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軍撤離蚌埠，徐州剿匪總司令部撤銷」。
「上海浦東國軍與共匪發生激戰」。
「上海失守」。
「國軍撤離廣州」。
「行政院緊急會議，決議遷都台北」。
直到四十二年後，一頭華髮的中華經濟研究院院長于宗先依然清楚記得，當年他冒死逃離要開往海南島作戰的軍艦，跳上基隆碼頭的那一天。
南腔北調、鄉音混雜的大陸青年，背貼著背在甲板上不安地騷動，既焦躁又興奮地指著一片青蔥美麗的陸地。軍艦在基隆港稍事停留，本地小販駛了滿載香蕉的木船朝艦艇划去。一輩子沒吃過香蕉的唐山軍人，迫不及待掏出身上僅有的大頭(銀元)，搶著買以為是代表新鮮可口的青香蕉。
那個藉口買暈船藥矇混下船、急急鑽入開往台北的火車的襤褸青年，躲過海南島一次可能永無生還希望的噩運，如今舒適地攤坐在寬敞的辦公室沙發椅上。憶及往昔，滿口山東國語的于宗先壓不住萬千感慨，嘆口氣說：「做夢也真的不會想到在台灣待這麼久。
大時代小縮影
于宗先的故事不過是一個大時代的小縮影。
民國三十幾年大陸烽火漫天，有一百五十多萬像他一樣遭逢戰亂、莫可奈何離鄉遠行的大陸人，第一次橫渡惡海，來到此地成家生根，不知不覺地成為台灣的「移民」。
遵循著中國歷史上數次大移民的軌跡，這一波遷移潮也是在「避秦之亂」的逃難大背景中，迫於現實政治飄來陌生遙遠的台灣。在到台灣以前，大陸移民對台灣的認識多只限於地理課本上寫的「生產香蕉和糖」；有的人連台灣到底有多大、位置在那裡都還搞不清楚；甚至一些軍艦駕駛是看著地圖邊找邊認才開到台灣島。
一位年近七十的退役少校，到今天仍然能朗誦小學時在課本上背得滾瓜爛熟的一首歌謠：「台灣糖，甜津津；吃著白糖仔細嚐，此糖造自台灣來……」孩提時背這首歌謠，雖然不曉得「台灣是啥玩意兒」，但年幼的他心中希望有一天能到台灣來吃糖。「誰知道真的上了台灣！」髮蒼鬚白的老先生在堆滿善書的小房間內不堪回想。
即使對閱歷廣博的新聞記者而言，台灣也照樣是個未知數。台灣消息唯有發生重大新聞時才會出現在大陸報紙上。當初在南京中央日報做記者的王洪鈞聽別人形容台灣是個「鳥不語花不香，男無義女無情」、社會人文景象貧乏的荒島。
住慣大陸的人，根本無從想像偏僻的台灣島是什麼樣子。前年表演工作坊推出的「這一夜誰來說相聲」中，在上海的父親告誡要到台灣的兒子就說：「台灣哪，颱風多，地震多，不是什麼人住的地方。」
摸索溝通訣竅
多半的人就是這樣懵懵懂懂地到了台灣，開始另一種生活。女作家潘人木談起初到台灣第一天的新鮮感覺時忍不住大笑，沒見過榻榻米，也不知道這就是床，兩個小孩子在榻榻米上樂得跳來跳去，就這樣度過在異鄉的第一晚。
在台灣生活的感受，是和過去大陸生活比較後得來的。
從大都市來的人，感覺是「從天堂掉進地獄，」一位當年金華大學的女流亡學生比擬。沒有上海的十里洋場，也缺少南京的鶯鶯鳥囀，台灣的簡單平靜和過去的繁華恰成強烈的對比。像白先勇筆下那耽溺於懷舊的台北人，「台灣好單調，」一名上海女學生向父親抗議，吵著要回上海，她過不慣台灣這樣「無味」的生活。那時生活中唯有的娛樂是上新世界看一場李麗華、蝴蝶的電影。
三十八年押運「總統公報」以及立監委、國大代表選票來台的東海大學校長梅可望從廣州一到基隆，找了老半天才勉強找到一家賣炒米粉的小店吃飯。「台灣真是落後」，住南京多年的梅可望對台灣的第一印象仍懸在落後貧窮。
來自貧苦內地的鄉下人，對台灣生活較滿意知足。生長在安徽鄉下的中研院總務組專員孫茂如細數剛到台灣時的薪水是七十幾塊台幣，折合幾十個大頭，他得意地寫信回大陸，告訴親友在台灣賺很多錢，而且也有飯吃。
語言隔闔是任何移民逃脫不去的重要障礙。不懂台語的大陸人上街買東西不是帶著翻譯，就是比手畫腳猜測一番，一點一滴摸索溝通的訣竅。
蓄著小平頭的孫茂如憶及從鳳山坐火車北上，途經鶯歌時，月台小販用台語喊「便當，便當」，他納悶這個用木片包裝、名叫「便當」的小盒是做什麼用的。當時很多內地來的人管便當叫「便而不當」，十分不習慣。後來入境隨俗，便當竟成每日不可或缺的隨身物。
雨天坐三輪車
任教於省立台中高工的段冰如，來台不久後擔任小學老師，有一次做家庭訪問，學生家長說他自己的職業是「做山」(山上種果樹)，她一楞，不知道山要怎麼做。
儘管台灣氣候、語言，乃至於習慣迥異於大陸，生活總是有一套公式，從生澀逐漸習以為常，最後變成舉手投足間的反射動作。多年後大陸移民不但已通應此地氣候，有些人再回大陸反而對乾冷的空氣敏感，甚而會脫皮。在北平長大的潘人木乍到台灣，最不習慣進屋要脫鞋的規矩；久而久之，脫鞋入屋不知不覺地成為她的「生活習慣」。
木拖(木屐)呱答呱答響踏寂靜的清晨；臉上用心裝扮，卻光著雙腳的台灣婦女蹬了腳踏車交錯在人車稀疏的街道；一到晚上，按摩女如怨如泣的吹笛聲滲入刺骨的夜風；這一幕一景細細網出移民初來所經歷的台灣生活。
「悲歌可以當泣，遠望可以當歸。」思鄉情緒揉雜在刻苦簡陋的移民生活中。畫家楚戈回憶在部隊裡，大家經常是想家想得掉淚，又回不了家，心情更加苦悶。
有些人悶得舉槍自殺，有的發瘋；楚戈自己則將滿腔怨怒轉而發洩於寫作和繪畫。來台灣這一遭，「造就了很多人才，也犧牲了很多人才。」楚戈低聲難過地說。
對未來懷有的恐懼是大陸移民另一項煩惱。大多數人認為不會在台灣待太久，把未來寄託在大陸。文化大學教授王忠華表示，當初一廂情願地以為事業、大好前途都在大陸，不是台灣。
「將來要何去何從」是最大的困惑。新聞前輩王洪鈞用「雨天坐三輪車，不知車夫要把車拉到什麼地方」來形容移民對前途的茫然。
退居台灣的人，早年大多數是抱持「暫時住一住」的念頭，總以為「明年就要回去了」。王忠華民國二十七年結婚時，只買幾個大碗，家具日常用品都沒有準備。他的台灣太太勸他買下大直附近一坪六塊錢的土地，他不以為然地回她：「就要回家啦，不愁沒房子住。」不買房子、做臨時打算是當時大陸人的「流行通病」。
「二二八」歸入青史
雖不是出於自我意識，這群大陸人慢慢熟悉這片土地，並在這裡生根發芽，無形中也溶入了台灣。七十出頭的潘人木笑著說，現在她到任何地方都會說自己是「台灣來的」。而和大陸現狀一比，大多數的移民更肯定；雖然離鄉背井，這條路畢竟是走對了。 在台灣史上的兩次大移民潮中，民國三十幾年這一波是人數最多、影響也最大的一次。鑽研台灣史多年的輔大歷史系教授尹章義分析，這一波移民最顯著的特色是以中央政府遷都的方式進行。從此，在這個過去不受重視的小島有了代表中國大陸的總統、民意代表以及中央部會；而台灣在政治舞台上也因此占有一席之地。
運送政府重要公文、人事資料來台的梅可望指出，從大陸移植過來的典章制度，讓台灣有了可遵循的模式，不致因倉促的撤退措手不及。
兩次秘密從大陸中央銀行運來的黃金，則對台灣早期的建設影響至鉅，政府就靠這些黃金發行新台幣，穩住金融秩序。中研院近史所研究員陶英惠從學術觀點考量，當初能到台灣的大多是各省的菁英，無論在硬體建設或軟體制度都有很大貢獻。中研院、故宮的遷台，以及國際知名大師如胡適、傅斯年、郎靜山等的來到，更提升台灣在學術、文化上的分量。
尹章義則從台灣社會現象來衡量這波移民的影響。一百五十多萬的外省移民，改變台灣既有的人口結構。台灣原是泉州、漳州、客家三足鼎立的局面，湧進了近原來人口三分之一的各省人士，打破這樣的人口均勢。
大陸移民到來之前，根據史學家研究，台灣島上有很強烈的語群意識，泉、漳、客各有自己的語言，沒有共同的語言。中央政府遷台，大力推行國語運動，語群意識逐漸被沖淡。
七十九年十二月八日，懷恩堂首次舉行二二八和平禮拜，標舉用愛來化解本省人和外省人彼此的誤解。民國三十六年發生的二二八事件象徵著本地人和外省移民之間的潛在衝突。事過境遷，國立編譯館即將在高中歷史教材上增列二二八事件內容，李總統和行政院郝院長也曾針對二二八表示己有處理的方案。這齣悲劇，就要坦蕩蕩地歸入青史中。
基隆碼頭，冬陽暖暖。港堤欄杆上依著清閒的男女老少，大小船隻停泊在蔚藍的海邊。
「阿山就是偎遮來的(從這兒)，」柱了拐杖的老先生指著碼頭說，布滿皺紋的臉頰眺向遙遠碧闊的大海。
縱使賣香蕉的小木船早已不復存在，那第一次聽到的吆喝聲，在移民者的心中卻清晰瞭亮如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