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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鄉變家鄉

蕭富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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蕭富元

1991-0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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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鄉變家鄉
 

本文出自 1991 / 2月號雜誌 第056期遠見雜誌

亞弦/我是台灣的「世祖」

河南人,民國二十一年生。早期在軍中從事文藝創作,為台灣現代文學創作前輩,現任聯合報副總編輯。

人家從軍是熱血沸騰,我是胃在燃燒,餓極了才從軍。

那時我是流亡學生,跟著學校從河南一路跑到湖南,我們餓了好多天,有的同學死在路上。一進城裡看到張貼大字報,套紅大字寫著「有血性有志氣的青年到台灣去」,我就跑去看,那邊正好煮了一大鍋肉,想想有東西吃不要走了,就報了名從軍了。

招兵站的人告訴我們,台灣這地方好得不得了,一年四季都是春天,臘月天還可以吃到西瓜;而且一到台灣,每個人還可以發一條美國軍毯,這誘惑很大。我就這樣坐了最後一班火車的火車頂上到了廣州。

我是坐一艘五千噸的「忠民號」來台灣的。船上很擠,我擠在甲板上,暈船是吐得一蹋糊塗。我們在高雄下岸,一踏地,想台灣是一個島,就踮起腳,以為這樣就可以看到島的全部,那時根本不知道島是什麼樣子。人家給我們吃黃香蕉,我說要青的,比較新鮮,哈哈哈,真土!

後來我被分到陸軍八十軍三四0師一0二0團通信連,這個號碼我是永遠不會忘的。晚上第一次站衛兵,班長叫我到十二點時把燈關掉。問題來了,我不會看鐘,也不會關小燈泡那玩意兒,竟然用三八步槍還上刺刀去戳燈泡想關掉它,土得一塌糊塗。

我們到台灣也沒發什麼美國軍毯,只發了聯勤軍毯,兩個人一條,晚上兩個人睡覺拚命搶毯子。那時我們都穿紅短褲、打赤膊,用破布打草鞋,真的有大時代的感覺。

怎麼想也不會想到就在台灣待一生啊!

我還記得我要出門時,母親來送我,我還不耐煩;母親給我烙了一個油餅放在背包上,我還兇她。小孩子走走就走遠了,我記得我並沒有回頭看她。那時把出門當成遠足,那曉得竟是永訣。坐在船上,還覺得好玩,不會想家,真是「可憐小兒女,未解憶長安」。到台灣後很多人想家想的自殺,我們軍隊晚上鬧營,幾百人狂叫,好像發神經病一樣。

漸漸地在台灣有了朋友、事業,成了家,在左營認識了張默、洛夫那一群朋友。台灣的一點一滴都跟我緊緊結合在一起,在鳳山有我童年的留戀,我在那兒成長,再回鳳山竟會有近鄉情怯的感覺。還記得那時我們幾個朋友一起去書店偷書;買一張電影票,進去之後再扔出來給下一個進來,我們叫它「二賢傳道」,那時我才二十出頭啊。

四十二年後才又見到家鄉,回去就像李伯大夢,夢醒了,爹也死了,媽也沒了,玩伴兒都變成老頭兒了。返鄉的夢破了,我才真正意識到我的根是在台灣,在台灣的家譜上,我就是世祖,那個大陸的家已不存在,我是「台胞」了。

陶英惠/想辦法在這裡活下去

山東人,民國二十三年生,隨山東子弟五千人流亡至澎湖,進入澎湖防衛司令學校就讀。現任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

民國三十七年中秋節,濟南淪陷,我們山東中學生開始向南流亡的日子。我跑到廈門,在校長的幫助下,坐小漁船到澎湖,那時以為澎湖也是台灣。在濟南的時候,我聽一個朋友說要去台灣受訓,我問過他台灣在那裡。

一到澎湖就遇上颱風,人都站不住,又飛砂走石,心裡想台灣怎麼這樣窮這樣苦,山東老家都比這裡還要好。那時我們就進澎湖防衛司令學校唸書,在學校吃飯也吃不夠,每到吃飯就開始搶飯吃。那個時候是吃大鍋飯,吃都吃不飽,每天都是在半飢餓狀態中。

我們是借住在今天的馬公國小,吃飯、睡覺、上課,都在同一間教室,上課時還是用肥皂箱當書桌。我們穿學校自己做的短褲,上衣也像內衣一樣。剛到澎湖,看到那邊的人都穿木拖,覺得很好玩,後來我們也穿,我們叫它「呱咯板」,每天都聽到呱咯呱咯的木拖聲。

那時我們年紀小,對大局也是懵懵懂懂的,每天都唱「反攻反攻反攻大陸去」,也沒有能力判斷能不能回家去。我記得,在澎湖過第一個中秋節時,晚上月亮好亮,老師怕我們這些小孩子想家,就發給我們一人一顆糖,老台幣五毛一個的那種圓糖。我們年紀小,有糖吃什麼都好,糊里糊塗地也不知道想家。

我們是有五千多個山東學生一起撤退來到澎湖,生活上是大家在一起,不會有什麼不習慣的地方,我們也不能隨便上街買東西,也沒有錢買,所以也沒有機會和本地人接觸,台話也不會說。

在澎湖待了三年,學校要遷到員林,我們又坐船到台灣,我想台灣生活一定比澎湖更好吧!到員林時,台灣那時正好鬧糧荒,學校裡每餐都吃地瓜,教室裡都是吃地瓜後排出的那個臭味,哈哈哈,到今天還不能忘記。

來到台灣真正感覺到恐慌,是在高中快畢業那時候,以前在學校再怎麼苦還是有飯吃;畢業後如果考上大學,這裡又沒親人,沒有錢要怎麼念書;如果考不上,要到那兒去?我真的很怕,大家都不敢畢業,考試卷發下來,簽了名就交上去,我們告訴老師想要留級,那時留級成了流行病。

後來我考上台大,學校有大陸救災獎助學金,才解決我對未來的恐懼。一進大學才想到回家是不可能了,反攻是沒什麼希望。既然沒希望回去,就得想辦法在這裡活下去。我常想幸虧我是跑出來,否則能不能活到今天都不知道。

侯佑宗/簽了四十二年約

河北人,民國前二年生。自小即跟隨國劇班子到各碼頭表演,曾任顧正秋劇團文武場指導,現任教國立藝術學院,在菊壇有「鼓王」之稱。

從小我就跟著劇團在各碼頭跑,民國三十七年我和顧正秋在南京下關表演,徐蚌會戰打得緊,在南京都沒東西吃啦,買賣鋪子都關門,連飯館子都不開門。那時台灣婦女會和顧正秋接洽,要我們簽兩個月約到台灣表演,我們想情勢不好,乾脆到台灣去躲避躲避,看沒問題了再回來。

我們是雙十節到台灣表演的,等啊等啊,過了年,上海也沒了,統統大撤,全往台灣退,回不去了,我想怎麼辦呢?只好再簽約,兩個月的約,簽到現在四十二年。

剛來台灣就感覺好熱,穿衣服都不習慣,我從大陸帶來的衣服都沒用著,一直過了七、八年才慢慢適應這兒的天氣。

那個時候,台灣是日本的味道,我們一來看這裡的人挺好。我們到下面雜貨店買一包香菸,老闆把你送到門口,還向你鞠躬說:「阿里卡多。」這全是日本味。本地人穿「呱咯板」,我看了很不習慣。他們吃飯是拿了便當坐在門口台階石上吃,都是吃些黃蘿蔔乾哪!現在不同了,全發財了。

在台灣就想只待兩個月,在大陸跑碼頭,也是最多兩個月就回家,沒有這次這麼長。那時常想「明年就回去了」,明年明年,就到現在了。來到這兒,只有一個人哪!太太、兩個女兒都在大陸,起先還託香港朋友寄錢回去,後來就斷了。我一直在等,等了十多年哪,我自己一個人住,有時得病,連一口水都沒辦法兒喝。

在大陸我不抽菸也不會打麻將,都不會玩。到這兒人家教我玩,我實在太苦太悶了。有一次大家玩累了,我坐在那兒,看到香菸,就拿了一根「三五」的抽起來。人家問我怎麼抽菸哪,我說算了,我太苦悶了,就這樣抽起菸,抽了三、四十年。幸虧後來遇到我現在這個太太,生活安定,苦悶的心情才比較好。

我們在台灣表演,那時很多本省人很愛聽國劇,也不是很懂,從他們嘴裡唱出來就不是味道,現在他們都會了,光台北就有兩百多家票友社。我有一個本省籍的學生,跟了我四十多年,那時我教他鑼鼓,他上課時還帶一個翻譯,他不會說國語,我不會說台灣話,上課就由這個翻譯你一句我一句地教,到現在都沒斷。

回想剛上台灣,是來觀光、來賺錢的心情,覺得很好玩,日子一長就覺得不好玩,老想回家,後來知道回不去了,就想待在這兒吧,認命吧!現在我很後悔,那時買房子才幾千塊,我老想我是大陸人,我要回去不要買房子,以我那時的經濟狀況,買十棟沒問題,如果買了,這不發財了?想想過去的想法是錯了,這兒就是我的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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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超群/孫將軍要我來

廣東人,民國十一年生。原任廣州大光報攝影記者,後追隨孫立人將軍,成為孫將軍的專屬攝影師。

民國三十四年抗戰勝利,新一軍在廣州接收,我那時是廣州大光報攝影記者,有機會和孫立人將軍見面,從此我就加入新一軍,追隨孫將軍,給他們拍一些照片,我想跟軍隊拍照比較刺激一點,也比較有意義。

三十七年我回到廣州開一個報導東北戰況的攝影展,本來想要做全國巡迴展覽,但是到處都不安寧,就暫時停止。共產黨來廣州,我非走不可了,抓到連命都沒了,我的罪名是文化特務、大地主惡霸,有七、八條罪名。我就換了一套西裝,和孫將軍的秘書一起打算先到香港。到了邊界,碰上土共打劫,連鞋子、衣服都給我剝掉,只剩汗衣汗褲,孫將軍的秘書把鑽戒含在嘴裡,才沒被搶走。我就穿了內衣內褲走了一天一夜才回到家,冷得直發抖。

我是第二次才走成,我爬過鐵欄杆到火車列車長室,列車長認識我,讓我坐這最後一班江南火車到九龍。一到香港,立刻和台灣聯絡,孫將軍希望我到台灣,很多朋友勸我不要來,因為那時這邊動盪不安,也很危急,但是我還是來了。

我從香港坐船,在基隆上岸,有很多人來接我。我覺得台灣和長春、瀋陽很像,建築都差不多。台灣人也很樸素,衣服料子也不好,女孩子都穿木拖,那時還是燒煤球。我們在大陸是天天玩、跳舞,這裡什麼都沒有。那時我們很闊氣,還請了兩個台灣下女來幫忙。

到台灣我先去鳳山跟孫將軍報到,他要我把頭髮理一理,我就剃了光頭,到校官隊去受訓。我們在軍中是南腔北調,各省的人都有,但是沒有台灣人。我一個月薪餉是三百多塊,都沒拿回家,全送給朋友。我運氣比較好,當初共產黨接收大光報,還用我名字發表照片,這邊就有人打我小報告,說我在匪報做過事,我找人證明之後也沒事了。那時候「李鴻案」發生,風聲鶴唳,我們一些同事被關起來,有一個同事跟我講要我準備準備,也許就要被關了,到第二天,反而是他被關起來。我去看那些被關起來的朋友,還送他們每個人五十塊,保防官連他們有什麼罪都搞不清楚。

那時天天講反攻大陸,天天我們都夢想要回去,我知道孫將軍也有些計畫是要反攻大陸的。要不是這些口號,我也會有我的打算,那時我還有點錢,可以開相館,結果以為不久要回去,就把錢都借給人家,自己反而都沒有了。

我太太來台灣時還帶米過來,怕不習慣這裡,幾十年住下來,我的小孩在這裡念小學、中學、大學,就把台灣當做家了。

常楓/台灣就是天堂

哈爾濱人,民國十二年生。在大陸即從事戲劇工作,到台灣後曾加入空軍康樂隊,現服務於華視。

我是隨裝甲兵的船到台灣的。在東北我們部隊和共產黨打仗,打得東西都丟得光光的,我們做戲劇工作的團員也都散掉了。我到上海又再招兵買馬,一起加入裝甲兵,這才到了台灣。

軍艦一到基隆港的碼頭,我見到香蕉非常驚訝,賣香蕉的小船到船邊賣,大伙兒也不管要多少錢,買了就剝來吃。一到岸上,看到的都是日本風味;木屐聲、賣魚丸的叫賣聲,按摩女的吹笛聲,感覺又到了另一個地方。我們上火車後就直接到台中,安頓在一個佛教會館。

住沒多久,話劇「惡夢初醒」開拍,借重我們這些人支援,那時雖然很苦,但是很愉快,我們像是有了工作,錢不多,但精神很好。

之後,我們經常要去慰勞友軍,每到一個基地演出都非常受歡迎,官兵看到我們像看明星一樣。那段生活就是上卡車,到某個單位表演;再上卡車,到另一個地方繼續表演。

真的沒想到會從哈爾濱來到這麼遙遠的台灣,當時只有一個想法:政府往那兒遷,我就往那兒去。剛來台灣,大家說很快就要回去了,我也沒有很急躁的心情。總是經常會有思鄉的心情,但是大家都不去談這個問題。

過年過節,大家會比較激動。有一年中秋,幾個同仁吃完飯,在榻榻米房間裡,大伙兒半躺半臥,你唱一句我唱一句,不約而同地唱得都是悲調。這時突然有人把燈打開,我看到每個人的眼角都有眼淚,大伙兒都露出帶著淚光的笑容。

在老家時,我學過幾何日本話,在台灣這幾句也幫了我很大的忙。我有一次送衣服去洗,跟洗衣店老闆聊幾句日本話,他對我就非常親切,甚至招待我去家裡吃飯。

這幾句日本話甚至還救了我一命。我剛到台中,晚上靠窗口睡覺,吹了風感冒,到醫務所看病,醫官說我是打擺子(瘧疾),給我打了一個禮拜的奎寧針,差點沒送了命。同仁把我抬到台中醫院,醫院看我這樣本來不收我,在最緊要的關頭,我從前因為會講日本話,和一個本省籍的醫學博士認識,他正好在這間醫院,這才把我收下。他對我非常好,要我多吃魚肝油,從此病慢慢好了,人也開始胖了,將近七十公斤,這是我最胖的時候。

在台灣雖然沒有立什麼大業,總算也成了家,生活安定下來。這麼多年,無形中好像走到樂園來,台灣真是寶島啊!和大陸比,台灣不就是天堂嗎?

我在參加電視劇「寒流」演出時就想,今天即便能回家,我也不回去。我唯一遺憾是我走的時候母親正在生病,弟妹也還小,我都沒能照顧他們,直到今天都沒有一點消息。

那志良/享了四十幾年福

民國前五年生於北平。十四歲就隨老師父進故宮清點文物,抗戰後隨故宮文物南遷。現於台大、師大等校,教授古器物學課程。

從抗戰開始,我就跟著故宮文物到處跑,原先以為勝利可以安定下來,沒想到又得跑共產黨。

政府一看時局不對,就派我們把文物運到台灣來。故宮文物總共分三批運來;第一批是坐海軍登陸艇,船上還帶了一條狗,船走到海上,風很大,船搖得厲害,箱子呼嚕呼嚕叫,狗也哀哀叫得很淒慘。

我是第二批來,押了九百多箱文物,這回我們是雇了招商局的船,不大搖。可是我沒航海經驗,感覺還是不舒服。

一到基隆,船一靠岸,看到很多賣杏仁茶的在喊:「呷茶哦,呷茶,」覺得很新鮮。底下有好多木船都是賣香蕉的,一看價錢便宜,我們買了一大堆,後來吃膩了,不愛吃。當初我們在南京吃香蕉很貴的,買香蕉只能買一根哪。

後來我們就坐火車,感覺和坐大陸電車一樣,走走停,真不像是在坐火車,那時候公路局的車還跟火車賽跑,我看那汽車好危險。 想想我們住南京,那時去買米,街上都有人搶,亂得不像樣,東西價錢也亂;一來台灣又安靜,東西又便宜,買東西不用要價還價。那時候街上只有人力車,我們走路還在馬路當中走;現在啊,馬路邊都不敢走啦。

文物運台灣是政府決定的。我們在大陸聽人講台灣最好的地方是台中,所以來這兒找庫房,也儘在台中找。起初我們把文物擱在台中糖廠的倉庫,廠長說一要產糖,我們就得搬。後來在霧峰山地蓋了庫房,每次只能展覽兩百多件,沒人看;最後才到台北,人家送士林這邊的一塊地給陳誠蓋別墅,他捐給我們,故宮再把附近的地買下,這才安定下來。

來以前,我們對台灣是一無所知。有一個同事是福建人,跟他學幾句閩南語好玩,也沒想到會到台灣。台灣很多東西都新鮮,荔枝我們在北平沒吃過,也沒看過鳳梨。那時聽人說木瓜有腳的臭味,所以我到台灣好幾年都不吃木瓜,現在反而最愛吃木瓜。

記得那時候故宮展覽文物,本地人逛故宮跟逛廟一樣,人多極了,一到星期天都擠不進來。其實他們看了也不懂,問他好不好,他說「好」,問他怎麼好,他就說「國寶嘛!」那時台灣人真的很純樸,對我們也很好,沒什麼省籍差別。

在台灣我也享了四十幾年的福。剛來時一天到晚老想打回大陸,家具都買竹子的,以為一走一丟就完了,沒想到待這麼多年。

四十多年,這兒總是家了,對這裡吃、住、氣候都習慣。現在我也不想回北平,太冷了,反而不習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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