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醫生的戰場上，他向來要對付的敵人，是病魔。現在，醫生迎上了更大的對手－－社會洪流。
社會變遷的洪流幾乎讓群醫束手。
杏林白袍原本是人們在疾病創傷時，高度依賴的一群人，社會地位極高。但去年底，台北市醫師公會醞釀夜間加收診療費，消息傳出，一時之間幾乎人人喊打。
黃金時代已經過去
大眾對醫生已產生一種愛恨情結：「你是救苦救難的再世華陀，怎可斤斤計較，滿口生意經？」「你們已是高收入、高地位的高一等人，怎可向受苦受難的病人再加價？」
病人這種愛恨情結看在醫生眼裡，就像看見自己從雲端墜入凡塵。
不論加價與否，「其實醫生的黃金時代都已經過去了。」開始有人這麼說。
昔日病人上門，醫生收費多少無人可以質疑，勤快點的開業醫師一個月賺上百萬並不困難；今天，勞保局主控大局，醫生大多得向勞保單位「領錢」，開業醫師的月收入銳減為十多萬元。
以往病人求診，大夫的話如金科玉律，診療結果不容懷疑；今日大小醫院各種醫療糾紛時有所聞，前年四月，一名過世病患家屬衝進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追打醫生，結果雙方互控，引起軒然大波。
也許是民眾的權利意識抬頭，也許是工商業社會使得醫生和病人的關係日益疏離，醫生開始擔心診治病人會有意料外的結果。台大醫院一群醫生就流行一則自嘲笑話：聽說美國有位父親因為兒子沒申請上哈佛大學，一狀控告十八年前接生的婦產科醫生處置不當，使他兒子智力受損。
醫師擔心害怕的還不只是挨告而已。
一月下旬，台中市一位女醫師被歹徒持槍挾持，勒贖三百萬元。脫身後，她和丈夫立刻雙雙辭職，躲得無影無蹤。衛生署七十九年公布的「醫界受不法分子干擾」問卷調查發現，超過半數的醫生曾受各種騷擾，包括「強行推銷」、「勒索」和「恐嚇」。
高收入形象使他們易遭覬覦，事實上，現代華陀象徵財富的金色光環己在褪色中。台北縣板橋最大的亞東醫院，去年上半年主治醫師遭減薪一萬多元，下半年再減兩萬多，最後還裁了八名主治醫師，理由是：經濟不景氣。
沒落的貴族
向來被中國人視為名利雙收、永遠景氣的醫師行業(人吃五穀雜糧，那有不生病、不找醫生的)，到了今天，不論城鄉，竟都有了沒落貴族的落寞悵然。
「日頭就要落山囉，」宜蘭南方澳漁港邊，胡懷江醫師用台語這般形容。他開診所四十年，三個兒子卻沒有一個肯學醫，都跟著親戚開工廠去了，因為他們覺得「那樣比較好賺。」
以胡醫師名字命名的懷江診所，正對著漁港潮起潮落，候診的長廊空盪，掛號小姐百般無聊地翻起小說。「現在三步一間店，病人覺得沒你這間，別間也可以看，」老醫師國台語夾雜，感慨醫生增多、病人抱著「逛醫院」的態度。
醫生競爭激烈，增加了「日頭落山」的速度。早在五年前，衛生署根據醫事人力推估，台灣每年大約有一千名醫師加入，到民國八十五年，醫師可能供過於求。
半天看上百個病人
尤其都市裡，方圓百里唯我獨尊的局面已不復見。留學美國柏克萊大學的康明哲，二十多年前到民生社區開設內兒科時，是附近屈指可數的社區醫生；隨著民生社區的住家群集，鄰近診所現在已增加到四十家。走到民生東路和三民路交界的巷子口一望，十公尺內就見到四家「XX科」招牌相互爭輝。
其實，醫生競爭激烈的主因不在於數目增多，而在分布不均。「就像台北的牙醫師一直覺得同行太多，生意難做，但台灣目前還有一百一十個鄉鎮沒有牙醫師，」對醫療政策及環境頗有研究的台大公共衛生系副教授江東亮一針見血指出。
鄉鎮醫生固然競爭不若城市激烈，但社會轉型、價值觀改變的潮流依然陣陣湧來。
南台灣的雲林縣土庫鎮，灰髮蒼蒼的駱雲從醫師自父親手中接掌萬得醫院四十多年了，「我實在不適合做醫生，」這位鄉里知名的老醫生現在總是說。
早年急診病人送進來，醫院一定是救人第一，先做急救，等病情控制後再辦手續。「古早一天看一百個，有五十個是欠錢的，攏講：「先生，我賣了雞鴨再來還。」當年陪先生騎著鐵馬一莊過一莊出診的先生娘駱太太不勝唏噓地說。她記得看病到最後，病人和醫生都成了朋友。但是今天他們看到不少醫院，急診病人進來若不繳錢就不搶救，也很少醫生願意出診，病人常常看完病不道聲謝就掉頭而去。
醫生和病人之間往往只剩下了供需的商業關係，缺少感情交流。尤其是大型醫院，病人常「迷信」大醫院而競相前來，大醫院也猛開門診增看病人；經常半天的門診時間就看了一、兩百個病患，平均一小時有三十到五十個病人在醫師聽診器下經過，彼此說話的時間常只有幾秒鐘。
「以前我們一個半天頂多看三十幾個病人，」曾任台大醫學院和高雄醫學院院長的魏火曜，仍記得昔日有個小兒科同業看到病人，可以把病人的一家狀況，包括姨太太是誰都說出來。日據時代為求生活安定、以菁英身分投入行醫行列的魏火曜清楚見證了社會變遷的洪流，「台灣已經發財了，現在年輕人學醫要發財是不容易了。」
社會的多元化使得各行各業頭角崢嶸，醫生賺大錢的霸權地位相形之下黯然失色。一個經商的父親就曾指著學醫的兒子說：「別去做醫生了，你一個月的薪水我三天就賺到了。」
「其實，醫生還是中高收入階層，只是和以前比起來，他們心理上不太能適應。」台大公衛系副教授江東亮觀察。
深入剖析現代華陀的行醫之路，就不難理解他們心中難以平服的糾結。
醫生也不是神
他們少年時多半是同輩中的佼佼者。擁有台大醫學士和美國柏克萊大學婦幼衛生碩士頭銜的康明哲，從鹽水鄉下到當年南部最好的台南一中念書，成績一向優異，在周遭「好學生就該念醫學系」的氣氛下，一路求學、實習、出國、開業，並懷著社會責任感，不時寫文章推廣醫藥知識。但是「最近我比較灰心，少寫文章了，」步入中年的康明哲，現在常掛在嘴邊的一句話是：「醫生也不是神。」
他們多半背負著家人深厚的期望，而過高的期望往往帶來挫折。三十三歲的賴綸祥是彰化基督教醫院神經內科大夫，認為行醫可致富的父親很早就要他學醫，念醫學院時，他曾經熬夜苦讀到腰都挺不直，「現在當醫生是富不了，真的，像我當了四年醫師，連房子都買不起，」他雙手一攤說。
即使心有定見，期望與現實的差距常常無法令家人諒解。現任屏東縣高樹鄉群體醫療中心主任的李建廷，當年離開台大醫院，到台灣北端的澳底保健站擔任第一線基層醫療工作，每個月薪水才一萬多塊，經常入不敷出，使得李家父母深深埋怨：「供你念到醫學系畢業，居然還要回家拿錢。」
他們經歷醫學道上路迢迢，更認為身披白袍所付出的代價比任何行業都來得高。康明哲才開業第二年就累到十二指腸潰瘍大出血，不得不暫停懸壺，調養生息。
高雄一家大型醫院則有醫師屈指算來：醫學系念七年，服役兩年，在大醫院平均要擔任四年基層的住院醫師，三天兩頭得值班，一夜值班看病之後，第二天早上照樣上全天班。如此下來，需要十三、四年才能成為真正獨當一面的醫師。漫長過程常使年輕醫師感慨：「都三十出頭了，我的人生學習階段才剛結束，事業到現在才要開始。」
路程雖漫長，依然得琢磨出適應之道，現代醫生除了肩擔病人生死關頭，更要面對社會衝擊，調適並非易事。
新生代開始學習減少風險，一名實習醫生剛進一家公立醫院，就被教導對病人講話要小心，用字寧可保守，甚至含糊不清，例如：「根據目前情況來看，我想大概沒有太大關係，觀察幾天再說。」
冷門小科變搶手
一些不易引起醫療糾紛的小科也由冷門轉為搶手。陽明醫學院醫學系最近一屆選填志願時，學生紛紛挑選皮膚科、耳鼻喉科、復健科和麻醉科等過去少受青睞的科別。
有些已出道的醫師則趁黃金時代的餘暉光陰(民國八十三年實施全民健康保險後，醫生賺錢機會更銳減)，積極開業或兼差，先賺一筆，然後安分的靜待潮流演變。
也有人尋求休閒、渴望擁有私人時間，「否則從早忙到晚，生活品質會很差。」台北、高雄兩地都有年輕醫師表示。
台大醫院外科主任朱樹勳發現，現在醫師要求休假、請假的很多，大不同於以往住院醫師一頭埋入工作，沒有休息。尤其是外科，一向是每班前幾名畢業生的首要志願，「現在選外科的人也少了，都說會太累，」他一語點破了年輕醫生的心態。
更有醫生早已察覺到大夫權威不再，願意放下身段。走家庭醫學路線的林青穀，兩年前在台北東區開業，診所開張的前一天，他親自到鄰近社區發傳單，面對路人「醫生也來發傳單」的質疑時，正好藉機解釋家庭醫師的功能。
從雲端墜入凡塵
也許，社會轉變正好是把醫師從昔日高高在上的雲端拉回凡塵，和民眾同甘共苦的時候。
榮民總醫院副院長姜必寧就很不願意見到，長期以來，大醫院醫師因為太忙，只把患者當成一個號碼或一種病痛來處理。
他認為雖然大多數的病很難根治，但病人的病痛卻可以靠醫生消除。「做一個好醫生不但能用學問、技術來治病人身體的病，還要能用同情、瞭解來治病人精神和心理上的病，」行醫數十年的姜必寧，懇切希望醫生和病人關係疏離的現象能逐漸改善。
在宜蘭羅東，五福眼科副院長林逸民經常花上半小時替一個病人看病，院裡的病人有遠自鶯歌、彰化、新營來的。「醫生和病人之間最可貴的是什麼？就是有一種彼此信賴合作的感情在。」年過半百的林逸民緊握著雙手說。
四個月前林逸民結束美國的診所，回來接掌岳父陳五福的醫院，面對台灣醫生地位的轉變，他坦然笑說：「如果人能把名、利看開了，就比較快樂平和。」
社會變遷的洪流或許會沖刷掉醫生眩目的名和利，卻很難沖走醫生與病人協力對抗病魔的職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