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二年初放寒假時，我赴香港探望家人，基於許多原因，最後再也沒有回北京參加舞校的畢業考試，就這樣我離開了故土，但時空的阻絕並沒有改變我對鄉土的懷念。一九七六年文化大革命結束後，我就迫不及待地開始提出回國的申請，直至一九七八年才如願以償。比雷爾(編按：江青的先生)應邀到上海生化研究所講學，我也一起先去了上海探親，結果由於三姨父在上海病故，我們的行程臨時變更，打消了去北京的計畫。
再去北京時已是一九八０年的春天了，那年是應文化部的邀請到中國作獨舞、雙人舞的現代舞演出，我的男舞伴董亞麟和我一起去。他是在美國土生土長的華裔，第一次到中國大陸去，因此格外地興奮和激動。我離開北京整整十八個年頭了，離去那年是十六歲的中國少年先鋒隊隊員，一轉眼，現在自己的大兒子劉繼成都快趕上我離開時的那個年紀了。
重返天安門
在北京首都機場到旅館的路上，頓時發現自己成了個陌路人，以前腦中的印象全變了，路名也改得使自已印象更加混亂。正在沮喪時，長安街出現在眼前，它使我心情豁然開朗起來。天安門到了，就在車子駛在長安街上經過天安門的那一剎那間，我意識到我終於是回來了，也同時回到了十八年前的我，一切就像是昨天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