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一點的後生世代，不再有經濟壓力，只欠缺開放的政治、觀念、資訊社會。屬於這個五、六年級生的作家王文華自省：「從小到大，大部分時間在『搭便車』──搭著別人替我安排好的路線和車，安穩舒服，精準順利。」但是，走到轉彎處，他們忽然警覺：要自己「做選擇」了。
最年輕的「成人世代」，用網路、手機打開他們的視野，了解世界大過認識自己；「八○後」是他們的統稱。兩代六口人帶大的金童玉女，社會化太淺薄，缺乏大志與戰鬥力，既不想出家門，也不想出校門，更不願出國門。抱怨大人世界太混亂，自己卻抓不住準頭，冷漠、無感、淡定……。
面對這樣不同面貌、思惟分歧的世代，面對全球景氣低迷，經濟成長下降、失業人口上升、貧富差距加大的共同現象，還有台灣「醫師紛紛出走，救『醜』不救『命』」「中小學校長因倫理式微，爆大退休潮」的怪異趨勢。如果你是台灣領導人，你該怎麼辦？
無獨有偶，這個問題並不是「台灣奇蹟」，全世界都陷入「領導危機」。
6月下旬，《紐約時報》記者佛里曼在專欄中描述，他旅行歐洲，每到一處，大家的談話最後都落到一個問題上：為什麼現在的領導人無法激勵人民，共同面對今天的挑戰？
短視近利是當今全球領導危機
深具記者敏銳觀察力的佛里曼發現，主要有兩個原因：一是世代的價值觀不同；一是科技的強大影響力。
以科技而言，科技產品改變了政治領袖與人民的「對話」。他甚至拿半導體著名的「摩爾定律」做比喻：「政治上的摩爾定律是：每當一個地方的臉書和推特用戶增加一億時，當地領袖的領導品質就大幅下降。」
看美國兩黨總統候選人，他們隨時要看民調，隨處要在臉書和推特上PO文；「他們『領導者』的角色已經變成『追隨者』了！」
人人都成記者、狗仔的現狀，隱私權早已不存在，誰是公眾人物也分不清。「政治人物和民眾的互動頻繁和荒謬，早使他們不敢做勇敢而有意義的決定！」
世代價值觀的不同，早在美國老布希總統和小布希總統身上顯現。前者是歷經大蕭條時代，願意存錢和投資於未來的世代；後著是藉借貸透支先消費的嬰兒潮世代。
佛里曼在專欄中指出：當人民用科技推著總統做「快速而短視的回應和決定」時，當世代是重「短期利益」時，領袖人物如何能引導國家做長期發展、為人民謀長期福祉？
這就是今天全球的領導危機，也是台灣的領導危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