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弦／我是台灣的「世祖」
河南人，民國二十一年生。早期在軍中從事文藝創作，為台灣現代文學創作前輩，現任聯合報副總編輯。
人家從軍是熱血沸騰，我是胃在燃燒，餓極了才從軍。
那時我是流亡學生，跟著學校從河南一路跑到湖南，我們餓了好多天，有的同學死在路上。一進城裡看到張貼大字報，套紅大字寫著「有血性有志氣的青年到台灣去」，我就跑去看，那邊正好煮了一大鍋肉，想想有東西吃不要走了，就報了名從軍了。
招兵站的人告訴我們，台灣這地方好得不得了，一年四季都是春天，臘月天還可以吃到西瓜；而且一到台灣，每個人還可以發一條美國軍毯，這誘惑很大。我就這樣坐了最後一班火車的火車頂上到了廣州。
我是坐一艘五千噸的「忠民號」來台灣的。船上很擠，我擠在甲板上，暈船是吐得一蹋糊塗。我們在高雄下岸，一踏地，想台灣是一個島，就踮起腳，以為這樣就可以看到島的全部，那時根本不知道島是什麼樣子。人家給我們吃黃香蕉，我說要青的，比較新鮮，哈哈哈，真土！
後來我被分到陸軍八十軍三四０師一０二０團通信連，這個號碼我是永遠不會忘的。晚上第一次站衛兵，班長叫我到十二點時把燈關掉。問題來了，我不會看鐘，也不會關小燈泡那玩意兒，竟然用三八步槍還上刺刀去戳燈泡想關掉它，土得一塌糊塗。
我們到台灣也沒發什麼美國軍毯，只發了聯勤軍毯，兩個人一條，晚上兩個人睡覺拚命搶毯子。那時我們都穿紅短褲、打赤膊，用破布打草鞋，真的有大時代的感覺。
怎麼想也不會想到就在台灣待一生啊！
我還記得我要出門時，母親來送我，我還不耐煩；母親給我烙了一個油餅放在背包上，我還兇她。小孩子走走就走遠了，我記得我並沒有回頭看她。那時把出門當成遠足，那曉得竟是永訣。坐在船上，還覺得好玩，不會想家，真是「可憐小兒女，未解憶長安」。到台灣後很多人想家想的自殺，我們軍隊晚上鬧營，幾百人狂叫，好像發神經病一樣。
漸漸地在台灣有了朋友、事業，成了家，在左營認識了張默、洛夫那一群朋友。台灣的一點一滴都跟我緊緊結合在一起，在鳳山有我童年的留戀，我在那兒成長，再回鳳山竟會有近鄉情怯的感覺。還記得那時我們幾個朋友一起去書店偷書；買一張電影票，進去之後再扔出來給下一個進來，我們叫它「二賢傳道」，那時我才二十出頭啊。
四十二年後才又見到家鄉，回去就像李伯大夢，夢醒了，爹也死了，媽也沒了，玩伴兒都變成老頭兒了。返鄉的夢破了，我才真正意識到我的根是在台灣，在台灣的家譜上，我就是世祖，那個大陸的家已不存在，我是「台胞」了。
陶英惠／想辦法在這裡活下去
山東人，民國二十三年生，隨山東子弟五千人流亡至澎湖，進入澎湖防衛司令學校就讀。現任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
民國三十七年中秋節，濟南淪陷，我們山東中學生開始向南流亡的日子。我跑到廈門，在校長的幫助下，坐小漁船到澎湖，那時以為澎湖也是台灣。在濟南的時候，我聽一個朋友說要去台灣受訓，我問過他台灣在那裡。
一到澎湖就遇上颱風，人都站不住，又飛砂走石，心裡想台灣怎麼這樣窮這樣苦，山東老家都比這裡還要好。那時我們就進澎湖防衛司令學校唸書，在學校吃飯也吃不夠，每到吃飯就開始搶飯吃。那個時候是吃大鍋飯，吃都吃不飽，每天都是在半飢餓狀態中。
我們是借住在今天的馬公國小，吃飯、睡覺、上課，都在同一間教室，上課時還是用肥皂箱當書桌。我們穿學校自己做的短褲，上衣也像內衣一樣。剛到澎湖，看到那邊的人都穿木拖，覺得很好玩，後來我們也穿，我們叫它「呱咯板」，每天都聽到呱咯呱咯的木拖聲。
那時我們年紀小，對大局也是懵懵懂懂的，每天都唱「反攻反攻反攻大陸去」，也沒有能力判斷能不能回家去。我記得，在澎湖過第一個中秋節時，晚上月亮好亮，老師怕我們這些小孩子想家，就發給我們一人一顆糖，老台幣五毛一個的那種圓糖。我們年紀小，有糖吃什麼都好，糊里糊塗地也不知道想家。
我們是有五千多個山東學生一起撤退來到澎湖，生活上是大家在一起，不會有什麼不習慣的地方，我們也不能隨便上街買東西，也沒有錢買，所以也沒有機會和本地人接觸，台話也不會說。
在澎湖待了三年，學校要遷到員林，我們又坐船到台灣，我想台灣生活一定比澎湖更好吧！到員林時，台灣那時正好鬧糧荒，學校裡每餐都吃地瓜，教室裡都是吃地瓜後排出的那個臭味，哈哈哈，到今天還不能忘記。
來到台灣真正感覺到恐慌，是在高中快畢業那時候，以前在學校再怎麼苦還是有飯吃；畢業後如果考上大學，這裡又沒親人，沒有錢要怎麼念書；如果考不上，要到那兒去？我真的很怕，大家都不敢畢業，考試卷發下來，簽了名就交上去，我們告訴老師想要留級，那時留級成了流行病。
後來我考上台大，學校有大陸救災獎助學金，才解決我對未來的恐懼。一進大學才想到回家是不可能了，反攻是沒什麼希望。既然沒希望回去，就得想辦法在這裡活下去。我常想幸虧我是跑出來，否則能不能活到今天都不知道。
侯佑宗／簽了四十二年約
河北人，民國前二年生。自小即跟隨國劇班子到各碼頭表演，曾任顧正秋劇團文武場指導，現任教國立藝術學院，在菊壇有「鼓王」之稱。
從小我就跟著劇團在各碼頭跑，民國三十七年我和顧正秋在南京下關表演，徐蚌會戰打得緊，在南京都沒東西吃啦，買賣鋪子都關門，連飯館子都不開門。那時台灣婦女會和顧正秋接洽，要我們簽兩個月約到台灣表演，我們想情勢不好，乾脆到台灣去躲避躲避，看沒問題了再回來。
我們是雙十節到台灣表演的，等啊等啊，過了年，上海也沒了，統統大撤，全往台灣退，回不去了，我想怎麼辦呢？只好再簽約，兩個月的約，簽到現在四十二年。
剛來台灣就感覺好熱，穿衣服都不習慣，我從大陸帶來的衣服都沒用著，一直過了七、八年才慢慢適應這兒的天氣。
那個時候，台灣是日本的味道，我們一來看這裡的人挺好。我們到下面雜貨店買一包香菸，老闆把你送到門口，還向你鞠躬說：「阿里卡多。」這全是日本味。本地人穿「呱咯板」，我看了很不習慣。他們吃飯是拿了便當坐在門口台階石上吃，都是吃些黃蘿蔔乾哪！現在不同了，全發財了。
在台灣就想只待兩個月，在大陸跑碼頭，也是最多兩個月就回家，沒有這次這麼長。那時常想「明年就回去了」，明年明年，就到現在了。來到這兒，只有一個人哪！太太、兩個女兒都在大陸，起先還託香港朋友寄錢回去，後來就斷了。我一直在等，等了十多年哪，我自己一個人住，有時得病，連一口水都沒辦法兒喝。
在大陸我不抽菸也不會打麻將，都不會玩。到這兒人家教我玩，我實在太苦太悶了。有一次大家玩累了，我坐在那兒，看到香菸，就拿了一根「三五」的抽起來。人家問我怎麼抽菸哪，我說算了，我太苦悶了，就這樣抽起菸，抽了三、四十年。幸虧後來遇到我現在這個太太，生活安定，苦悶的心情才比較好。
我們在台灣表演，那時很多本省人很愛聽國劇，也不是很懂，從他們嘴裡唱出來就不是味道，現在他們都會了，光台北就有兩百多家票友社。我有一個本省籍的學生，跟了我四十多年，那時我教他鑼鼓，他上課時還帶一個翻譯，他不會說國語，我不會說台灣話，上課就由這個翻譯你一句我一句地教，到現在都沒斷。
回想剛上台灣，是來觀光、來賺錢的心情，覺得很好玩，日子一長就覺得不好玩，老想回家，後來知道回不去了，就想待在這兒吧，認命吧！現在我很後悔，那時買房子才幾千塊，我老想我是大陸人，我要回去不要買房子，以我那時的經濟狀況，買十棟沒問題，如果買了，這不發財了？想想過去的想法是錯了，這兒就是我的家了。
羅超群／孫將軍要我來
廣東人，民國十一年生。原任廣州大光報攝影記者，後追隨孫立人將軍，成為孫將軍的專屬攝影師。
民國三十四年抗戰勝利，新一軍在廣州接收，我那時是廣州大光報攝影記者，有機會和孫立人將軍見面，從此我就加入新一軍，追隨孫將軍，給他們拍一些照片，我想跟軍隊拍照比較刺激一點，也比較有意義。
三十七年我回到廣州開一個報導東北戰況的攝影展，本來想要做全國巡迴展覽，但是到處都不安寧，就暫時停止。共產黨來廣州，我非走不可了，抓到連命都沒了，我的罪名是文化特務、大地主惡霸，有七、八條罪名。我就換了一套西裝，和孫將軍的秘書一起打算先到香港。到了邊界，碰上土共打劫，連鞋子、衣服都給我剝掉，只剩汗衣汗褲，孫將軍的秘書把鑽戒含在嘴裡，才沒被搶走。我就穿了內衣內褲走了一天一夜才回到家，冷得直發抖。
我是第二次才走成，我爬過鐵欄杆到火車列車長室，列車長認識我，讓我坐這最後一班江南火車到九龍。一到香港，立刻和台灣聯絡，孫將軍希望我到台灣，很多朋友勸我不要來，因為那時這邊動盪不安，也很危急，但是我還是來了。
我從香港坐船，在基隆上岸，有很多人來接我。我覺得台灣和長春、瀋陽很像，建築都差不多。台灣人也很樸素，衣服料子也不好，女孩子都穿木拖，那時還是燒煤球。我們在大陸是天天玩、跳舞，這裡什麼都沒有。那時我們很闊氣，還請了兩個台灣下女來幫忙。
到台灣我先去鳳山跟孫將軍報到，他要我把頭髮理一理，我就剃了光頭，到校官隊去受訓。我們在軍中是南腔北調，各省的人都有，但是沒有台灣人。我一個月薪餉是三百多塊，都沒拿回家，全送給朋友。我運氣比較好，當初共產黨接收大光報，還用我名字發表照片，這邊就有人打我小報告，說我在匪報做過事，我找人證明之後也沒事了。那時候「李鴻案」發生，風聲鶴唳，我們一些同事被關起來，有一個同事跟我講要我準備準備，也許就要被關了，到第二天，反而是他被關起來。我去看那些被關起來的朋友，還送他們每個人五十塊，保防官連他們有什麼罪都搞不清楚。
那時天天講反攻大陸，天天我們都夢想要回去，我知道孫將軍也有些計畫是要反攻大陸的。要不是這些口號，我也會有我的打算，那時我還有點錢，可以開相館，結果以為不久要回去，就把錢都借給人家，自己反而都沒有了。
我太太來台灣時還帶米過來，怕不習慣這裡，幾十年住下來，我的小孩在這裡念小學、中學、大學，就把台灣當做家了。
常楓/台灣就是天堂
哈爾濱人，民國十二年生。在大陸即從事戲劇工作，到台灣後曾加入空軍康樂隊，現服務於華視。
我是隨裝甲兵的船到台灣的。在東北我們部隊和共產黨打仗，打得東西都丟得光光的，我們做戲劇工作的團員也都散掉了。我到上海又再招兵買馬，一起加入裝甲兵，這才到了台灣。
軍艦一到基隆港的碼頭，我見到香蕉非常驚訝，賣香蕉的小船到船邊賣，大伙兒也不管要多少錢，買了就剝來吃。一到岸上，看到的都是日本風味；木屐聲、賣魚丸的叫賣聲，按摩女的吹笛聲，感覺又到了另一個地方。我們上火車後就直接到台中，安頓在一個佛教會館。
住沒多久，話劇「惡夢初醒」開拍，借重我們這些人支援，那時雖然很苦，但是很愉快，我們像是有了工作，錢不多，但精神很好。
之後，我們經常要去慰勞友軍，每到一個基地演出都非常受歡迎，官兵看到我們像看明星一樣。那段生活就是上卡車，到某個單位表演；再上卡車，到另一個地方繼續表演。
真的沒想到會從哈爾濱來到這麼遙遠的台灣，當時只有一個想法：政府往那兒遷，我就往那兒去。剛來台灣，大家說很快就要回去了，我也沒有很急躁的心情。總是經常會有思鄉的心情，但是大家都不去談這個問題。
過年過節，大家會比較激動。有一年中秋，幾個同仁吃完飯，在榻榻米房間裡，大伙兒半躺半臥，你唱一句我唱一句，不約而同地唱得都是悲調。這時突然有人把燈打開，我看到每個人的眼角都有眼淚，大伙兒都露出帶著淚光的笑容。
在老家時，我學過幾何日本話，在台灣這幾句也幫了我很大的忙。我有一次送衣服去洗，跟洗衣店老闆聊幾句日本話，他對我就非常親切，甚至招待我去家裡吃飯。
這幾句日本話甚至還救了我一命。我剛到台中，晚上靠窗口睡覺，吹了風感冒，到醫務所看病，醫官說我是打擺子(瘧疾)，給我打了一個禮拜的奎寧針，差點沒送了命。同仁把我抬到台中醫院，醫院看我這樣本來不收我，在最緊要的關頭，我從前因為會講日本話，和一個本省籍的醫學博士認識，他正好在這間醫院，這才把我收下。他對我非常好，要我多吃魚肝油，從此病慢慢好了，人也開始胖了，將近七十公斤，這是我最胖的時候。
在台灣雖然沒有立什麼大業，總算也成了家，生活安定下來。這麼多年，無形中好像走到樂園來，台灣真是寶島啊！和大陸比，台灣不就是天堂嗎？
我在參加電視劇「寒流」演出時就想，今天即便能回家，我也不回去。我唯一遺憾是我走的時候母親正在生病，弟妹也還小，我都沒能照顧他們，直到今天都沒有一點消息。
那志良／享了四十幾年福
民國前五年生於北平。十四歲就隨老師父進故宮清點文物，抗戰後隨故宮文物南遷。現於台大、師大等校，教授古器物學課程。
從抗戰開始，我就跟著故宮文物到處跑，原先以為勝利可以安定下來，沒想到又得跑共產黨。
政府一看時局不對，就派我們把文物運到台灣來。故宮文物總共分三批運來；第一批是坐海軍登陸艇，船上還帶了一條狗，船走到海上，風很大，船搖得厲害，箱子呼嚕呼嚕叫，狗也哀哀叫得很淒慘。
我是第二批來，押了九百多箱文物，這回我們是雇了招商局的船，不大搖。可是我沒航海經驗，感覺還是不舒服。
一到基隆，船一靠岸，看到很多賣杏仁茶的在喊：「呷茶哦，呷茶，」覺得很新鮮。底下有好多木船都是賣香蕉的，一看價錢便宜，我們買了一大堆，後來吃膩了，不愛吃。當初我們在南京吃香蕉很貴的，買香蕉只能買一根哪。
後來我們就坐火車，感覺和坐大陸電車一樣，走走停，真不像是在坐火車，那時候公路局的車還跟火車賽跑，我看那汽車好危險。 想想我們住南京，那時去買米，街上都有人搶，亂得不像樣，東西價錢也亂；一來台灣又安靜，東西又便宜，買東西不用要價還價。那時候街上只有人力車，我們走路還在馬路當中走；現在啊，馬路邊都不敢走啦。
文物運台灣是政府決定的。我們在大陸聽人講台灣最好的地方是台中，所以來這兒找庫房，也儘在台中找。起初我們把文物擱在台中糖廠的倉庫，廠長說一要產糖，我們就得搬。後來在霧峰山地蓋了庫房，每次只能展覽兩百多件，沒人看；最後才到台北，人家送士林這邊的一塊地給陳誠蓋別墅，他捐給我們，故宮再把附近的地買下，這才安定下來。
來以前，我們對台灣是一無所知。有一個同事是福建人，跟他學幾句閩南語好玩，也沒想到會到台灣。台灣很多東西都新鮮，荔枝我們在北平沒吃過，也沒看過鳳梨。那時聽人說木瓜有腳的臭味，所以我到台灣好幾年都不吃木瓜，現在反而最愛吃木瓜。
記得那時候故宮展覽文物，本地人逛故宮跟逛廟一樣，人多極了，一到星期天都擠不進來。其實他們看了也不懂，問他好不好，他說「好」，問他怎麼好，他就說「國寶嘛！」那時台灣人真的很純樸，對我們也很好，沒什麼省籍差別。
在台灣我也享了四十幾年的福。剛來時一天到晚老想打回大陸，家具都買竹子的，以為一走一丟就完了，沒想到待這麼多年。
四十多年，這兒總是家了，對這裡吃、住、氣候都習慣。現在我也不想回北平，太冷了，反而不習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