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二年初放寒假時，我赴香港探望家人，基於許多原因，最後再也沒有回北京參加舞校的畢業考試，就這樣我離開了故土，但時空的阻絕並沒有改變我對鄉土的懷念。一九七六年文化大革命結束後，我就迫不及待地開始提出回國的申請，直至一九七八年才如願以償。比雷爾(編按：江青的先生)應邀到上海生化研究所講學，我也一起先去了上海探親，結果由於三姨父在上海病故，我們的行程臨時變更，打消了去北京的計畫。
再去北京時已是一九八０年的春天了，那年是應文化部的邀請到中國作獨舞、雙人舞的現代舞演出，我的男舞伴董亞麟和我一起去。他是在美國土生土長的華裔，第一次到中國大陸去，因此格外地興奮和激動。我離開北京整整十八個年頭了，離去那年是十六歲的中國少年先鋒隊隊員，一轉眼，現在自己的大兒子劉繼成都快趕上我離開時的那個年紀了。
重返天安門
在北京首都機場到旅館的路上，頓時發現自己成了個陌路人，以前腦中的印象全變了，路名也改得使自已印象更加混亂。正在沮喪時，長安街出現在眼前，它使我心情豁然開朗起來。天安門到了，就在車子駛在長安街上經過天安門的那一剎那間，我意識到我終於是回來了，也同時回到了十八年前的我，一切就像是昨天一樣。
天安門深紅色的城牆壁上，仍然掛著同樣的兩條橫幅「中華人民共和國萬歲」「世界人民大團結萬歲」，而中間依舊懸掛著那張毛主席的頭像，那凝視的眼神和那似笑非笑微微上翹的嘴角。不知為什麼那天當我看到這張照片時，會自然地聯想起羅浮宮中「蒙娜麗莎」永遠的微笑來。
到旅館後一安頓好房間，我就一個人沿著馬路朝熟悉的地方走去，我回國最大的心願就是回舞蹈學校看看，那是我開始學習舞蹈的搖籃，一生中記憶最深的「家」。從旅館到學校所在地－－陶然亭，每條街巷，每個拐彎，連拐彎處裝置交通鏡的位置，我都記得一清二楚。一切是那麼熟悉、親切、自然。街上的塵土，矮矮的土磚牆，藍灰色的中山裝，黑油油的大辮子……一下子我又回到了學生時代，就像一個人週末在外看完了電影，不捨得花錢乘車，慢慢散步回家一樣。
我先到了學校辦公室，當年曾是我班主任的柯老師，正好在那裡，一見到我就逗我說：「怎麼，你不是一下車就要去天安門的嗎？」大家都覺得奇怪，怎麼不先歇歇或出去參觀一下，而一個人摸到學校來了。我只一個勁兒的問：「我的老師呢？同學呢？」「還是那個急性子，一點也不改。」柯老師的這一句話，說得我淚水在眼睛裡打轉，一股暖流流入了心坎。「還是那麼愛哭啊！」她又說了。
自從一九七八年第一次回國後，我幾乎平均每年都回去一次。基於不同的理由，探親友、示範教學、巡迴演出、觀摩學習、蒐集素材、遊山玩水，大多數都是把兩、三件事結合在一起做的。
究竟是中國人
一回到中國，就感到自己有用不完的精力，在國外的那些怪裡怪氣的病痛；失眠、神經緊張導致的胃疼、敏感、水土不服等全都一掃而空，無藥自癒。自己也覺得奇怪，在國外的老朋友們談起時，有人笑說那是外國「富貴病」。
我想歸根究柢自己是土生土長的中國人，回到了生長的地方，也就像回到了自然，好像沒有什麼理由可以解釋的。也許這就是應了中國人一句老話：「葉落歸根」。我也在和比雷爾談到人的生、老、病、死問題時，不只一次地談到過自己將來落葉歸根的想法和打算。
就這樣我兩次……五次……八次的回「家」門，雖然大門不是每次都敞開的，但回「家」時總是連跑帶奔的，越跑越奔越有勁，越奔越跑越上癮，每次回到紐約或瑞典的住家中，都要休息好長一陣，才能緩過氣來。那不是一種長途旅行後疲勞昏睡的感覺，而是覺得精神恍惚、無精打采、四肢無力、吃不好也睡不穩。最糟糕的是集中不了思想做任何事情，總要過上好幾個星期，才能使生活、工作再進入正軌。
我以為自己太情緒化了，才會如此，但將這現象和一些中國朋友談起，大家都有同感，只是程度不同而已。可是誰也說不出個究竟來，談到最後，總是大氣噓小氣嘆的，是真說不出究竟來嗎？我常常在想。我想應該是我知道、他知道、你知道、我們大家都知道的，一種難以用言詞表達的那種深沉的痛楚。
遙遠的呼喚
我交往的那群中國朋友們，一有機會碰在一起就是「中國」，講來講去話題永遠在那上頭繞，或者是民以食為天，吃了再說；然而最後還是會回到「中國」那兩字上去。分手時一臉的憂慮，這和我的外國朋友截然不同。
他們喜歡喝酒辯論，政治、藝術、哲學、海闊天空，但最後永遠是回到「性」的問題上去，越講越起勁，分手時一臉的興奮。
中國朋友聚會時，還常常聽到對中國的現狀和社會上一般人的心態有成筐的牢騷，然後睹咒發誓「再也不回中國了，如果我回去就是XXX」。我也不只一次地賭過同樣的咒，發過同樣的誓。但那裡有可能呢？我已經像吸鴉片煙一樣上了癮，無心戒也無意戒。
遙遠的那裡，只要一個電話、一封電報，我就可以把一切甩了撒腿就跑。不是嗎？八五年時漢寧(編按：江青之子)不到一歲，還沒有斷奶，母校主辦第一屆中國舞「桃李杯比賽」，需要我出力，禁不住新上任的大會主持同學潘志濤連續三道金牌的催促，最後還是將孩子丟給他爸爸趕快回去了。此類的事情還多得很，我想比雷爾大概比我記得更清楚一些。
實在是想要做的、應當做的、需要做的事情太多太多了，這些年來跑編了中國的大江南北，就像我兒時學過的那首歌：
「……越過高山，越過平原，跨過奔騰的黃河、長江，寬廣美麗的土地，是我親愛的家鄉；……」
越跑越上癮，越上癮就越想跑，好像永遠跑不累，在那裡跑的時間也越來越長了。到底是自己的「家」，不管是好、是歹、是富、是貧、是貴、是賤，「家」就是「家」，所謂兒不嫌母醜，狗不嫌家貧，還是那句中國的老話。
每次到北京，大多數都是住北京飯店，它坐落在東長安街上，在天安門廣場的東邊。在北京，出租汽車不容易臨時找，占用公家的車子又受之有愧，常常就搭乘公共汽車到陶然亭舞蹈學校去。
一來，我喜歡聽北京人的京片子，在車子裡聊起天來，即便是吵架，聽來都覺得是種享受。濃重的鼻音，尾音時帶著拐彎的「兒」字，抑揚頓挫的語調，是北京人獨特的口音。說話既麻利又乾脆，「損」起人來，一語雙關是另一特點；幽默之下透出一種急智，極有風味，常常使我笑得喘不過氣來，咀嚼之後便覺有趣、有味道。
二來，我要搭乘的五路公共汽車是我最熟悉的一條線了，從我一九五六年上北京舞蹈學校的第一天開始，直到現在，路線和車號都沒有更改過。從北京飯店出來，散步到天安門廣場側面，就有五路車站。車子經過前門、大柵欄、天橋、北緯路，就可以一直到陶然亭舞蹈學校的大門口下車，經濟、方便又親切。我一搭上五路車，馬上就像回到了無憂無慮的學生時代，自在極了。
礙眼的紀念堂
回到旅館，上下五路車都會看到天安門，也避不了那座在天安門廣場上與天安門遙遙相對、中間隔看人民英雄紀念碑的毛澤東紀念堂。我總覺得那座堂蓋得很礙眼，我自己都覺得奇怪，竟沒有一點點好奇心想去看看，連走近了都感到彆扭，難道時間真是這樣無情嗎？
八０年代初期，文化部外事處負責接待我的人和舞蹈學院(一九七八年十月學校改制成學院)院長不只一次地，非常客氣地表示：「無論如何應當抽出時間來，去一下紀念堂表示致敬，更何況你現在是外客，在禮貌上也應當做一下的。」我既不是外客，也不想做給別人看，所以拒絕了。
逐漸地，他們也不再提了，後來我發現在中國根本沒有人再提毛主席，即便提時也就是連名帶姓的叫毛澤東或乾脆叫老毛子。我也注意到紀念堂剛蓋好的初期，即便是颱風下雨，還有人在廣場上排隊輪候，至於是出自動員規定或出於自發自願的，我就不清楚了。但現在明顯地一年不如一年，越到後來就越冷清了。近年來乾脆把大門牢牢地關上不開放。
每次到北京，有一個地方我是一定會去走走的，那怕只有短短的一點點時間，那就是到天安門廣場。去看人家放風箏、或上下班時看成千上萬輛的自行車潮；自行車上載著男女老少，形成一股股強大的人的洪流，人在滾動看的車輪上，在廣場四周寬闊的柏油馬路上，頂看黑髮的浪滾滾而去，委實壯觀。往往也會引起我一陣觸心的感動，感動之下也會產生一種莫名其妙的失落感，因為我不再真正的屬於那其中的一分子了。
三萬個人的抗議
一九八九年六月九日，我又到廣場去了，去的不是北京的天安門廣場，而是那離中國萬里以外的紐約哈瑪紹廣場。那天和我三弟陪著母親，牽著兒子與三萬個同命人在廣場上聚在一起，示威遊行抗議中國歷史上最殘暴無恥的統治集團。
哈瑪紹廣場，被包圍在紐約城東區的高樓大廈之中，淪為深淵。眼前四周不是那我熟悉的深紅色的城牆，而是硬冷的、鐵灰的，從四面向我圍夾過來，使我透不出一口粗氣。
雨像冰雹一樣，從烏雲密布的天空中嘩啦啦地砸下來，刺骨的痛、錐心透肺的寒。廣場上沒有一片紅色的旗海和一片心花怒放的笑臉，更沒有五彩繽紛的彩車。有的是一片黑髮、一片黑傘和一片黑色的橫幅、標語，一片戴看黑色袖章的人，把廣場裡裡外外填塞的滿滿的，也將三萬顆心填塞得緊緊的，緊得要爆裂開來。
雨水、泥漿灌滿了鞋，淚水灌滿了每個人的心，也灌滿了每個人的眼睛。雨水、淚水往下澗，一滴滴、一點點、一串串地掉在泥掉中。苦命的中國的人民，年輕的學生們把鮮紅的血灑在自己生長又熱愛的土地上。屠城、血洗……這是怎樣的一個黑暗、殘暴、悲慘的世界。
去年四月份以來，中國民運的發展把我的心牽回了北京，繫在天安門廣場上。要求民主改革的浪潮，在中國洶湧澎游的掀起了，兩個月之中，波瀾日益壯大，浪濤一個接看一個沖擊在每一個有良知的中國人的心靈上，也喚起了你和我。
全世界的人看到最美麗的中國年輕人－－中國的未來和希望。我們從歡欣鼓舞走向震撼，接著沮喪、憂慮、憤怒、希望、祈盼……我的心全副投進了這汪洋大海中，隨看波浪，隨看暗流，隨者險渦，我飄遊、起伏、旋轉看，把自己日常的生活和工作秩序全攪得七零八落起來。
那幾個月我住瑞典，我不諳瑞語，電視新聞中的廣播不能完全明白，況且也嫌它總比BBC(註：英國國家廣播公司)的消息慢上一點；適逢這緊張關頭，瑞典報業又大罷工，報刊上只有廣告而無任何新聞消息。急性子的我像個熱鍋上的螞蟻，在家團團轉，大概用「困獸」二字形容更確切些。會察言觀色的漢寧，只要看到電視中一出現黑髮黃膚的人就高叫：「媽媽來看，中國！中國！」
一向頗具自律性的我，舞也無心練了，雖然已安排了十九年來第一次重返台灣的全島巡迴演出，也無法使我靜下心來關在練舞室中，這麼多年來，這是絕無僅有的。責任心和專業習慣促使我提出要求，無論如何要取消演出，或者至少延後演出日期。但基於實際的理由(離演出時間太近，一切已籌備就緒了)，主辦單位不能答應。但我仍然每天立不安、臥不寧，到處打電話探聽消息和打聽由北京漏出來的小道新聞，要不然就每隔一小段時間收聽BBC的廣播，連夜間也是如此，反正在那段日子裡，也是睡睡醒醒的。
悲慘的天安門
六月三日那天，我和比雷爾帶著兒子漢寧乘飛機從瑞典斯德哥爾摩到紐約，去會由雪梨來紐約探望我們姐弟的父母親。下機時是紐約三日傍晚，正好是北京四日的清晨，一出機場我問的第一句話是「天安門情況怎樣了？」「完了！」在母親還來不及說「慘極了！」的時候，黑暗早已把我吞沒，璀璨的東西竟是這樣快的趨於「毀滅」。我的人整個擰絞起來，提在喉嚨口的一顆心，此刻向下沉、沉、沉、無底的一路沉下去！
六月三日臨出家門之前，我掛了長途電話到倫敦給傅聰，他一抓起電話知道又是我，忙說：「現在電台正在廣播，你就聽看吧！」他把收音機音量調大，「……現在是北京晚間，軍隊已經向城裡開了，市民們湧上了街頭……很多人穿著睡衣，想盡各種方法設法阻擋部隊去天安門廣場，廣場內仍有……」
接看我也記不清是他說的，還是我說的，電話中對話的內容就是：「不會的……不會的……」「不至於如此吧……」「和前幾天一樣，擺擺樣子的……」「怎麼辦呢？」「要出大事了，這可不得了！」「幾百萬人都站出來了，怎麼動手呢？」「難道幾百萬北京人全是反革命？」「對看手無寸鐵，還都是娃娃模樣的臉，開得下槍嗎？」「王八蛋、劊子手……」，在擔心、咒罵、憤怒、祈盼中我放下了電話。
在飛機上，我儘量克制自己不安的情緒，想出一些理由來安慰、說服自己，企盼那最黑暗殘暴的一刻不會在天安門廣場上出現。
圍著電視機痛哭
一切的一切，希望、自信、尊嚴都隨看我母親的一聲「完了……」跌得粉碎，代替的是幻滅、沮喪、恥辱、自卑和絕望。晚間原來家中大團圓的聚餐成為哭訴大會，三十多位親戚團團圍看電視機痛哭、咒罵、揮拳……。螢幕上驚心動魄的鏡頭一幕又一幕，眼前的天安門和我腦中的天安門重疊、交匯在一起，槍聲－－焰花，坦克－－彩車，鋼盔－－大頭娃娃，衝鋒槍－－和平鴿，鮮血－－鮮花……。一切的一切，我再也看不下去，跑出了那間房，坐在一角。腦中一片空白，一陣陣痙攣，我想嘔吐，想扯著喉嚨大叫大喊，但我的喉口像被刺刀卡住了，什麼也喊不出來。
「血債血還！」「還我同胞！」「自由萬歲！」「民主萬歲！」「打倒創子手！」在哈瑪紹廣場上我喊著，我母親喊著，我兒子喊看，你喊著、他喊著、你們喊著，我們都一起聲嘶力竭地舉著捏緊的拳頭在咆哮著。因為我們一起見證了中國歷史上最有希望的時刻，也同時見證了中國歷史上最黑暗的時刻。
我們一起看到那挺立在坦克車前的孤身青年－－中國人最美麗的形象；也看到了追殺自己人民的野獸－－中國人最醜陋的形象。是大難當頭的中國人民的命運、中國青年人的鮮血喚醒了我們，把我們這三萬個黑髮的同命人的心凝聚在一起，將我們帶到了北京天安門前的廣場上。
讓我們齊聲高唱，這首我在兒時經常唱的一首歌吧！「我們的心兒火一樣的紅，星星和火把在跳動，……繼承我們父兄光榮的傳統。我們手牽著手，我們肩並著肩，我們向前！我們向前！我們向前！永遠……」
我們的遊行隊伍跟看「國殤」的橫幅、跟看抬看的棺木，我們要永遠和中國大地上的人民一起，推動這一不可逆轉的歷史車輪。 從廣場遊行到中國駐聯合國代表團辦事處的路上，老天爺越哭越兇了，雨點越來越大，也越來越密。我把渾身上下淋得濕透的兒子漢寧抱上身，三、四個小時下來，四歲的孩子實在也走不動了。一抱在身上，他聽到大家高呼：「民主萬歲！」「自由萬歲！」就開始發問了：「什麼叫民主？什麼叫自由？」怎麼對才四歲的孩子解釋呢？我答不上來。接看他就開始了一連串的為什麼？「為什麼你要哭？」「為什麼有那麼多中國人？」「為什麼要叫？」他捏著小拳頭、揮著手臂向我比畫，還不知道用「呼口號」這個名詞。「因為壞蛋殺人！」我答。「那怎麼辦呢？」他瞪大看眼問。「所以我們大家要來遊行。」「遊行有用嗎？」「嗯！」「為什麼？」沒有反應。「啊！我懂了，媽媽，遊行有這麼多人在一起，壞人就怕怕不敢再來殺人了，對不對！」
周圍的人聽到他自問自答，和我一樣忍不住被他逗笑了，他看大家笑他，有點不好意思起來，更連聲地催我回答「媽媽，你說對不對呢？」「對！對！漢寧說得對！我們遊行了，壞蛋就不敢殺人了。」我母親幫我回答他。
小傢伙高興得從我身上滑跳下來，一邊嚷看不累了，一邊就又輪起了小拳頭跟著大家在空中揮舞，也一遍又一遍地用英文跟看遊行的人呼喊著；「freedom China!, freedom China!」一邊他又不住地偏過頭來望看我問：「媽媽，freedom是什麼？」「鳥。」我急中生智，終於答了出來。可是媽媽卻看了看我，沒有作聲，就把頭低下去了。在這緘默當中，我領悟到了一種悲哀。freedom在中國，他那代沒有，我這代也沒有，漢寧這一代呢？我一路上邊走邊想著。
回到心中的天安門
一個強大的聲音在我耳邊迴響起：「起來！不願作奴隸的人們，把我們的血肉，築成我們新的長城。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每個人被逼著發出最後的吼聲。起來！起來！起來！我們萬眾一心，冒著敵人的炮火！前進！冒著敵人的炮火！前進！前進！前進！」
多麼熟悉啊！我竟然沒有意識到，我正一遍又一遍地反覆地默唱看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歌，腳下踩踏看節拍，走在紐約的馬路上。
從一九五七年飛跨到一九八九年，三十年來第一次我又參加了遊行，我又回到了天安門，不是嗎？那種高度的民族感的激情，以及人的力量所引起的感動而流下的淚水，我只有在天安門廣場國慶遊行中灑下過，我彷彿又回到了我心中的天安門，象徵看和平繁榮的天安門，置身在浩浩蕩蕩的遊行隊伍中，前進！前進！前進進！
為什麼還在殺人？
遊行當晚在家中收看電視，同樣的鏡頭，北京、長安街、城牆、天安門、衝鋒槍、坦克車、戒嚴部隊、槍聲、火花、血光……漢寧叫著說：「媽媽！你騙我？」「怎麼？」「你剛才不是說我們遊行了，壞蛋就不殺人了，你看！不是還在殺？」我望看他那哭喪的小臉，一副被欺騙了的委曲的樣了，一個字也說不上來，「那麼我們今天的遊行一定是假的了？是真的話，壞蛋就怕怕嚇跑了啦！」我還是不吭氣，也不忍看他那認真的模樣，把頭掉開了。「我知道了，我們今天是玩的、假的，先練習一下，下次遊行才是真的。」他很快地給自己找到滿意的答案。
我知道是因為他從小看慣我排練，到最後上裝、登台、有觀眾才算是正式的演出。啊！我倒抽了一口氣，張大了嘴，一個字也說不出來，心中連續地喊著：「為什麼……？為什麼……？為什麼……？為什麼……？」這個時候天安門城樓又在電視螢幕上出現了，它竟是那樣麻木不仁地站在那裡，鐵灰著臉。我怒罵了一聲，同時朝它一腳踹了過去，天安門就隨看電視機一齊向後倒了下去。
一九八九年十月十九日於瑞典
(江青為旅居瑞典舞蹈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