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拒絕出版語錄

文 / 張作錦    
1990-1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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拒絕出版語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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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人論及「貞觀之治」,每歸功於魏徵、房玄齡、杜如晦等人的剛正直諫。實則阿諛取容之輩,何世無之?太宗之克己與納言,與群臣間形成「良性互動」,或應為主因。

「貞觀政要」記載:「貞觀十一年,著作佐郎鄧隆,表請編次太宗文章為集,太宗謂曰:「拼制事出令,有益於人者,史則書之,足為不朽。若事不師古,亂政害物,雖有詞藻,終為後代笑,非所須也。秪如梁武帝父子及陳後主、隋煬帝亦大有文集,而所為多不法,宗社皆須臾傾覆。凡人主惟在德行,何必要事文章耶?」竟不許。」竟不許三字可點可圈,因為著書立傳之事,政治人物有幾人受得了誘惑?而太宗居然批駁,乃使人覺得不一樣也。

其實,不是太宗謙虛,而是知自己非以文章見長。貞觀二年,他告訴房玄齡:「朕往為群兇未定,東西征討,躬親戎事,不暇讀書。」但是這點自知之明,並不是每個人都有的,很多政治人物,不免就「官大好著書」了。

終為後代笑

但是,歷史上政治人物的書傳,能流傳下來的,恐遠不如「終為後代笑」者多。不僅中國,外國人一樣雅好此道,華府的高官,一旦離開白宮、國務院或五角大廈,動輒出版巨冊回憶錄,或為自己貼金,或為他人抹黑,五色雜陳,以取悅讀者,一時間躍登暢銷書排行榜,看似洛陽紙貴,不久即沒沒無聞,年年再版的是「富蘭克林自傳」。

「人主」之言論,最能「震鑠古今」者,莫過於當年中國大陸的「語錄」,自總理以至庶人,「早請示,晚匯報」,要時時讀之,以求得指引與力量。醫生開腦手術成功,不是因為他的醫術精湛,而是拜事前恭讀「語錄」之賜。天安門廣場前,百萬紅小將手搖紅小書的瘋狂膜拜場面,是人類歷史上的奇觀。

去年三月在上海一友人家中,談及「語錄」,央他找本「原版書」,以解長久以來「仰慕」之渴。友人從牆角拉出一個蛛網塵封的舊籃子,在破釘錘、爛鞋子和瓶瓶罐罐中,居然找到一本。書已殘破,封皮自亦「紅顏已老」。其實,紅朝也早已老了,數風流人物,要看明朝。

在我們海峽這一邊,一度流行「訓詞」,各種重要集會,每以「讀訓」始。大概是黨的某屆某中全會吧,個人因採訪新聞,乃有緣參加「讀訓」。「訓詞」指出,人的死亡,有重於泰山,有輕如鴻毛。湯恩伯將軍保衛大上海,如當時殉職,是重於泰山,他最後卻死在日本醫院的病床上,是輕如鴻毛了。

讀訓不讀也罷

大陸之失,絕對有比湯恩伯應負更重大責任之人,若必須死節,還輪不到他。再說,以當年土崩瓦解之勢,即使湯氏殉城,亦無補於實際。「訓詞」毋乃太過嚴於責人而寬於恕己耶?

另一「訓詞」則譴責駐外使節在外人面前批評自己國家的領袖,是喪失國格和人格。大家都知道這是指的葉公超,而葉氏當時正以中央評議委員的身分,坐在台下「讀訓」。

喬治葉的孤傲,有人欣賞,有人不值。也許他真曾出言無狀,但他在外長任內先後完成中美共同防禦條約和對日和約,是於國家有貢獻的人,其失言之責已受削職、冷藏和禁足之處分,且時過境遷,何忍再當眾羞辱?這是有傷領袖的恕道的。

像這一類的「訓詞」,對於任何稍具辨別是非能力的人,不僅不能「變化氣質」,恐怕還產生反效果,倒是沒有也罷!

歷史反面教材

近讀十月二十六日「民生報」,赫然發現坊間已有五本有關現今中華民國最高當局的書。五本也許不算多,但始作俑者,其無後乎?人身崇拜和強人政治往往互為表裡,雞先抑蛋先頗難區分。不管孰先,最後都是戕害或犧牲了民主。

五本書中的一本叫做「站在歷史的轉據點上」,書名倒頗發人深省。今天台灣面臨一歷史岔路口,往那兒走?怎麼走?最高當局關係重要。他的部下、他的朋友、他的同道,以及一切支持他的人,要幫助他「制事出令,有益於人」,從而創造歷史,並讓他本人也走進歷史。

不過可以理解的是,自己編的、或「著作佐郎鄧隆」之類人編的「語錄」,多半不會成為歷史--只是有時成了歷史的反面教材。

本文出自 1990 / 12 月號

第054期遠見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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