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古至今，從政對學者始終是一種誘惑。
學而優則仕的傳統文人理念，並未隨時代的更新有所轉變。當蔣經國總統擔任行政院長時，號召學者從政，拔擢了郭婉容、梁國樹等大學教授進入政府部門，為學者從政大開一扇希望之窗；同時國民黨也大規模起用學者擔任各工作會副主任，國防部長陳履安即在此一背景下進入政壇。此後，陸續有「學官兩棲」或「轉行」到政界的學者踏上仕字這條路。
國家逐漸邁向現代化之際，「尊重專家學者意見」是最不可抗拒的潮流聲浪，這也促成大量學者走向政壇。夾著高學位與專業知識，學者可以不經選舉、行政或黨務歷練，直接被最高領導者提拔進入決策階層。「學術幾乎可以說是從政的敲門磚，」原本任教交通大學的觀光局長毛治國比喻。
除了受傳統讀書報國的觀念影響，台灣特有的政治文化對學者從政也有鼓勵作用。晉用學者的內閣通常可以博取開明的形象；在派系競爭劇烈的政治圈，任用學者的反彈較小，製造政治紛爭的機率也相對減低。
檢視當今內閣閣員，學歷大多在碩士以上，有不少是大學教授，政壇上有人開玩笑形容我們的內閣「要開個大學都可以。」
學者出身敢做敢為
學者從政固然有其優點。出身學界的政務官，不經過選舉洗禮，也不靠派系或利益團體，完全由層峰賞識竄起。因此，沒有包袱的學者比其他政府官員更有機會放手去做想做的事，也敢去碰過去不敢碰的問題。
從交大校長跳進政界的政務委員郭南宏，在交通部長任內，就積極推動計程車計時計程新費率，並開放天空與高速公路。這是從前幾任部長一直想解決卻始終不敢面對的難題，因為其中涉及的利益層面太廣，爭議性又多。
受過專業的訓練，學者在政策制定上會有較嚴謹的邏輯思考。「學者對政策會有架構式想法，」曾任政務委員的沈君山強調。
以經濟學家名聞中外的考選部長王作榮，對於文官制度始終有一套大架構的思考。走馬上任後，王作榮提出的公務人員任用和考試制度的改革，掀起火熱的正反爭議；然而若不是學者出身的王作榮，「誰敢有這種近於革命性的制度政革思索？」一位法政學者激動地說。
據國策中心執行長張瑞猛觀察，在推展政務上，學者的認真嚴肅，使得政治性格濃厚的官員難以望其項背。一般而言，學者較能夠堅持理想，並且有與利益壓力抗衡的勇氣。「鐵娘子」郭婉容擔任財政部長時開徵證所稅，採取不妥協的強硬作法，招來立法院的民代炮轟，又加上民間激烈抗爭，雖然最後仍在壓力下有一些讓步，但郭婉容的堅持理想、原則，贏得一些不玩股票者的喝采。
傲慢偏執是致命傷
學者從政所有的「是」，也可能都是政治生命的「非」。
知識豐足讓學者有開闊的眼界，另一方面，卻容易催化成一種傲慢偏執。淡江大學副教授莊碩漢表示，一個好的學者必定主觀，往往會認為自己是對的，產生「專業上偏見」，反而聽不進其他專家的說法，成為學者從政的致命傷。
殷鑑猶存。王安石變法得不到司馬光、蘇軾等學士的認同，在於他頑固堅持，不接受不同的建議，終告失敗。
儘管因個性而異，剛愎自用的批評幾乎離不開從政的學者。一位來自校園的政務官承認，大多數教授出身的官員都比較固執己見；有些甚至在開會時不准別人發言，只是自己不斷陳述理念。
政壇及新聞界常亦莊亦諧地稱呼經建會主委郭婉容為「郭老師」，充分反映她「師尊」的不容質疑。當她在擬定「六年國建」的大架構時，據一位知內情的學者透露，副主委不知道她到底要做些什麼，經建會的諮詢委員，非但未受到諮詢，還看不到計畫內容。
李登輝總統是學者從政的典型。他受蔣經國總統賞識，從台大研究室扶搖直上到總統府。他接見學者時，總是滔滔不絕地表達己見。去年國民黨內部高層政爭時，不可免地被指專斷執著，有「知識傲慢性格」。
學者對政策理念的堅持，在講究圓熟溝通的政治環境下，格外顯得缺乏妥協能力。擔任研考會主委長達十二年的魏鏞指出，學者從政必須培養妥協力，因為政務涉及的相關單位甚廣；不能妥協，很多事無法推展。
從台大總務長一路做到台北市長，黃大洲深深體會，學者從政，一定得具備「人格彈性」，不能過於堅持自己的判斷。
會耍招式，不會武功
由於長期專於學術理論，學者從政往往很難跨越理論與實務間的鴻溝。
大多數學者進入政府部門後，遭輿論或部屬評斷為只知理論、不懂現實。一位高級政府主管指出，有些學者「會耍招式，不會武功」，在處理政務上幾乎完全按照書本上教的原則來做，和現實脫節。
學者對於人的問題普遍較欠缺關照能力，而政治的本質就是人與人的互動關係；學者制定的政策再好，但政治能力不足，也是枉然。曾任交通部政務次長的台大法學院教授袁頌西頗能體悟地評析，制定政策需要知識廣博，但推動政策還要通達人情世故，而成功的學者通常對人情世故最不熟練。這也許是學者從政後往往挫折感強過成就感的原因。
從政固然可以讓多年專研的理論有牛刀一試的機會，然而走上仕途對學者的影響究竟是正是負，仍值得細細深思、探索。
和潛心研究學問相比，從政無論在時間、言論和行為自由度上均受到限制，無法充分發揮。
毛高文做清華大學校長時，曾有許多為人讚許的校園自治思想；掌管教育部之後，「攻守之勢異也」，言論尺度、改革腳步都收斂許多。過去稱讚他的一些學者，已改口批評他保守。
開會和批公文占去的時間愈多，學者與「學」就愈離愈遠。觀光局長毛治國表示，進入政府機關後，每天奔波，不可能有時間好好念一本書，遑論做學術研究。從政愈久，學術底子損傷愈大，學者形像日漸模糊，最後就被界定為政治人物 從生活方式來看，純粹學者很難適應台灣的政治生態。缺少草根味的學者和崇尚打高爾夫球、宴飲唱歌的政治文化，顯得極不搭調。「做學者，有幾個打高爾夫？有幾個有本事和民意代表這樣吃喝。」袁頌西反問。
自更高層架構反觀，理想色彩強烈的學者也嵌不進既有的政治體系。黨政或民意系統出身的政治人物，必須慢慢累積政治資歷與資源，一步步辛苦爬上來，學者卻可憑層峰青睞，直接空降入閣。一位政治觀察家分析，去年總統選舉，李登輝總統遭遇那麼大的阻力，部分原因即出於此。
此外，政府組織原有固定倫理。「上級的理想，就是你的理想，雖然它不一定對，」研考會副主委高孔廉指出，在政府服務就必須遵守一定的倫理結構。而學者最初從政的理想與抱負，也在與學界天壤相別的政治體系下，不是進展緩慢，就是或多或少打了折扣。
「如果還想做官，就得接受這種折扣。」一位學者感慨地形容。
失敗的比成功的多
一位資深記者曾評估，無論是走政務系統，還是參加選舉，學者從政失敗的比例都比成功的多。參選失敗的學者無人聞問，入閣後遭撤換的學者不乏其人，在黨務系統「陣亡」的學者更多，從此不再受垂青。
前年與尤清競選台北縣長的台大教授李錫錕，選前萬方矚目，落敗後不復被人提起。參深獲勝的學者，也並不保證從政成功。前任新竹市長任富勇，並不因來自學界而獲得高評價，反在施政成果及民間聲望大幅落後其他非學者的縣市長，而阻斷他競選連任的機會。
外國學者從政不像台灣學者富戲劇性的起起落落。在歐美民主先進國家，學者參政的比例不如我國這樣高，即使從政也多半居於幕僚、策士的角色。在美國，著名的學者從政並不多見，做終身政務官的更屬罕見。擁有大學教授身分的季辛吉、布里辛斯基將學術思維融入政府政策；白宮易主後，也跟著一起退下來，或從商，或將實務經驗再傳進校園學界。
「學者從政是活水，應該不斷注入新流。」淡江大學美國研究所所長李本京提出他對學者參政的解答。
一名退出內閣的學者坦承，做官做久了會退不下來；即使被迫退下，無心也無法再做學問。學者本身更必須慎重考慮，他是否準備從此踏上從政的不歸路，並承擔可能的風險。
已故國學大師錢穆在「中國歷代政治得失」一書中提到，「所謂學而優則仕，聰明人都讀書，讀了書就想去做官，所以使中國政治表現出一種擁腫的毛病。好像一個人身上無用的脂肪太多，變肥胖了，這不是件好事。」
書生問政的觀念依然存在，但在客觀大環境上，「蒙上拔擢」約空間逐漸縮小。在國家走入民主化之後，除非藉著參選，或經黨政系統的歷練，學者直接空降入閣的灰姑娘式崛起，或許將隨時間推移逐漸收入傳說中。
郭南宏：沒有過分理想化
我不是學者從政，只是從一個工作崗位換到另一個工作。我在學校從事行政工作也二十幾年，處理的事務是學術性的，接觸的人都是學生相老師，面對的人際問題也很單純，沒有什麼特別難處理的事情。
到交通部後，接觸的問題從純學術到實務面，面對的層面更廣更複雜。我認為政府扮演的應該是裁判、引導的角色，就是建立制度。從無到有的制度比較容易建立，修正既有的制度，牽涉到既得利益的調整，的確會產生爭議。要化解爭議、達成溝通，基本上要對問題有深入的瞭解。
進入政府這個環境，我沒有任何不適應。我還是維持過去有規律的生活，每天固定運動，應酬增加得很有限。在政府工作，接觸面廣，交往層次從低到高，有時候會面對冷言冷語的批評。不過，批評如果有助於問題解決，還是應該接受，能改進的就要改。
輿論曾形容我會做事不會做官，我也不瞭解這是什麼意思，可能是指我溝通不夠；不過，我在部裡和下屬倒是經常交談。人家說我做兩年部長好像變了個人，精力耗損太多，如果說我不會做官可能就是指這個吧！
我天天和人家溝通，我到現在還記得，交通部為開放旅行社登記，我每天追問觀光局主管旅行社的科長工作進度，最後把他逼得中風，他年紀比我還小，我到現在最難過的就是這件事。
進政府部門沒損失
我進入政府部門並沒有過分理想化，他們找我，我認為很有挑戰，就爽朗的答應。我沒有想要特別做到什麼。我只想交通部長這個工作不容易做，也有很多事應該做，但能做多少就做多少；我就這樣一邊瞭解問題一邊解決問題。我們的問題實在太多了，假如有什麼理想就是不知天高地厚。
在政府部門，我感觸最深的就是，我們的文官沒有前瞻性眼光，看問題層面太小，都是走在問題的後面，有病才求醫，不會先預防。
我在部長任內，從來沒有碰到上面一定要我怎麼做的事，很多人說我是因為不核准長榮航空經營客運才下台，沒有這回事。原先我認為應該逐步開放，先經營貨運，再開放客運，但張董事長用投資道理向我解釋，我認為他講得有道理，我就接受。
有些事情能妥協，我會儘量讓步，如果我前面的決定需要改，我會推翻前面的決定；但一些原則性的問題，我一定堅持。這些年來，我覺得可以告慰的是我一直公平公正，沒有什麼偏見。
進政府我沒掉什麼損失，如果有，就是不能和以前老球伴打球，然而卻學習了很多新東西，假如我還留在學校，就不會有這些經驗，這個機會，很多人想求都求不到。
(蕭富元採訪整理)
毛高文：不定義自己為當官
在學術界，你可以站在學術主場，很多事情沒有範圍，就好像一張白紙，你要怎麼畫就怎麼畫。到行政體系就不一樣了，行政體系的運作是一條連續曲線，當然有很多地方需要改革，可是它畢竟是連續曲線。你要調整，就必須考慮它的過去現在與未來，並且取得共識。
我做教授時，講話、生活上自由得多，做政務官就不行，到現在我還不習慣政務官的生活。我喜歡自己控制時間，到了政府就不能、我每天起床就想，啊！幾點到幾點做什麼事，這已經慢慢把你框住了。在學校除了上課外，其他時間都可以自己運用，晚上要多晚睡就多晚睡，到現在我還是睡得很晚，改不過來。
我覺得我做清大校長和做教育部長，對教育的理念並沒有改變，只是現在不去講就是了。我覺得我們的確有很多問題要想辦法改進，在學校可以隨便講，在部裡就要多聽別人說，徵求大家意見。改革過程中最重要的是溝通，我在那裡花了很多你們看不見的時間，和大家交換意見，聽別人說，也讓別人知道我的想法。
不能橫跨兩邊
我擔任部長後。教育到底有沒有改革？你去看紀錄，這三年有多少改革？該做的還是要做，該改的也要改，只是你在推動的時候必須考慮它是個連續曲線。你改得快，斜率就大。你願意花時間溝通，逐漸改革，斜率就小。我到教育部後，反而看到更多問題，也看得更透徹。不過，我在做法上稍從前會有不同。我對教育的理想，也已經開始起步、並且朝那個方向走。
到政府來，經歷以前沒有過的經驗，這些就是收穫。如果還想做學術，就不要到行政部門來。我決定接受政府的工作，就不能期望再做研究工作。你當然要選擇，學者適不適合從政，完全看個人，到政府工作，有一些收穫，就要有一些放棄。我不相信任何人能橫跨兩邊，否則你兩種角色都扮演不好，因為這兩個職務性質完全不一樣。
學者從政的確可能會比較主觀、較堅持理想。我常講，在三個情況下，我就不做官：一個是身體不好，一個是我做得不好，男外一個是我想要做的事做不到。學術界的人來，都想要傲些事。不完全是為了做官，當然在有些方面他會比較執著。
如果要我重新選擇，我還想待在學術界，但已經離開後再回去是有點那個。可是我也沒想過要一直留在政府裡，我始終不把自己定義是在做官。
(蕭富充採訪整理)
黃大洲：我不是突然冒出來的
中國傳統上，學和政之間沒有分得那麼清清楚楚，書念得很好的人，可以通過考試來從政，學而優則仕就是這樣。政治是要處理公眾的事物，問題很複雜。有很多利益關係在裡面，只有知講比較廣泛或訓練比較好的人，才能妥善處理。
在還沒有從事行政以前，我們受的訓練相當嚴格。到行政界後，要處理的事務和學術界沒什麼差別，但是用語不一樣。學術的東西比較抽象，行政業務則非常實際。學者從政就是要把抽象的原理概念具體落實到實際層面。有些學者不一定有能耐把理論具體化。我到行政部門後，就不講太多理論，我知道理論在那裡，我強調的是實際操作。
不要刻意追求
不是每個學者都可以從政，它還牽涉到人格的問題。行政生活需要的人格特性、內涵和學者不一樣，要有彈性。到行政界來要面對民眾，要和民眾打成一片，這就要有人性化的一面，不像科學工作要那麼客觀冷靜，有些學者不一定有這種彈性。
到行政機關來，憑良心講，說忙碌的確是很忙碌，但我也不會覺得不適應。我在政府工作也八、九年了，在角色轉換過程中，我不是突然冒出來的。而且，學者也不一定要百分之百去調適這個環境，學者也要帶動新的行為模式，比如說喝酒，我就不覺得每個人都要乾杯。政治雖然很複雜，但也不一定要靠喝酒或人脈關係，只要誠誠懇懇、實實在在就好了。
學者從政比較沒有派系色彩，而且有理想，不隨便妥協。當然在互動過程中，某種程度的妥協也是免不了，不過，還是要有個理想，並且把實際事務往理想方面拉近。理想不是那麼容易達成，遷就事實比較容易，在互動過程中，就看誰贏誰輸。
從事行政工作後，我覺得生活比較豐富。我有機會實踐自己的想法，也比較有成就感。做市長當然不能逍遙自在，也不能亂講話，很多地方不能隨便去，壓力大，挑戰也大，但這也是收穫。
我的條件和運氣讓我自然走到上行政這條路，和我同樣條件的學者可能也有，但是我運氣比較好，當時我的老師(李登輝總統)任台北市長，我才會到研考會，開始行政工作。學者從政要被動一點比較好，不要刻意去追求，有些人勉勉強強爬上去，幾個月就下來了。
(蕭富元採訪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