是主流思想。
六０年代，西方工業國家漸為空氣和廢棄物的污染所苦，現代環保運動開始萌芽。但直到一九七二年，聯合國在斯德哥爾摩召開環境會議，才是全球環境主義發展的轉捩點。會議中通過著名的斯德哥爾摩宣言(Stockholm Declaration)，聲明「為這一代和下一代人保護並改善環境，是人類必須追求的目標－－此一目標應當與和平及全世界經濟、社會發展的目標並行而不悖。」自此環保躍升為全人類的責任，並與政府政策、國際經濟運作、外交折衝，息息相關。
政治家決定地球命運
推動這一波環境主義的主要力量，來自科技界。在「聯合國環境計畫(UNEP)」和「世界氣象組(WMO)」的規劃、贊助下，十數個國際合作研究計畫，如國際大氣研究計畫、世界氣候計畫、國際地圈－－生物圈計畫、國際農業研究顧問組等，先後成立，展開對人類活動與地球生態、地質、氣候之間的互動關係的研究。
台大大氣系主任林和指出：「必須先有了精確的科學監測證據，才能說服別人，氣候確實在變，整個地球環境確實在變。」
最明顯的例子是發現臭氧層。
早在一九七四年，美國科學家羅藍和摩利納就提出理論，認為散發到大氣中的CFCs，會破壞臭氧層，但當時並無確切的證據。直到一九八五年，科學家k曼根據南極實驗室所收集的證據，證實南極上空的臭氧在每年冬天都會減少五０至六０%；一九八六年，美國氣象衛星攝得的照片進一步證實，南緯四十五度至南極之間的臭氧層，每年春天會出現一個明顯的漏洞。這些證據催化出一九八七年的蒙特婁協議書。一九九一年，衛星又發現北緯四十五度上空的臭氧層，在冬天也會變得稀薄；這個發現立刻促使布希總統宣布，美國將提前在一九九五年停用CFCs。
未來環境科技與政治勢必更加緊密結合，美國國家工程協會主席羅伯．懷特指出，因為「坐在談判桌上決定地球命運的人，是政治家。」
「現在球已經傳到經濟和外交部門的手上，」台大海洋研究所莊文思教授說：「環境問題的最終關鍵還是資源分配和權力支配。」
未來的國際規範由誰來界定？誰負責監測？誰分配資源？這些敏感問題已為今年六月的聯合國環境與發展會議蒙上陰影。
許多環保先進國家，如挪威、荷蘭等國，期望在大會中通過環保憲章(Earth Charter)，做為日後制定國際條約時的法定原則。反對的國家，多半為開發中國家，則不希望通過具有任何法定約束效力的條文。
聯合國一位環境法專家指出：「事關國家主權，開發中國家才不要你工業國家來規定它，怎麼使用它自己的資源。」
環境問題已成為窮國與富國間新的意識爭議。聯合國環境計畫(UNEP)傾向認定：貧窮是環境問題中極重要的一環。為了使窮國在環保上，與富國站在較平等的立場，聯合國採取了經濟誘因。蒙特婁協議書通過的同時，聯合國環境計畫、聯合國開發計畫(UNDP)和世界銀行共同贊助成立了「多邊基金」。基金來源由簽署蒙特婁協議的工業國捐助，提供給每年每人CFCs平均消耗量在０．三公斤以上的開發中國家，以補償其損失，和購買技術轉移。
雖然國際環境談判的障礙仍多，但在冷戰結束後的今天，國際大環境的和平、合作氣氛，顯然對建立新的環境秩序是有利的。
而越來越多的科學證據顯示，人類的經濟活動改變了自然界的常軌，改變的速度越來越快，已經超出人類和其他生物能夠適應的範圍。雖然科學界承認，對自然環境的變化仍有太多的未知；即使已經發展出來的預測模式，也只是電腦數值的計算，欠缺實證，但環保不能等到所有預測的現象都真正發生了，才去亡羊補牢。「那個代價很可能是人類付不起的。」臺灣地球日組織負責人方儉說。
永續發展的經濟成長
因此在西方工業先進國家，環境保護與經濟發展孰重的爭議已經過時，「永續發展(Sustainable development)」的觀念取得了政府決策者、環保界和企業界的共識。依照聯合國環境計畫(UNEP)的定義，「永續發展」是既滿足這一代人類的需求，又不危害未來各代人類滿足需求的能力(Sustainable development...meets the needs of the present without compromising the ability of future generations to meet theirs.)。
在永續發展的考慮下，經濟發展的成本必須重新估算。例如荷蘭一九八六年因空氣、水和噪音污染造成的損失是六億美元，這筆成本應自當年的GNP中扣除。更進一步的綠色成本估算法(green accounting)，則是將經濟成長用掉的自然資源、對未來生產能力的減損、造成的環境惡化、對人民健康的影響，全部估算進去。經此一算，日本自一九五五至八五年的平均經濟成長率，應該只有五．五%，而不是八．五%；印尼，扣掉用去的石油和森林等自然資源，過去十三年的成長率只有四．０%，而不是七．一%。「如果真的這樣計算，過去五十年內，沒有一個企業真正賺了錢。」「綠色成本會計(Green Accounting)」一書的作者，經濟學家葛雷笑道；然而他強調，未來經濟成本的計算方式，一定會走上這個方向。
企業經營哲學勢必要改弦更張。已經有許多跨國大企業省悟，未來更多的國際環保公約通過後，全球如同張起一張環保大網，企業想鑽法令的漏洞將越來越難，而且划不來。因此，杜邦等化工巨人，一方面乾脆直接參與蒙特婁協議的談判，為企業爭取最大的利益；一方面積極投資研究防污染設備或代用品，以為未來永續經營的利基。
然而在國內，環境保護與經濟發展孰重，仍然是經濟學界、企業界與環保學界爭議不休的一個資源分配難題。於此，科學界只能扮演忠實幕僚的角色。
全球變遷緊急因應
環保署空氣保護處處長陳雄文與國科會自然處處長楊末雄持相同看法：科技雖然對環境問題有先知的能力，但科技界本身並沒有能力做政策判斷。陳雄文坦率指出，環境決策涉及的變數極多－－經濟和社會的成本估算、經濟結構的承受度、代用品或防護技術是否具備等等，「遠遠超出環保署的能力範圍，」他說。因此環保署在去年十二月，即建議在行政院對外工作小組內，成立一個「全球變遷小組」，以整合國科會、環保署、經濟部、農委會、外交部等相關部會的力量。
「科學是中立的，我們只陳述事實，讓事實去說服。」同時擔任國科會全球變遷小組召集人的林和強調：「地球是非常脆弱、非常易變的，而且一旦改變就難以回頭。」以臺灣為例，抽取地下水以茁壯養殖業和填補海埔新生地以建造工業區的做法，都是從經濟觀點著眼，而改變了自然界原本要花上幾十萬年才能造就的環境；「這些改變的長期效應，我們並不了解。」
環保人士憂慮的是國內無論決策者或企業界，對國際大環境的改變缺乏充分的認知。方儉指出，不但企業界只是被動地等待新的國際規範成為事實，連政府也毫無積極的環境經濟政策；「因應就算是政策了。」他略帶嘲諷地說。
雖然行政院長郝柏村一再宣示，當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衝突時，以環境為優先考慮；「但是你看我們的經濟政策，通過興建六輕、核四，鼓勵水泥工業東移，那有以環境優先的跡象？」台大醫院公共衛生系副教授詹長權質疑。
「我好像在山頂看到遠處有烽煙，下山來警告大家快點逃生，卻沒有人相信我。」曾多次出席國際全球變遷會議的林和，面對國內後知後覺的環保意識，顯得相當無奈。
而環保不能等待，我們今天的決心將會影響我們的世世代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