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立早報總編輯吳戈卿：有人主動放消息
國民黨臨全會那天下午，我去參加一個同事的婚禮，碰到一個人，他透露一些消息，當天晚上我們就去追查，才知道「主流派」和「非主流派」的事；也明瞭了「非主流派」的不滿，包括他們怎麼被竊聽、跟蹤。從當天晚上起，我們就開始布線，把兩派的人馬都弄清楚。
在追新聞的過程中，有主動放消息給我們的。這些來找我們談的人，基本上是以前就已經認識的，有基本上的互信，不會懷疑，也沒有溝通上的困難，但他怎麼說，我們還是會去查證。比如說，主流派的人告訴我們非主流派的人是多麼奸險、狡詐，我們會去問非主流派的人到底他們是怎麼樣的想法，而他們也會主動來澄清一些事。對於採訪新聞而言，這是很難得的，因為政爭使過去不願意講話的人更誠實，更願意講他們心中的想法。
隨時都有電話
當然他們有時候會放一些假消息，造成情勢的撲朔迷離。比如說主流派會放非主流派好的消息，非主流派也會講一些主流派的好話，而且他們彼此還會聯繫、互相求證，好像在打間諜戰。
這次兩邊罵的話都不好聽，我想我不會以動機來評斷，政治就是這樣，不必要太用道德來苛求，當然任何人放消息基本上都有目的，我們也沒笨到他說什麼我們就寫什麼，一定會再經過查證。臨全會那天晚上，有人告訴我們國安局在竊聽非主流派的電話，我們向一些當事人求證後，才把這個新聞發出去。
在這一個月的政爭中，我們的電話很多，隨時都有電話、呼叫，包括我白天在家睡覺時。飯局幾乎每天都有，而且請我們吃飯的也是什麼人都有。不光是吃飯，還有會面、談話、說明，比如說我們有個新聞怎麼樣寫，他們就主動來解釋當時的狀況如何，為什麼這麼做。
這次採訪中，我最大的心得是，在台灣沒有什麼特別神聖、不可侵犯的人和事，這種不可侵犯的情形，有些被打破了。
並未輕忽主流派
這次採訪過程非常有趣。當我們報導出林洋港前．一天去看什麼人的新聞，你相不相信，這是主流派告訴我們的。主流派甚至主動告訴我們，林洋港去看誰，說了什麼話。有時我們去問主流派的人有關非主流派的消息，比問非主流派的人還要快，並且還願意講，資訊並不匱乏。非主流派的如果知道主流派在做什麼，也會告訴我們。
放消息給我們的人，有的說話會拐彎抹角，但真正好的朋友，彼此有信賴感的會直截了當地說，而且他不會在電話裡講，也不會到公眾場合去，會約在外面。有些約在咖啡廳，或約在我的車上、某個人的車上。尤其非主流派的人常常這樣，他們非常有不安全感，有時還約到他辦公室的廁所、飯店的洗手間裡去講。這過程很好玩，就像偵探辦案一般。
我是不相信有絕對客觀的報導，我想記者在採訪、報導這次政爭新聞時是有一些主觀上的好惡，要求實質上的客觀很難，但形式上一定要客觀。
我們自立報系這次並沒有站在那一邊，也許有人會覺得我們報導非主流派的新聞比較多，但是任何一個存在的既得利益者都必須經過挑戰。李登輝是站在檯面上，比較容易暴露缺點、受檢驗；相對的，林洋港受到檢驗的機會就比較少。我們在版面上也並沒有輕忽主流派。
(蕭富元採訪整理)
中國時報政治組主任陳守國：現在還有很多謎
早在國民黨臨全會以前，我們就知道副總統人選是李元簇。臨全會前夕，又聽到另一種說法是「未必盡然」。於是我們去問一些可能人選身邊的人「他們是不是沒希望了」，他們說：「不見得哦！」那時我們就嗅出味道不太對了。
臨全會當天早上，氣氛相當詭異，我們還抓不到真正問題的核心，只知道宋楚瑜和黨部一些人氣急敗壞，而且李總統似乎不斷地召見人，有點焦慮、不安。
一直到主張票選的爭議發生，重量級的人物一一上去講話(通常這些大老級人物不必自己上台，只要代理人上去就可以了)，連這些老將都上去了，表示有些問題。我們第一個反應是看郝柏村，他也贊成票選。後來，宋楚瑜說「少數人破壞團結」，是把內幕抖了一點。如果他不講這些話，大家可能不會感覺到原來國民黨高層權力鬥爭已經展開。
那天之後，大家就開始追新聞了，我們也才驚覺原來臨全會前一天晚上在總統府已作業到凌晨，不斷地打電話動員、曉以利害，我們也才知道連李總統都有放棄競選的打算，氣氛相當緊張。
有意思的新聞戰
那時我從中央黨部主流派人士得來的消息說，非主流派動員得非常厲害，甚至他們的目標不只是副總統，而且是總統。憑良心講我也不太敢相信，然後我跟李院長見過面求證，他說你可以去查，我身邊的人或是我有沒有請誰打電話，我去查還其查不到。幾乎在幾個重要的人物或他們身邊的人都查不到結合的趨勢或是動員的動作。
這是一次非常有意思的新聞戰，你好像隱隱約約感覺到什麼東西，但你又抓不到任何證據；你又不能去揣測，因為這個牽涉太大。
我真正搞清楚狀況，是在一個熟知內情的朋友告訴我整個事情的狀況之後。他告訴我他要為歷史做見證，我們在他家談了兩個多小時，他還要求我錄音。三月時我寫了一篇「揭開非主流派結合內幕」，就是以他提供的消息為主軸，經過查證，然後再從兩派人士得來的消息寫成。到那時整個情況就相當清楚了，到底那幾人扮演的角色是什麼、他們開了什麼會、誰坐了那個位置、講什麼話，都完全確定。
這次主動放消息的情形並不多，因為事涉敏感，而且他們彼此對對方的瞭解並不那麼清楚。兩邊都處於曖昧的狀況，誰都很難去放真正的消息；頂多只是隱隱約約講他們在怎麼做，有些交情不錯的朋友講了一些實話，但每一個人也只瞭解真相的一部分，很少人知道全部。
這段時間相關當事人並沒有請我們吃飯，甚至要請他們吃飯他們都不願意。而且你要見當事人也不那麼簡單，更沒有主動放話。
整個採訪過程，對記者來講是虛忙，又虛又忙。因為你不時要去盯人，要去找消息，又很難找到真確的消息。
舉個例，我和林洋港有很久的交情，他也會跟我講一些真話，但他一大到晚被記者盯梢，我要避開這些記者，找到一個單獨、能聽他講一些真話的機會。有一天，我趁記者群稍微鬆懈時，從門口稍偏一點點的地方鑽進去，和他聊一聊，然後又偷偷摸摸地鑽出來。追這種新聞是相當痛苦的。幹記者這麼久，從來沒跑過這麼難跑的新聞。
憑良心講，這件事情到現在還有很多的謎。當事人都是實力派的人物，他們的政治修為已到了爐火純青的地步，我們這些小毛頭，要跑到真正的新聞並不那麼簡單。
把每個人的話「拼」起來
第二個挑戰是尺度的拿捏，在很難跑的情況下，我保證有八０%是假的或是抓不到重點的東西，常常是道聽途說，東抓一點西抓一點，沒有抓到真正的問題。
從這次採訪中我得到一個經驗，就是跑新聞人脈一定要廣，消息才會充分，否則會跑死人的。真的無從跑起，只好從外圍追，然後把每個人講的話，像拼圖一樣拼起來。
我的方法是採用中央突破，當然跑這個新聞也很僥倖。當我寫完「揭開非主流派結合內幕」，有一天碰到林洋港，他就對我說：「你可以去做情報局長，你知道的比我還多。」
(蕭富元採訪整理)
聯合報政治組組長張昆山：我們一向不押寶
去年十二月開始，各報就在猜副總統提名人選，每個版面都熱鬧極了，當時有人說：「你們聯合報比較不敢寫。」可是到二月十一日臨全會召開，又有人說：「聯合報這次押寶押的真準。」其實都錯了，關於人事、政治方面的新聞，我們一向不押寶，所以初期看起來，我們的新聞遠不及其他報熱鬧，但事後印證我們才是對的。
在這一次的選戰中，為了查證消息確實與否，常常延誤發稿時間。平常我們的截稿時間是十一點半，那一陣子經常拖到一點鐘，甚至有些時候稿子都寫好、發出去了，查證到有問題還是會臨時抽回來。
對某些敏感新聞，我們儘量向當事人求證，例如林洋港是否退選，我們在一版頭題上說：「如果李總統有明確回應，林院長即將婉辭國代的連署。」這就是直接向林洋港本人查證的結果。那幾天，我常深夜打電話到林院長家裡求證消息，有時對方表示院長睡了，我還是不放棄，請他代為問一下。
全面總動員
這一次報社是全面總動員，發揮統合戰力而不靠個人英雄；我們政治組只有十五個人，但投人這次選戰，幾乎用上了所有資深人員的關係。像目前跑科技線的記者李若松，過去他和蔣彥士很熟，就調過來跑政治，全天候盯梢蔣彥士，他甚至還住到蔣彥士辦公室對面的旅館去。
另外，我們所接觸到的各方人馬，也都拿來做間接旁證。在新聞判斷上也是集體討論，我們每天開兩次會－－下午的檢討會與晚上的編輯會。如果有人透露的重要消息與我們研判的方向不符，我們在版面處理上會特別謹慎。例如國民黨十三全會做的內部諮詢，指出宋楚瑜聲望跌到谷底，有些報登二版頭條，也有的刊在三版頭條，我們只放在三版下方。主要就是我們判定回收樣本過少，只有三、四百份，可信度必須存疑。
林、蔣退選的新聞也是如此。一開始我們研判他們極可能退出，才敢在一版頭條登出來。週六，八大老決定出面整合並宣布將於週一在台北賓館宴請林、蔣，事實上前一天晚上雙方已經碰過面，決定退選的事，週三沒有馬上發表，不過是認為李總統的演講不夠明確而已。
這種判斷不只來自對新聞的事件掌握，同時也包含記者長久觀察政治人物的性格所做的綜合分析。
名詞選用特別小心
報社處理這種新聞的心態是寧漏勿錯、中性報導。
比方說名詞的選用，聯合報從不用「主流」、「非主流」的字眼，因為雙方都是中常委，都算黨中央，怎麼能說誰是主？我們都稱「票選派」、「提名派」，甚至到林、蔣退出之後，我們也是儘量指出人名或用「擁林、蔣派」。事實上，我們認為自已是「新聞派」，凡是新聞，而且符合國家利益，民主憲政的口我們都登，儘量避免價值判斷。
以一個政治記者的立場來看，這次臨全會上，幾位部長級以上的中常委彼此針鋒相對的場合，今我印象最深刻，過去跑黨政新聞、目前是聯合報副總編輯的高惠宇就曾對我說：「你真幸運！」
(孟錦明採訪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