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人論及「貞觀之治」，每歸功於魏徵、房玄齡、杜如晦等人的剛正直諫。實則阿諛取容之輩，何世無之？太宗之克己與納言，與群臣間形成「良性互動」，或應為主因。
「貞觀政要」記載：「貞觀十一年，著作佐郎鄧隆，表請編次太宗文章為集，太宗謂曰：「拼制事出令，有益於人者，史則書之，足為不朽。若事不師古，亂政害物，雖有詞藻，終為後代笑，非所須也。秪如梁武帝父子及陳後主、隋煬帝亦大有文集，而所為多不法，宗社皆須臾傾覆。凡人主惟在德行，何必要事文章耶？」竟不許。」竟不許三字可點可圈，因為著書立傳之事，政治人物有幾人受得了誘惑？而太宗居然批駁，乃使人覺得不一樣也。
其實，不是太宗謙虛，而是知自己非以文章見長。貞觀二年，他告訴房玄齡：「朕往為群兇未定，東西征討，躬親戎事，不暇讀書。」但是這點自知之明，並不是每個人都有的，很多政治人物，不免就「官大好著書」了。
終為後代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