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沒有二次世界大戰，邱吉爾會不會名留千古？沒有北伐、抗日，蔣中正能不能成就豐功偉業？很難說。
政治學者約翰．迦納(John W. Gardner)在其著作「談領導能力」(On Leadership)」一書中指出，評估一位領袖，絕不能將他抽離所屬的時代和環境。中國人說「時勢造英雄」，迦納也認為時代、環境，甚至被領導者的文化、素質和需求等客觀條件，為傑出的人才提供了發揮的空間；但相對的，只有偉大的人才能充分運用時代，甚至創造時代。
偉大的領袖必須兼備許多特質－－知識、勇氣、勤奮、堅毅、使命感、群眾魅力……，而最重要的是遠見。一般人只關心也只能看到自己腳下的這塊地方；領袖卻必須能登高望遠，看到地平線的極處，為群眾設定一個遠大的目標。當美國甘迺迪總統說：「我們要將人類送上月球」；黑人民權領袖金恩博士說：「我有一個夢，有一天……黑人小男孩、小女孩能和白人小男孩、小女孩，像兄弟姐妹一樣地手牽手。」時，他們已為群眾設下了長遠追求的目標。
美國前總統尼克森指出，領袖和管理者的差別正是在於：「管理者只要把事情做對就夠了，領袖卻必須決定什麼才是該做的事情；管理者只要管好今天和明天的事，領袖卻要去想後天的事，」因此領袖必須有決策的智慧，而這「智慧」的背後，需要知識、才智和天賦的直覺。
直接聽到上帝旨意
由於大部分的追隨者可能根本無法想像遠大的理想可能成其，因此領袖還必須擁有激勵群眾認同並跟隨其目標的說服力。
迦納認為，領袖必須是偉大的溝通者，將樂觀的精神和堅強的鬥志灌輸給群眾。尼克森指出，群眾必須以理說服，但要使他們起而行，則必須動之以情，因此他在其著作「領袖(Leaders)」中透露，他所認識的偉大領袖無一不是傑出的演員，藉手勢、語氣、姿態、眼神，向群眾傳達語言之外的影響力。
領袖必須有強烈的自信，不但相信自己所見絕對正確，而且除自己以外，別無他人能夠勝任引導群眾的使命。一位法國政論者批評戴高樂：「他自以為和上帝之間有條熱線，做決策只需要拿起話筒，就可直接聽到上帝的旨意。」然而迦納引述金恩博士的話：「最重要的是，先教他們學會自信」，領袖的自信能傳達給群眾無與倫比的權威與能力，進而激起群眾內在潛藏的積極性與活力。
領袖還要有超人的毅力。許多時候領袖的見識超越群聚的理解太多，而遭到群眾的誤解，甚至棄絕；這時候偉大的領袖不應隨從俗流，必須堅持到時機成熟時，再貫徹理想。
尼克森和迦納都以邱吉爾為例，說明民意只能做為參考；如果邱吉爾順從民意對和平的需求，對希特勒也採取安撫立場，則二次大戰爆發時，英國勢將無人領導。尼克森更直率地表示：「如果領袖完全順從民意測驗，他也許能夠當選，但絕對成不了大事。一個偉大的領袖不必跟隨民意，他領導民意。」
領袖也必須有組織能力、知人善任並充分授權，才能在遠大的目標設定後，建立一個健全的體制加以執行。他還需要有妥協的智慧，在該讓步時讓步，以贏得主要的勝利。
最後，領袖必須有卓越的道德感。他運用權力，但不是為了享受權力的滋味，而是為了貫徹理想；他創造歷史，但不是製造災難，而是將人類的生活帶到更美善的境界。符合這些條件的偉大領袖實在太少，但他們名垂青史，令人難忘。
(取材自Richard Nixon著Leaders;John W. Gardner著On Leadership)
邱吉爾／不受歡迎的先知
政治學者迪倫曾說：「在戰爭中，人只能死一次；在政壇中，人死是為了再爬起來。」邱吉爾的仕途為這句話做了最好的見證。
一九三０年代，邱吉爾針對德國整軍經武，向英國人提出警告，使他在一個自欺的國家中成了不受歡迎的先知。但是他的警告在一九三九年夏天，德軍的死亡坦克突然輾過波蘭國境時，不幸地獲得驗證。當時的英國首相張伯倫立刻徵召邱吉爾擔任海軍大臣；從倫敦到英國軍艦，「邱吉爾回來了」的訊息頓時傳遍各地。
一九四０年五月十日，年已六十五歲的邱吉爾終於被任命為首相。他寫下自己的心情；「當我深夜三點上床時，內心充滿無以名之的輕鬆。我終於有了掌握全局、決定方向的權威，覺得自己好像與命運之神相偕而行，我過去的生命都是為了這一刻、這個大考驗在做準備。」
走在時代前面
二次世界大戰成為邱吉爾發揮超人才智和風格的背景；偉大的領導能力總在悲慘的戰爭中更加凸顯，毋寧是件可悲的事實。
在邱吉爾看來，盟國雖然打敗了義大利、德國和日本，二次世界大戰的結果卻只是慘勝。英國人民仍然要生活在窮困拮据中，更令人不愉快的是，雖然英國人歷盡痛苦、犧牲、奮鬥，卻再也無法回復以往領袖群倫的地位了。
早在戰前，邱吉爾就特別重視英美關係，但在戰後，他卻必須為了英美團結而忍氣吞聲。即使他認為戰後美國的對蘇政策太過天真，卻並未因此與美國絕裂。他那篇著名的演說－－「鐵幕」，主要是為了鼓吹英美合作，抗拒蘇聯的擴張。然而這篇預言式的演說在當時卻引起極大的爭議；羅斯福總統夫人斥之為危言聳聽，英國國會有一百名議員將之貶為「垃圾」。
三０年代邱吉爾警告世人納粹的威脅，許多人拒絕面對現實。二次大戰後，隨著聯合國成立，許多人期待、祝禱國與國、人與人的和平來臨；當四０年代邱吉爾提出蘇聯擴張主義的危機時，這些人仍然拒絕相信，但事實證明邱吉爾又對了。再一次邱吉爾走在時代的前面，領導民意，而非跟隨民意。
如果當時邱吉爾的見解能壓倒羅斯福的主張，世局將截然不同。邱吉爾對大多數的事都有正確的判斷，他也不像其他許多領袖，為了權力而追求權力；他追求權力是因為他真的相信自己是唯一擁有能力、勇氣和品格，來解決時代危機的人，而他是對的。
戴高樂／法國精神的守護者
說戴高樂永垂不朽一點也不過分，他的人生方向就是照自己的意思塑造歷史。
戴高樂早在未成名之前就高瞻遠矚。他獨排眾議，反對倚賴馬奇諾防線；反對與希特勒謀和；反對法國第四共和軟弱無能的政治制度；而事實證明他都是對的。
預言成真
一九三四年，他寫了一本關於現代戰爭理論的書，名為「未來軍隊」。書中說，未來戰爭中，機動性和攻擊力將居主導力量。他的主張在法國並不受歡迎，菲利浦將軍稱之為「耍嘴皮子」；威格將軍更認為這是「惡毒的評論」。這本書在法國只賣出一千五百本，其中兩百本還是德國人買去的。
德軍入侵法國前四個月，戴高樂警告法國人，無論政府如何強固馬奇諾防線，德軍仍會摧毀它；而一旦馬奇諾防線崩潰，德軍的機動部隊將在六小時內長驅直入，攻占巴黎。一九四０年六月十四日，預言成真。
然而當法軍在德軍面前潰敗，許多法國人都認為已無可挽因時，戴高樂卻相信戰爭並未結束，而是剛剛開始。他飛到倫敦，決定即使法國政府已放棄抵抗，他仍要堅持到底；「法國只是輸了這一仗，但是並沒有輸掉這場戰爭。」
留給法國珍貴遺產
他首次從倫敦向法國人民廣播時說，法國人只要繼續堅持對抗，則在英軍的海上優勢和美國源源不絕的後勤支援下，法國終將贏得最後勝利。
在最黯淡的時刻，戴高樂承諾並實現了如此光明的遠景，成為法國精神的守護者，法國人不朽的偶像。
然而戰爭一結束，政治回復常軌，法國人卻拒絕接受他的憲政政革方案；許多左派政評家甚至指責他想建立獨裁政權。但戴高樂堅持由總統和國會共同諮商決策的合議領導根本不是領導，總統或總理應該「領導」議會，而不是「聽從」議會。
一九四五年底，他深知自己在這場憲政論戰中落敗，於是召集內閣會議，宣布辭職，然後昂首闊步走出房間，立即退隱。他堅信時機成熟時，法國人民自會尋求他的領導，這個時機果然在一九五八年到來。
在一九五四至五八年的阿爾及利亞獨立事件中，法國政府充分暴露了它的無能，戴高樂則冷眼旁觀，靜待當政者一切手段用盡；當他們終於來向他求助時，就不得不同意他的條件。
戴高樂要求第四共和政府的官員將他的修憲草案直接交付公民票決，順利成立第五共和政府。由於第五共和憲法的重心是總統制，部分人士因而批評他賦予總統過多的權力，但事後看來，這部憲法為法國政壇帶來的穩定，正是戴高樂遺留給法國人最珍貴的遺產。
描繪理想藍圖
戴高樂為法國描繪了一幅理想的圖畫，他期待法國人昇華法國精神，但民眾是平凡人，看不到遠景，只關心眼前，因此戴高樂的民族野心從未能實現，但他仍能藉著建造核子武器和退出北約組織，塑造法國的國家尊嚴。
戴高樂是現代的權威締造者，他並非永遠是對的，但即使是犯錯，他的錯誤也在歷史上留下有力的痕跡。
(摘譯自Richard Nixson著Leader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