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人論及「貞觀之治」，每歸功於魏徵、房玄齡、杜如晦等人的剛正直諫。實則阿諛取容之輩，何世無之？太宗之克己與納言，與群臣間形成「良性互動」，或應為主因。
「貞觀政要」記載：「貞觀十一年，著作佐郎鄧隆，表請編次太宗文章為集，太宗謂曰：「拼制事出令，有益於人者，史則書之，足為不朽。若事不師古，亂政害物，雖有詞藻，終為後代笑，非所須也。秪如梁武帝父子及陳後主、隋煬帝亦大有文集，而所為多不法，宗社皆須臾傾覆。凡人主惟在德行，何必要事文章耶？」竟不許。」竟不許三字可點可圈，因為著書立傳之事，政治人物有幾人受得了誘惑？而太宗居然批駁，乃使人覺得不一樣也。
其實，不是太宗謙虛，而是知自己非以文章見長。貞觀二年，他告訴房玄齡：「朕往為群兇未定，東西征討，躬親戎事，不暇讀書。」但是這點自知之明，並不是每個人都有的，很多政治人物，不免就「官大好著書」了。
終為後代笑
但是，歷史上政治人物的書傳，能流傳下來的，恐遠不如「終為後代笑」者多。不僅中國，外國人一樣雅好此道，華府的高官，一旦離開白宮、國務院或五角大廈，動輒出版巨冊回憶錄，或為自己貼金，或為他人抹黑，五色雜陳，以取悅讀者，一時間躍登暢銷書排行榜，看似洛陽紙貴，不久即沒沒無聞，年年再版的是「富蘭克林自傳」。
「人主」之言論，最能「震鑠古今」者，莫過於當年中國大陸的「語錄」，自總理以至庶人，「早請示，晚匯報」，要時時讀之，以求得指引與力量。醫生開腦手術成功，不是因為他的醫術精湛，而是拜事前恭讀「語錄」之賜。天安門廣場前，百萬紅小將手搖紅小書的瘋狂膜拜場面，是人類歷史上的奇觀。
去年三月在上海一友人家中，談及「語錄」，央他找本「原版書」，以解長久以來「仰慕」之渴。友人從牆角拉出一個蛛網塵封的舊籃子，在破釘錘、爛鞋子和瓶瓶罐罐中，居然找到一本。書已殘破，封皮自亦「紅顏已老」。其實，紅朝也早已老了，數風流人物，要看明朝。
在我們海峽這一邊，一度流行「訓詞」，各種重要集會，每以「讀訓」始。大概是黨的某屆某中全會吧，個人因採訪新聞，乃有緣參加「讀訓」。「訓詞」指出，人的死亡，有重於泰山，有輕如鴻毛。湯恩伯將軍保衛大上海，如當時殉職，是重於泰山，他最後卻死在日本醫院的病床上，是輕如鴻毛了。
讀訓不讀也罷
大陸之失，絕對有比湯恩伯應負更重大責任之人，若必須死節，還輪不到他。再說，以當年土崩瓦解之勢，即使湯氏殉城，亦無補於實際。「訓詞」毋乃太過嚴於責人而寬於恕己耶？
另一「訓詞」則譴責駐外使節在外人面前批評自己國家的領袖，是喪失國格和人格。大家都知道這是指的葉公超，而葉氏當時正以中央評議委員的身分，坐在台下「讀訓」。
喬治葉的孤傲，有人欣賞，有人不值。也許他真曾出言無狀，但他在外長任內先後完成中美共同防禦條約和對日和約，是於國家有貢獻的人，其失言之責已受削職、冷藏和禁足之處分，且時過境遷，何忍再當眾羞辱？這是有傷領袖的恕道的。
像這一類的「訓詞」，對於任何稍具辨別是非能力的人，不僅不能「變化氣質」，恐怕還產生反效果，倒是沒有也罷！
歷史反面教材
近讀十月二十六日「民生報」，赫然發現坊間已有五本有關現今中華民國最高當局的書。五本也許不算多，但始作俑者，其無後乎？人身崇拜和強人政治往往互為表裡，雞先抑蛋先頗難區分。不管孰先，最後都是戕害或犧牲了民主。
五本書中的一本叫做「站在歷史的轉據點上」，書名倒頗發人深省。今天台灣面臨一歷史岔路口，往那兒走？怎麼走？最高當局關係重要。他的部下、他的朋友、他的同道，以及一切支持他的人，要幫助他「制事出令，有益於人」，從而創造歷史，並讓他本人也走進歷史。
不過可以理解的是，自己編的、或「著作佐郎鄧隆」之類人編的「語錄」，多半不會成為歷史－－只是有時成了歷史的反面教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