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風貌變遷的背後，往往是一連串兵不血刃的土地爭奪戰，不但人和人爭，產業和產業爭，人也和自然爭，這一代還和下一代爭。
顯而易見的現象，如高租金趕走書香，重慶南路的書店街逐漸蕭條，今後能占據一樓店面的，將多半是本輕利厚，或是資本雄厚的大型連鎖店。在非都市地區，雖然沒有明確標出勢力範圍，但當地居民指指點點，多能告訴你這片田、那片地屬於某某財團。
六年國建計畫預定開放兩萬八千多公頃農地，移做工商業或住宅用地，早有財團摩拳擦掌，預備分一杯羹，熟悉政商新聞的記者稱之為「工業資本向農業土地擴張的經濟化過程」。行政院長郝柏村也擔心六年國建會使地價再度飆漲，指示有關單位研擬對策。
過去實施三七五減租、耕者有其田，台灣的土地改革紀錄輝煌，但是日本NHK製作日本地價飆漲、生活品質低落的土地專輯時，卻毫不留情地給台灣下了「平均地權制度崩潰」的評語。
土地漲價歸私
總統府資政陳立夫、參與土地改革規畫的地政界耆老蕭錚，去年參加全國土地會議時，都指陳目前政府實施的平均地權不僅不能制止土地投機和壟斷，反而是縱容。正本清源，必須正確而完整地實施國父平均地權的主張。
基泰建設副總經理馮先勉是蕭錚的指導學生，博士論文寫的是「平均地權真詮」。他針對土地亂象指出，平均地權最重要的是把土地因社會努力增值的部分拿走(即漲價歸公)，讓土地無利可圖，地價就漲不起來。
但台灣實際情形卻是漲價「歸私」，平均地權中最重要的照價收買從來沒有用過，結果一方面土地增值稅不能有效課到增值部分；一方面持有房地產成本低(地價稅、房屋稅都是輕稅，空地稅也多年停徵，最近才有恢復開徵之議)，等於給予地主無限的保障。地主可以坐等土地地目變更，土地愈無效經營，利潤愈高，結果是「有房地產者在睡夢中累積財富，無房地產者在睡夢中成為新貧，」馮先勉說。
無殼蝸牛望屋興歎
漲價歸私使得房地產所有權迅速集中，根據民國七十八年的財稅資料，台灣地區有三千多個個人擁有房屋十棟以上(其中有部分具房屋起造人身分)，而且幾乎是地價愈高的地方大地主愈多；寸土寸金的台北市有一千位以上大地主，占全國三分之一。若以地價稅來看，私有地中土地持分超過三十三坪的地主，占地價稅納稅人口不到三成，卻掌握台灣地區八成以上的私有地。
房價高漲讓許多無殼蝸牛望屋興歎，但是主計處人口普查顯示，台灣地區現在有八十萬戶空屋，空屋率高達一六．六五%，正是「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寫照。政大地政系教授張金鶚指出，合理的空屋率在三～五%，空屋率過高表示社會資源嚴重浪費，土地利用效率差，以每戶平均價值三百萬元計算，八十萬戶空屋至少積壓資金二兆四千億元。
土地現況腐蝕台灣
土地現況悖離平均地權理想，正從經濟面和非經濟面腐蝕台灣的生命力。
國策中心執行長張瑞猛指出，資本無祖國，總是尋找報酬率最高的地方落腳，近幾年，台灣土地價格高漲，使得企業的土地成本比鄰近國家高四、五倍，再不改善必然是企業出走、國力喪失。
他也說，對受薪階級而央A有自用房屋具有多重意義，但是現在以國民平均所得計算，勞工至少要十一年不吃不喝，才買得起房子，與理想的四、五年所得購屋相差太遠。台灣貧富差距也日漸擴大，所得分配差距已從多年來的四倍左右急速擴張為四點八五倍。
馮先勉指出，當地價高漲，貧富差距拉大時，父母為求得一屋，只好加倍工作，無暇教育子女，同時居住環境惡劣，隱私權不受保障，治安、道德必然敗壞，全民都要為高房價付出昂貴的社會成本，而原為社會安定力量的中產階級一旦走上街頭，後果更不堪設想。
地價高漲也成為政府部門推動公共建設的夢魘，例如經建會調查報告指出，十四項建設進度緩慢，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土地取得困難。
土地取得困難也有許多原因，包括土地現值和公告地價差距過大；規定土地徵收補償標準的法規至少有九種；國策中心的研究報告也指出，政府機關常靠出售公有土地開闢財源，但編訂第一期公共設施保留地時，卻有三分之二以上都是私用地，種種現象追根究柢都指向：台灣只是在不斷推出各種土地政策，卻沒有建立一套土地制度，公共建設延誤的惡果卻由全民共同承擔。
希望晚出早歸
整個台灣地區呈現極端化發展，擠壓出更高的都市土地需求，進一步把地價擠上高峰。財政部參事戴立寧說，每個人選擇住處，都是希望能「晚一點離開家，早一點到辦公室；而且能晚一點離開辦公室，早一點到家」。以辦公室為中心，一小時車程為半徑畫個圓，圈內的地點都適宜居住，但是人口湧向都市，交通建設又不發達，卻使半徑愈縮愈小，這種情況下，都市土地不但沒有增加，反而縮小，地價降不下來也是必然。
都市土地已是處處窄巷、死胡同，農業用地也早經財團進行土改，名為農地，其實已納入財團勢力範圍。
地政專家指出，我國對農地一向嚴格管制，規定只有農民才能買賣農地，結果反而為財團假借人頭買賣，成了牟利的大競技場。中央部會一位主管官員記憶猶新地說，曾有一位海外學人經過推薦到部裡來面試，因為這位學人不同意把身分證背面職業欄由「農」改為「公」而作罷。
一位金融業老闆最近茶餘飯後最津津樂道的投資經，就是他在台北市郊買下數百坪建地和農地，建地部分已經與人合建，轉手賺了五、六倍，農地部分因為周圍都已被畫為建地，變更為建地也指日可待，每每提及這「睿智的抉擇」就志得意滿。
類此利用農業人頭掩護，行投資之實的例子多得不勝枚舉，但是事實上，又缺乏確實證據，稅務官員也一籌莫展。
舊戲碼重演
私有地展現暴漲、投機壟斷的圖象，國有土地也重演壟斷、管理紊亂的舊戲碼。
個人有身分證字號，建築物有街道門牌，但是台灣地區的土地有一半還沒有完成測量登記，政府遷台四十多年，全面清查國有土地的計畫到七十九年才開工，預計八十六年完成。
財政部國有財產局是最高的國土管理機關，但是國有土地又依照公用(公家機關使用)、非公用一分為二，公用土地由個別的使用機關，如國防部、教育部管理，「實際的管理機關多達兩百多個，」國有財產局組長洪寶川點出國有地管理系統的複雜與國產局的無奈。
政府五鬼搬運
土地清冊沒建立，想做好管理又談何容易。土地被占用是國有財產局面臨的棘手問題。過去國產局常用寬鬆的方法希望占用人依法申請租用，甚至承購土地；到最近幾年才急起直追，著手處理土地占用問題，單單在七十六年到七十九年度，就處理了三萬多筆被占用的土地，其中還有一千筆靠對簿公堂才取回。
政大地政系教授殷章甫看在眼裡，欣喜國產局總算擺脫了過去只會賣地，達成財政目的的角色，轉而扮演真正的管理者。然而據估計，從六十四到七十八年度，平均每年都賣掉價值相當於中央歲入總預算二%的國有土地。 管理、使用機關眾多，已經形成另一種形式的占有和壟斷，不少機關在管理的土地上為員工興建眷舍，把公有土地合法的轉為私人所有，國有土地原為國家全民所有的精神已蕩然無存。「這根本是標準的圖利私人，」一位建築業者說，他批評這種作法和民間的五鬼搬運法，沒有什麼不同。
近一、二年來政府機關之間的土地占用糾紛也層出不窮，例如台北市政府向國民大會索回市有土地；台灣省議會向占用台銀房舍、土地的機關，包括行政院、監察院、空軍總部聲聲催討。一方面固然顯示各部門競用土地的爭奪戰，一方面更透露出各機關擁地自重，把國有土地當做「自己的土地」。但為什麼有的機關龐大房舍一棟棟蓋，甚至有職工宿舍，有的卻無枝可棲？財政部一位官員無可奈何地歎口氣：「到處都是不公平！」
私有土地集中壟斷，公有地則管理紊亂，各自為政，國策中心執行長張瑞猛主張開放部分農地、部分台糖土地來擴大土地供給；都市計畫學者主張做好區域計畫，區域均衡發展，就能舒緩土地的需求；地政界人士如蕭錚、馮先勉主張大刀闊斧改革，務必回歸到真正的平均地權。種種看法雖然見仁見智，但是箭頭都指向土地問題日趨嚴重，必須亟早有所對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