將近半個世紀前的抗戰期間，先父宗南將軍以戰區司令長官之身分坐鎮西安。政府給他的任務是東抗日本，西防蘇俄，北拒中共，內安甘、寧、新疆；招收人才，教育幹部，再將整編好的部隊，支援全國各戰場。那時，陝西一位大儒特以對聯一幅相贈，曰：「大將威如山鎮重，先生道與日光明。」父親看後說：「大將何足道哉！道與日光明才是重要的。」
我自幼見到父親的機會並不多。我出生較晚，在台灣成長；印象最深的，總是他回到家中時所自然流露的威嚴。
有一晚，父親把我叫住，問我將來要做什麼？十歲的我，不假思索，說道：「我要像您一樣，做個軍人。」沒想到父親並沒有顯出同意的表情，卻以和藹而堅定的口吻說：「你要做大丈夫。」「什麼是大丈夫？」我問。父親說：「真正對人們有貢獻的人就是大丈夫，譬如大科學家、大工程師、大醫生。」原來父親的期望已超過軍事的層面」他自己戎馬倥傯，勞瘁一生，念茲在茲的，都是整個國家的建設。
與士兵同甘苦
父親生活上的簡樸廉潔是出名的。數十年軍旅生活，住宿常在寺廟祠堂裡，不勞民力，不借民房，即使任司令長官時也是如此。連總統蔣公的侍衛人員赴西安，看到他的生活行止都深表詫異。
我幼年時家中沒有冰箱，而台灣暑間酷熱，年年也就這樣過了。後來羅列將軍送來一台舊冰箱，父親頗不以為然，迭經部屬苦勸，才沒有退回。
他的想法是生活與士兵同甘苦，官兵過什麼日子，他的家也該如此。他一向為部屬，為傷患殘疾者爭取福利，購置產業，卻從未想到自己，因此母親自然較操勞辛苦。
記得我十三歲時，有一天汗衫破了被他看到，不但未責備，反而哈哈大笑，作一首打油詩給我：「行年一十三，常穿破布衫；縫補又縫補，難看真難看！」回想起來，他對這事的反應就是對我價值觀的教育。
父母在民國二十六年即已訂婚，只因抗戰爆發，父親以匈奴未滅，何以家為，請求母親將婚事延後；母親亦深明大義，乃先赴美留學，直到取得博士學位返國任教數年後，方始成婚。
這期間經過十年漫長的等待和考驗，在他們終於再相見時，父親曾作詩送給母親，其中有幾句是「……猶見天涯奇女子，相逢依舊未婚時……我亦思君情不勝，為君居處尚無家。」
父母婚後因戰亂不停，仍是聚少離多，直到民國四十年代末，父親自澎湖防衛司令任滿返台北，才得以有較多時間與母親及四個子女相聚。那幾年母親鼓勵他研習英文以及覽讀聖經；我記得每當台灣神學院的陳教授來查經時，父親一定認真發問，並且擇節背誦。
這時我們父子倆相聚時間較多，我對他的畏懼也逐漸變成孺慕之情。父親曾鼓勵我讀東周列國志、三國演義等，而且不時問我的讀後心得，以及學校各種課業的進展。但正當我感到與父親問心靈逐漸緊密契合時，民國五十一年二月十四日，十四歲的我都驟然失去了這位生命的榜樣，精神上的支柱與朋友般的摯誼。
在其後的年歲裡，我飽嘗喪父之痛。我曾多次默默地肅立在父親遺像前深思，向他立志、向他保證……，而我也似乎常看到他眼中露出肯定的微笑。
令人常懷念
三十年來，我在國內外讀到有關父親的文章甚多，也從各方人士口中聽到許多關於他的事蹟。父親的功業自有史筆的評論，而最令我驚訝與感動的，是凡與父親接觸較久、認識較深的人，不論是師長、同學、朋友、部屬，都是那樣地尊敬他、推崇他、愛護他。
經國先生當年與父親交往甚多也甚深，後來在我出國留學前向他辭行，敬請訓誨時，他曾感慨的說：你父親是我最好的朋友！」
何應欽上將在九十多歲訪問南非時，一再向當時正在南非服務的我認真地強調：「你父親是我最喜歡的學生。」黃埔一期的幾位老伯，最近還對我吐露，父親是他們心目中最尊敬的同學。
另外一位曾任父親長官的蔣鼎文伯父，在二十多年前某個春節來家裡向先母賀節時，巧遇我帶了當時還是女朋友的內子第一次回家介紹給先母。蔣老先生看到我的女友，深深注目，連連點頭，然後直趨客廳父親遺像前，幾乎聲淚俱下的大聲說道：「宗南！宗南！你可以放心了，胡家有後了！」害得女友滿臉通紅。
警界一位首長說，當年他在派出所任警員時檢查戶口，有一次到曾任父親參謀長的盛文將軍府中；一提到父親，盛將軍百感交集，竟然一面哭，一面喊著：「胡先生！胡先生！」這位首長說，從來沒有看到長官對部屬感召有如此強烈者。
不但如此，父親的故舊學生，每年到了父親忌日必定聚會，風雨無阻的登陽明山竹子湖墓園行禮紀念。一個人去世了三、五年，他的故舊去紀念固屬常情；但到了去世已三十個年頭，每年還能有數百人聚集致意，實在是稀少而可感的事。
皇軍最難纏的敵人
我常常想，雖然父親愛護朋友，獎掖人才，尤其喜歡培植青年，且在日記中也立志「要盡一切力量，為部屬、同學、朋友、學生謀出路」，然而並不是人人都能獲得升遷，都可如願以償，也並非人人都能發達，能遂其心意。但為什麼有這麼多人，經歷了這麼長久的時間之後，遼這樣深切感念著他？又是什麼因素，什麼力量促使他們這樣長久的維繫在一起？
這可能不是一兩句話說得完的。但起碼我因為看到及聽到許多有關父親的感人事蹟，所以相信父親所部必是上下一心的優秀部隊。
他們能夠在中共「長征」期間，翻山越嶺，窮追苦戰，度越松藩，深入甘肅，屢敗共軍。且能在抗戰期間以血肉之軀，抵抗日軍的戰機大炮，死守淞滬長達六週之久。當時排、連、團長大多壯烈犧牲，存者誓死不退，令國際間對我國刮目相看。其後部隊北調陝西，日軍進犯河洛多次均不得逞，當時日本評論家稱父親的部隊「是皇軍最難纏用的敵人」。
民國三十六年，父親所部在短短的五日之內，迅速進擊，攻克共軍盤據了十餘年、工事最為堅固的首府延安，使得中共因喪失首都，雖在大陸上逐漸擴大占領區，其政權卻不為國際所承認。唯中央受共諜謀略影響，總在軍隊調動上不予父親有集中兵力、圍殲共軍的機會。
其後全國局勢逆轉，父親直屬部隊多被分散調往東北、華北、新疆各路支援。剩餘的幾個軍又犯戰略之大忌，於三十八年底奉命自漢中跋涉千餘里外的重慶與成都，支援友軍；都因友軍或棄守或降敵，主力未開到，就被迫逐次投入戰場。
結果雖因奮戰而爭取到時間，使中央政府得以順利轉進來台，所部精銳都在大量共軍與叛軍圍擊中，遭父親續飛西昌重整旗鼓，召訓散兵新兵，迅速擴充至數萬人。中共以芒刺在背，乃於準備數月後，調集十數倍以上的兵力，圍攻擊破了此一國軍在大陸最後據點。父親則在蔣公的命令與部屬的苦勸下，為爾後號召流散之幹部、學生而赴台。
四川及西康之役，實為掩護政府在台灣站穩腳步之重要戰略作為，然將士犧牲之慘烈，每當我讀到此段悲壯的戰史，莫不為之掩卷長歎。父親自己則是把他椎心的苦痛深埋心底，從頭幹起，致力明恥教戰；日記中充滿著絕不灰心氣餒的積極精神，對於外界不明真相的謗語，更是從無一語自解。
先生道與日光明
我任職於駐芝加哥辦事處時，常有機會遇見大陸學人；當他們由別人那裡知曉父親的名字時，對我都非常感到興趣。由於他們大多對中共的教條產生質疑，所以常常問及我過去所知悉的歷史真相。一日，我反問一位年輕的大陸學生，「你何以這麼年輕還知道胡某某？」他答道：「我們每一個人都知道。因為從小看的小人書，都說是打胡宗南。」啊！父親！如此，我更明瞭您當年為了多難的國家，付出了您的一切。
父親在台灣始終不願出任重職，反而請纓到大陳去，將那至苦的不毛之地，建成反共堡壘。後來在澎湖，除了著重軍事建設之外，還大規模的協助地方建設，增進居民福利(包括籌建跨海大橋)。他愛才、愛民的天性，贏得了當地父老的尊敬和讚賞。前年澎湖縣縣長王乾同訪問芝加哥時，我自我介紹，他大表高興；返國後立即寄來林投公園中父親銅像的照片，代表當地同胞的深切懷念。
近年來，國際局勢丕變於瞬息之間；今天，中共的許多變化也不可避免的在進行，「亡共在共」已是昭然若揭的事實。在父親逝世三十年後的今日，國際上既有如此有利於我的發展，而父親奉獻一生心血的中華民國，又在寶島成長茁壯。父親的千萬朋友、學生正繼續著他的精神，為熱愛的國族獻身，正是「先生道與日光明」。
我相信，父親在天之靈一定可以含笑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