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六年三月十五日，星期六，上午十一時二十分。赤道驕陽下，新加坡的實籠崗路，車來人往，人們正準備開始安渡一個輕鬆的週未。
緊急拯救塌樓慘案
新世界大飯店五樓的一個房間裏，四十六歲的清潔女工蔡秀美正在向一位同事報告她上午的經驗。她早上打掃客房，有兩個房間大門無法關攏，而且牆上也出現了裂縫，「情況有點不對勁」。正談話間，只覺得地動天搖，一陣震天巨響，兩個人都給震落在地板上。幾秒鐘之內，這座六層樓高的聯益大廈，塌落成為一堆廢墟。幾分鐘之後，蔡秀美和她的同事奇蹟般地由殘牆斷壁之中爬了出來，成為新加坡這個空前塌樓慘案中首先脫險的幸運兒。
由三月十五日中午開始，新加坡可以說進入動員狀態，軍警民防以及民間單位，都投入緊張的拯救行動。內政部「危機處理委員會」（Crisis Management Committee），立即成立營救小組，在副警察總監主持之下，協調各單位，指揮為數三千的拯救人員，二十四小時輪班進行搶救和善後的工作。除了第一天救出九人之外，第二天又挖地道救出了二人，第三天救出五人；甚至到了第四天，拯救人員還以十一小時時間，挖通三條隧道，救出了深埋廢墟之下達八十三小時的蔡金珠－她也是最後一位生還者。
危機結束調查開始
七天之後，塌樓現場完全清理一空，當局在四週圍起欄柵，實籠崗路又恢復車來人往的景象。
同一天，黃金輝總統下令成立調查委員會，由一位高等法庭法官主持，另有三名工程專家（包括國立新加坡大學土木系系主任）擔任委員。拯救工作的結束，也即是全面調查工作開始之時。
聯益大廈除了旅館之外，還有一個夜總會以及一家銀行。慘案發生時，到底有多少人身陷廢墟之中，一時難於估計。當天新聞報導初步估計有一百人陷身險境，而且認為「生還的機會很小」。法新社的新聞也依此而判斷這次塌樓事件死傷人數將創下世界紀錄。
有備無患減少傷亡
最後清理災區，前後搜掘出三十三具屍體，連同獲救的十七人，確定當時身埋廢墟下的只有五十人，比原估計人數為少。原因是當時旅客多已外出觀光，而夜總會尚未營業，可以說是不幸中之大幸。
這次的塌樓事件，傷亡人數幸而沒有締造世界紀錄，但是在新加坡，這仍然是次空前的災變。這七天的動員行動，對新加坡的民防組織、社會紀律、以至於國民素質，是次重大考驗。
在這次事件的拯救和善後行動中，發揮最大作用的是內政部的「危機處理委員會」，其成員包括內政部常任秘書，以及警察總監、民防總監、軍醫署長、工務局長等等。這個委員會是在一九八三年聖淘沙纜車墜海事件之後，接受當時調查委員會的建議而成立的，目的正是要「有備而無患」。
聯益大廈塌樓事件發生的當天，「危機處理委員會」節決定成立營救小組（Command and Control Group），分三方面處理災變：(一)營救行動，(二)醫療急救，(三)曰保安後勤。
現代化器具發生功效
營救行動責任最艱難，組織也最龐大，由民防副總監主持，協調軍方（李光耀總理次子李顯揚中校參與其事）、消防局、地鐵局，以及民間團體各單位，全力搶救深埋瓦礫之下的受害者。參加營救工作人員，來自各單位，其實是支雜牌軍，指揮單位可以協調三四千人，動員各種機械器材，迅速進行搶救，不能不歸功平日民防訓練的成果。除此之外，當局也及時參考專家意見，在現場擬定全盤拯救計畫，按部就班進行營救，顯示了有組織、有計畫、有紀律的團隊精神。
成功的營救工作，也有賴現代化的器具。其中最受重視的是新置的「生命探測器」，是種高度敏感的測音器，可以深入廢墟之中，將五十公尺以內倖存者的呼救聲，甚至於呼吸聲，擴大一千倍，傳回到地面。營救小組可以由此判斷待救人的位置和受困情況，而決定拯救步驟。值得一提的是，在使用「生命探測器」時，需要全場保持安靜，才能測出微聲，發揮作用；因之，如果沒有高效率的組織和紀律，現代儀器也難發生效用。
營救小組也動用了「液體割切機」和「起重氣袋」，用來割切及移動斷柱殘壁。因為如果採用普通方法，可能產生火花點燃殘漏煤氣，而引起火災；或則因石塊鬆動，而再度造成塌陷，危及陷身待救的受災者。
醫療急救的重任，由軍醫單位負擔。負責指揮的軍醫署長，曾幾度隨同挖掘地道的地鐵工程專家，親自深入廢墟之下，對陷身其中的傷者進行現場急救，冒險犯難，不計個人安危，一時成為人民心目中的英雄。
急救傷者，分秒必爭，也靠現代化的設備。塌樓現場，備有二十部救護車，附近的花拉公園，又有五架直昇機待命。傷者由廢墟中救出之後，送上救護車，在三分鐘之內可以馳達花拉公園。再過三分鐘，直昇機就將傷者送到中央醫院，直接運送至急診室治療。
保安後勤功不可沒
保安與後勤，也同樣依賴有效的分工和組織，是警方的主要責任。
警察除了在現場周圍指揮交通、維持秩序之外，還得注意防止一些宵小之徒趁亂打劫－結果確實也抓到了幾個扒手。同時，救災小組也在現場設立臨時辦事處，一方面接待並安撫傷心激動的家屬，一方面又得應付國內外傳播媒介的記者，隨時報告拯救作業的進展。此外，參加拯救工作的三、四千人的食物飲料等，也靠後勤單位協調辦理。
當拯救行動在緊張激動的氣氛下，日夜不息地熱烈進行之際，警方同時也冷靜地負責起搜集證據的工作。由現場搬動移走的殘壁斷牆，有關人員都逐一編號並攝影「存證」，依次搬移到某處存放。工程人員也在現場各處採取「樣本」，以分析建材材料內涵等等。事實上，黃金輝總統在慘案發生當天，就已經下令成立調查庭，由法務單位一位高級政府律師（senior state counsel）負責採證。這位迪華利先生當晚即到現場指揮有關人員執行任務，第二天清晨四時才離開。
大眾傳播凝聚共識
在全力拯救及清理現場的七天期間，大眾傳播也發揮了重大作用。廣播和電視媒介，得天獨厚，可以進行現場報導。尤其是電視台一日數次的現場播報，將拯救工作情況，鮮活地呈現在國人眼前，使得無數關心此事件的民眾，不分種族階級，跟隨拯救中心的進展，而悲、而喜、而感動、而興奮。真實的現場報導，使得這件慘案成為「公眾的事件」，使得大家共同體會對生命價值的感動；這個多元的社會，一時便凝聚成為具有「共識」的整體。
這種社會親和力與愛心，也表現在人們的行動中。
慘案發生的當天，有關當局呼籲民眾捐血，以備救傷之需，結果這一天之內就有六百人到醫院與捐血站踴躍供血。（後來因為需要輸血的傷患為數甚少，營救小組還得宣佈「請停止捐血」。）同時，各廠商機構以及憫人的救災捐款也很可觀－在一週之內，捐得新幣五十七萬元（約合台幣一千萬元）。
災變善後檢討成因
災變過後的善後工作主要分兩部份，最直接的當然是對受害者及其家屬的救濟和撫卹。新加坡福利協會及屬下的四個社會服務單位成立了一個工作小組，提供各種必要的服務，包括協助辦理喪事、解決經濟問題等等；必要時也為受傷者本人或遇難者的家屬安排心理復健治療，幫助他們克服心理創傷，早日恢復正常的工作與生活。他們要照顧的對象，不止於身歷災變的本人及其家屬，而且兼及參與拯救工作的人員－據專家的看法，救難人員心理上也經歷了重大的衝擊，需要有適當的調整。
更重要更基本的善後工作，則是對整個事件的調查和檢討。調查委員含的任務，一是探究塌樓原因，二是提出方案以防止類似事件發生。他們的結論，當然引人注目，為眾所關心。
新加坡人口有八五%以上居住在高樓公寓（本地稱為「組屋」），大約也有同樣比例的人口在高樓中工作。如果十五年屋齡的聯益大廈會在幾秒鐘之內崩塌，其他高樓大廈的安全性究竟有多高呢？人民的身家性命又有何保障？
亡羊補牢記取教訓
在重大意外災變發生後，成立調查委員會深入調查，是法律賦予總統的權力。委員會成員由總統任命，地位超然。政府有關部門，和民間機構與個人一樣，同樣要應召出庭作證。
塌樓事件調查委員會於三月底成立之後，以六個月時間進行搜集證據工作，前後約見了三九八位證人。九月下旬正式設調查庭，傳召了一七○位證人出庭作證，詳細探究聯益大廈建造背景以及歷年修建情況。由於大廈業主本人喪生廢墟之中，並有若干重要證人（包括原建築師、工程師等）業已去世或移民離境，查證工作倍加困難。
調查庭前後歷時二十一天，於十月中旬結束。
最後的報告書預計要到十一月底才能完成，提呈總統。由於調查過程中，顯示了不少法令及制度上缺失之處，人為的疏忽尤其驚人，一般認為，調查報告書對新加坡營運法規以及高樓安全管理措施等等，會有重要建言。「亡羊補牢」，原就是設立調查委員會的目的；能夠由這次塌樓事件的教訓中，學到如何確保高樓安全，使得新加坡人可以居安而不必思危，那時候，才算是塌樓事件的結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