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夢醒天安門(下)-坦克車與中國人

文 / 江 青    
1990-0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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夢醒天安門(下)-坦克車與中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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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六二年初放寒假時,我赴香港探望家人,基於許多原因,最後再也沒有回北京參加舞校的畢業考試,就這樣我離開了故土,但時空的阻絕並沒有改變我對鄉土的懷念。一九七六年文化大革命結束後,我就迫不及待地開始提出回國的申請,直至一九七八年才如願以償。比雷爾(編按:江青的先生)應邀到上海生化研究所講學,我也一起先去了上海探親,結果由於三姨父在上海病故,我們的行程臨時變更,打消了去北京的計畫。

再去北京時已是一九八0年的春天了,那年是應文化部的邀請到中國作獨舞、雙人舞的現代舞演出,我的男舞伴董亞麟和我一起去。他是在美國土生土長的華裔,第一次到中國大陸去,因此格外地興奮和激動。我離開北京整整十八個年頭了,離去那年是十六歲的中國少年先鋒隊隊員,一轉眼,現在自己的大兒子劉繼成都快趕上我離開時的那個年紀了。

重返天安門

在北京首都機場到旅館的路上,頓時發現自己成了個陌路人,以前腦中的印象全變了,路名也改得使自已印象更加混亂。正在沮喪時,長安街出現在眼前,它使我心情豁然開朗起來。天安門到了,就在車子駛在長安街上經過天安門的那一剎那間,我意識到我終於是回來了,也同時回到了十八年前的我,一切就像是昨天一樣。

天安門深紅色的城牆壁上,仍然掛著同樣的兩條橫幅「中華人民共和國萬歲」「世界人民大團結萬歲」,而中間依舊懸掛著那張毛主席的頭像,那凝視的眼神和那似笑非笑微微上翹的嘴角。不知為什麼那天當我看到這張照片時,會自然地聯想起羅浮宮中「蒙娜麗莎」永遠的微笑來。

到旅館後一安頓好房間,我就一個人沿著馬路朝熟悉的地方走去,我回國最大的心願就是回舞蹈學校看看,那是我開始學習舞蹈的搖籃,一生中記憶最深的「家」。從旅館到學校所在地--陶然亭,每條街巷,每個拐彎,連拐彎處裝置交通鏡的位置,我都記得一清二楚。一切是那麼熟悉、親切、自然。街上的塵土,矮矮的土磚牆,藍灰色的中山裝,黑油油的大辮子……一下子我又回到了學生時代,就像一個人週末在外看完了電影,不捨得花錢乘車,慢慢散步回家一樣。

我先到了學校辦公室,當年曾是我班主任的柯老師,正好在那裡,一見到我就逗我說:「怎麼,你不是一下車就要去天安門的嗎?」大家都覺得奇怪,怎麼不先歇歇或出去參觀一下,而一個人摸到學校來了。我只一個勁兒的問:「我的老師呢?同學呢?」「還是那個急性子,一點也不改。」柯老師的這一句話,說得我淚水在眼睛裡打轉,一股暖流流入了心坎。「還是那麼愛哭啊!」她又說了。

自從一九七八年第一次回國後,我幾乎平均每年都回去一次。基於不同的理由,探親友、示範教學、巡迴演出、觀摩學習、蒐集素材、遊山玩水,大多數都是把兩、三件事結合在一起做的。

究竟是中國人

一回到中國,就感到自己有用不完的精力,在國外的那些怪裡怪氣的病痛;失眠、神經緊張導致的胃疼、敏感、水土不服等全都一掃而空,無藥自癒。自己也覺得奇怪,在國外的老朋友們談起時,有人笑說那是外國「富貴病」。

我想歸根究柢自己是土生土長的中國人,回到了生長的地方,也就像回到了自然,好像沒有什麼理由可以解釋的。也許這就是應了中國人一句老話:「葉落歸根」。我也在和比雷爾談到人的生、老、病、死問題時,不只一次地談到過自己將來落葉歸根的想法和打算。

就這樣我兩次……五次……八次的回「家」門,雖然大門不是每次都敞開的,但回「家」時總是連跑帶奔的,越跑越奔越有勁,越奔越跑越上癮,每次回到紐約或瑞典的住家中,都要休息好長一陣,才能緩過氣來。那不是一種長途旅行後疲勞昏睡的感覺,而是覺得精神恍惚、無精打采、四肢無力、吃不好也睡不穩。最糟糕的是集中不了思想做任何事情,總要過上好幾個星期,才能使生活、工作再進入正軌。

我以為自己太情緒化了,才會如此,但將這現象和一些中國朋友談起,大家都有同感,只是程度不同而已。可是誰也說不出個究竟來,談到最後,總是大氣噓小氣嘆的,是真說不出究竟來嗎?我常常在想。我想應該是我知道、他知道、你知道、我們大家都知道的,一種難以用言詞表達的那種深沉的痛楚。

遙遠的呼喚

我交往的那群中國朋友們,一有機會碰在一起就是「中國」,講來講去話題永遠在那上頭繞,或者是民以食為天,吃了再說;然而最後還是會回到「中國」那兩字上去。分手時一臉的憂慮,這和我的外國朋友截然不同。

他們喜歡喝酒辯論,政治、藝術、哲學、海闊天空,但最後永遠是回到「性」的問題上去,越講越起勁,分手時一臉的興奮。

中國朋友聚會時,還常常聽到對中國的現狀和社會上一般人的心態有成筐的牢騷,然後睹咒發誓「再也不回中國了,如果我回去就是XXX」。我也不只一次地賭過同樣的咒,發過同樣的誓。但那裡有可能呢?我已經像吸鴉片煙一樣上了癮,無心戒也無意戒。

遙遠的那裡,只要一個電話、一封電報,我就可以把一切甩了撒腿就跑。不是嗎?八五年時漢寧(編按:江青之子)不到一歲,還沒有斷奶,母校主辦第一屆中國舞「桃李杯比賽」,需要我出力,禁不住新上任的大會主持同學潘志濤連續三道金牌的催促,最後還是將孩子丟給他爸爸趕快回去了。此類的事情還多得很,我想比雷爾大概比我記得更清楚一些。

實在是想要做的、應當做的、需要做的事情太多太多了,這些年來跑編了中國的大江南北,就像我兒時學過的那首歌:

「……越過高山,越過平原,跨過奔騰的黃河、長江,寬廣美麗的土地,是我親愛的家鄉;……」

越跑越上癮,越上癮就越想跑,好像永遠跑不累,在那裡跑的時間也越來越長了。到底是自己的「家」,不管是好、是歹、是富、是貧、是貴、是賤,「家」就是「家」,所謂兒不嫌母醜,狗不嫌家貧,還是那句中國的老話。

每次到北京,大多數都是住北京飯店,它坐落在東長安街上,在天安門廣場的東邊。在北京,出租汽車不容易臨時找,占用公家的車子又受之有愧,常常就搭乘公共汽車到陶然亭舞蹈學校去。

一來,我喜歡聽北京人的京片子,在車子裡聊起天來,即便是吵架,聽來都覺得是種享受。濃重的鼻音,尾音時帶著拐彎的「兒」字,抑揚頓挫的語調,是北京人獨特的口音。說話既麻利又乾脆,「損」起人來,一語雙關是另一特點;幽默之下透出一種急智,極有風味,常常使我笑得喘不過氣來,咀嚼之後便覺有趣、有味道。

二來,我要搭乘的五路公共汽車是我最熟悉的一條線了,從我一九五六年上北京舞蹈學校的第一天開始,直到現在,路線和車號都沒有更改過。從北京飯店出來,散步到天安門廣場側面,就有五路車站。車子經過前門、大柵欄、天橋、北緯路,就可以一直到陶然亭舞蹈學校的大門口下車,經濟、方便又親切。我一搭上五路車,馬上就像回到了無憂無慮的學生時代,自在極了。

礙眼的紀念堂

回到旅館,上下五路車都會看到天安門,也避不了那座在天安門廣場上與天安門遙遙相對、中間隔看人民英雄紀念碑的毛澤東紀念堂。我總覺得那座堂蓋得很礙眼,我自己都覺得奇怪,竟沒有一點點好奇心想去看看,連走近了都感到彆扭,難道時間真是這樣無情嗎?

八0年代初期,文化部外事處負責接待我的人和舞蹈學院(一九七八年十月學校改制成學院)院長不只一次地,非常客氣地表示:「無論如何應當抽出時間來,去一下紀念堂表示致敬,更何況你現在是外客,在禮貌上也應當做一下的。」我既不是外客,也不想做給別人看,所以拒絕了。

逐漸地,他們也不再提了,後來我發現在中國根本沒有人再提毛主席,即便提時也就是連名帶姓的叫毛澤東或乾脆叫老毛子。我也注意到紀念堂剛蓋好的初期,即便是颱風下雨,還有人在廣場上排隊輪候,至於是出自動員規定或出於自發自願的,我就不清楚了。但現在明顯地一年不如一年,越到後來就越冷清了。近年來乾脆把大門牢牢地關上不開放。

每次到北京,有一個地方我是一定會去走走的,那怕只有短短的一點點時間,那就是到天安門廣場。去看人家放風箏、或上下班時看成千上萬輛的自行車潮;自行車上載著男女老少,形成一股股強大的人的洪流,人在滾動看的車輪上,在廣場四周寬闊的柏油馬路上,頂看黑髮的浪滾滾而去,委實壯觀。往往也會引起我一陣觸心的感動,感動之下也會產生一種莫名其妙的失落感,因為我不再真正的屬於那其中的一分子了。

三萬個人的抗議

一九八九年六月九日,我又到廣場去了,去的不是北京的天安門廣場,而是那離中國萬里以外的紐約哈瑪紹廣場。那天和我三弟陪著母親,牽著兒子與三萬個同命人在廣場上聚在一起,示威遊行抗議中國歷史上最殘暴無恥的統治集團。

哈瑪紹廣場,被包圍在紐約城東區的高樓大廈之中,淪為深淵。眼前四周不是那我熟悉的深紅色的城牆,而是硬冷的、鐵灰的,從四面向我圍夾過來,使我透不出一口粗氣。

雨像冰雹一樣,從烏雲密布的天空中嘩啦啦地砸下來,刺骨的痛、錐心透肺的寒。廣場上沒有一片紅色的旗海和一片心花怒放的笑臉,更沒有五彩繽紛的彩車。有的是一片黑髮、一片黑傘和一片黑色的橫幅、標語,一片戴看黑色袖章的人,把廣場裡裡外外填塞的滿滿的,也將三萬顆心填塞得緊緊的,緊得要爆裂開來。

雨水、泥漿灌滿了鞋,淚水灌滿了每個人的心,也灌滿了每個人的眼睛。雨水、淚水往下澗,一滴滴、一點點、一串串地掉在泥掉中。苦命的中國的人民,年輕的學生們把鮮紅的血灑在自己生長又熱愛的土地上。屠城、血洗……這是怎樣的一個黑暗、殘暴、悲慘的世界。

去年四月份以來,中國民運的發展把我的心牽回了北京,繫在天安門廣場上。要求民主改革的浪潮,在中國洶湧澎游的掀起了,兩個月之中,波瀾日益壯大,浪濤一個接看一個沖擊在每一個有良知的中國人的心靈上,也喚起了你和我。

全世界的人看到最美麗的中國年輕人--中國的未來和希望。我們從歡欣鼓舞走向震撼,接著沮喪、憂慮、憤怒、希望、祈盼……我的心全副投進了這汪洋大海中,隨看波浪,隨看暗流,隨者險渦,我飄遊、起伏、旋轉看,把自己日常的生活和工作秩序全攪得七零八落起來。

那幾個月我住瑞典,我不諳瑞語,電視新聞中的廣播不能完全明白,況且也嫌它總比BBC(註:英國國家廣播公司)的消息慢上一點;適逢這緊張關頭,瑞典報業又大罷工,報刊上只有廣告而無任何新聞消息。急性子的我像個熱鍋上的螞蟻,在家團團轉,大概用「困獸」二字形容更確切些。會察言觀色的漢寧,只要看到電視中一出現黑髮黃膚的人就高叫:「媽媽來看,中國!中國!」

一向頗具自律性的我,舞也無心練了,雖然已安排了十九年來第一次重返台灣的全島巡迴演出,也無法使我靜下心來關在練舞室中,這麼多年來,這是絕無僅有的。責任心和專業習慣促使我提出要求,無論如何要取消演出,或者至少延後演出日期。但基於實際的理由(離演出時間太近,一切已籌備就緒了),主辦單位不能答應。但我仍然每天立不安、臥不寧,到處打電話探聽消息和打聽由北京漏出來的小道新聞,要不然就每隔一小段時間收聽BBC的廣播,連夜間也是如此,反正在那段日子裡,也是睡睡醒醒的。

悲慘的天安門

六月三日那天,我和比雷爾帶著兒子漢寧乘飛機從瑞典斯德哥爾摩到紐約,去會由雪梨來紐約探望我們姐弟的父母親。下機時是紐約三日傍晚,正好是北京四日的清晨,一出機場我問的第一句話是「天安門情況怎樣了?」「完了!」在母親還來不及說「慘極了!」的時候,黑暗早已把我吞沒,璀璨的東西竟是這樣快的趨於「毀滅」。我的人整個擰絞起來,提在喉嚨口的一顆心,此刻向下沉、沉、沉、無底的一路沉下去!

六月三日臨出家門之前,我掛了長途電話到倫敦給傅聰,他一抓起電話知道又是我,忙說:「現在電台正在廣播,你就聽看吧!」他把收音機音量調大,「……現在是北京晚間,軍隊已經向城裡開了,市民們湧上了街頭……很多人穿著睡衣,想盡各種方法設法阻擋部隊去天安門廣場,廣場內仍有……」

接看我也記不清是他說的,還是我說的,電話中對話的內容就是:「不會的……不會的……」「不至於如此吧……」「和前幾天一樣,擺擺樣子的……」「怎麼辦呢?」「要出大事了,這可不得了!」「幾百萬人都站出來了,怎麼動手呢?」「難道幾百萬北京人全是反革命?」「對看手無寸鐵,還都是娃娃模樣的臉,開得下槍嗎?」「王八蛋、劊子手……」,在擔心、咒罵、憤怒、祈盼中我放下了電話。

在飛機上,我儘量克制自己不安的情緒,想出一些理由來安慰、說服自己,企盼那最黑暗殘暴的一刻不會在天安門廣場上出現。

圍著電視機痛哭

一切的一切,希望、自信、尊嚴都隨看我母親的一聲「完了……」跌得粉碎,代替的是幻滅、沮喪、恥辱、自卑和絕望。晚間原來家中大團圓的聚餐成為哭訴大會,三十多位親戚團團圍看電視機痛哭、咒罵、揮拳……。螢幕上驚心動魄的鏡頭一幕又一幕,眼前的天安門和我腦中的天安門重疊、交匯在一起,槍聲--焰花,坦克--彩車,鋼盔--大頭娃娃,衝鋒槍--和平鴿,鮮血--鮮花……。一切的一切,我再也看不下去,跑出了那間房,坐在一角。腦中一片空白,一陣陣痙攣,我想嘔吐,想扯著喉嚨大叫大喊,但我的喉口像被刺刀卡住了,什麼也喊不出來。

「血債血還!」「還我同胞!」「自由萬歲!」「民主萬歲!」「打倒創子手!」在哈瑪紹廣場上我喊著,我母親喊著,我兒子喊看,你喊著、他喊著、你們喊著,我們都一起聲嘶力竭地舉著捏緊的拳頭在咆哮著。因為我們一起見證了中國歷史上最有希望的時刻,也同時見證了中國歷史上最黑暗的時刻。

我們一起看到那挺立在坦克車前的孤身青年--中國人最美麗的形象;也看到了追殺自己人民的野獸--中國人最醜陋的形象。是大難當頭的中國人民的命運、中國青年人的鮮血喚醒了我們,把我們這三萬個黑髮的同命人的心凝聚在一起,將我們帶到了北京天安門前的廣場上。

讓我們齊聲高唱,這首我在兒時經常唱的一首歌吧!「我們的心兒火一樣的紅,星星和火把在跳動,……繼承我們父兄光榮的傳統。我們手牽著手,我們肩並著肩,我們向前!我們向前!我們向前!永遠……」

我們的遊行隊伍跟看「國殤」的橫幅、跟看抬看的棺木,我們要永遠和中國大地上的人民一起,推動這一不可逆轉的歷史車輪。 從廣場遊行到中國駐聯合國代表團辦事處的路上,老天爺越哭越兇了,雨點越來越大,也越來越密。我把渾身上下淋得濕透的兒子漢寧抱上身,三、四個小時下來,四歲的孩子實在也走不動了。一抱在身上,他聽到大家高呼:「民主萬歲!」「自由萬歲!」就開始發問了:「什麼叫民主?什麼叫自由?」怎麼對才四歲的孩子解釋呢?我答不上來。接看他就開始了一連串的為什麼?「為什麼你要哭?」「為什麼有那麼多中國人?」「為什麼要叫?」他捏著小拳頭、揮著手臂向我比畫,還不知道用「呼口號」這個名詞。「因為壞蛋殺人!」我答。「那怎麼辦呢?」他瞪大看眼問。「所以我們大家要來遊行。」「遊行有用嗎?」「嗯!」「為什麼?」沒有反應。「啊!我懂了,媽媽,遊行有這麼多人在一起,壞人就怕怕不敢再來殺人了,對不對!」

周圍的人聽到他自問自答,和我一樣忍不住被他逗笑了,他看大家笑他,有點不好意思起來,更連聲地催我回答「媽媽,你說對不對呢?」「對!對!漢寧說得對!我們遊行了,壞蛋就不敢殺人了。」我母親幫我回答他。

小傢伙高興得從我身上滑跳下來,一邊嚷看不累了,一邊就又輪起了小拳頭跟著大家在空中揮舞,也一遍又一遍地用英文跟看遊行的人呼喊著;「freedom China!, freedom China!」一邊他又不住地偏過頭來望看我問:「媽媽,freedom是什麼?」「鳥。」我急中生智,終於答了出來。可是媽媽卻看了看我,沒有作聲,就把頭低下去了。在這緘默當中,我領悟到了一種悲哀。freedom在中國,他那代沒有,我這代也沒有,漢寧這一代呢?我一路上邊走邊想著。

回到心中的天安門

一個強大的聲音在我耳邊迴響起:「起來!不願作奴隸的人們,把我們的血肉,築成我們新的長城。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每個人被逼著發出最後的吼聲。起來!起來!起來!我們萬眾一心,冒著敵人的炮火!前進!冒著敵人的炮火!前進!前進!前進!」

多麼熟悉啊!我竟然沒有意識到,我正一遍又一遍地反覆地默唱看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歌,腳下踩踏看節拍,走在紐約的馬路上。

從一九五七年飛跨到一九八九年,三十年來第一次我又參加了遊行,我又回到了天安門,不是嗎?那種高度的民族感的激情,以及人的力量所引起的感動而流下的淚水,我只有在天安門廣場國慶遊行中灑下過,我彷彿又回到了我心中的天安門,象徵看和平繁榮的天安門,置身在浩浩蕩蕩的遊行隊伍中,前進!前進!前進進!

為什麼還在殺人?

遊行當晚在家中收看電視,同樣的鏡頭,北京、長安街、城牆、天安門、衝鋒槍、坦克車、戒嚴部隊、槍聲、火花、血光……漢寧叫著說:「媽媽!你騙我?」「怎麼?」「你剛才不是說我們遊行了,壞蛋就不殺人了,你看!不是還在殺?」我望看他那哭喪的小臉,一副被欺騙了的委曲的樣了,一個字也說不上來,「那麼我們今天的遊行一定是假的了?是真的話,壞蛋就怕怕嚇跑了啦!」我還是不吭氣,也不忍看他那認真的模樣,把頭掉開了。「我知道了,我們今天是玩的、假的,先練習一下,下次遊行才是真的。」他很快地給自己找到滿意的答案。

我知道是因為他從小看慣我排練,到最後上裝、登台、有觀眾才算是正式的演出。啊!我倒抽了一口氣,張大了嘴,一個字也說不出來,心中連續地喊著:「為什麼……?為什麼……?為什麼……?為什麼……?」這個時候天安門城樓又在電視螢幕上出現了,它竟是那樣麻木不仁地站在那裡,鐵灰著臉。我怒罵了一聲,同時朝它一腳踹了過去,天安門就隨看電視機一齊向後倒了下去。

一九八九年十月十九日於瑞典

(江青為旅居瑞典舞蹈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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