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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地震後

文 / 傅崑成    
1990-0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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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地震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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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三月十六日至三月二十二日,在短短的六天,大約一百五十個小時的激情之後,中正紀念堂前的廣場,又回復了寧靜。

四十年來,由於中國共產黨的坐大,造成國家的內戰與分裂,壓迫、扭曲了中華民國的憲政形貌。四十年來,由於台灣厲行民主教育,造就了一批又一批篤信民主、嚮往憲政的知識分子。

這兩件事實,終於在今年春天的總統大選之際,相互推擠、撞擊,猶如地殼板塊的推移,在地震之後,為台灣的政治地表,留下了新的風貌。

擦槍走火

雖然不無可訾議之處,但是,這一次的學運終能在政府與學生間的理性溝通之後,暫告和平中止,較諸去年六月四日的北京天安門事件,不能不使人深感欣慰。

中正紀念堂事件,在某些程度內,為往後的政治示威活動,留下了一個不錯的範例。在海峽兩岸的政治競爭中,也留下了良性競賽的可能性,使台灣在民主政治項目上,再度領先了一分。

其實,整個事件的發生,原本只始於台大幾名二、三年級的學生,向執政黨中央黨部抗議國民大會的政治勒索;抗議未果,於是五、六十名學生前往附近的中正紀念堂前,展開靜坐抗議,並提出了「解散國大」、「廢除臨時條款」、「召開國是會議」與「提出政經改革時間表」四大訴求。

誰也沒有料想到,由於當時國大內部正天天上演著總統選舉前的各種爭權奪利秀,引發了傳播媒體的密集報導,也刺激了全省其他青年學子的憤慨。於是,廣場上靜坐的大專學生人數以幾何級數快速增長,其情況一如台大學生會會長范雲所說:「恰似擦槍走火,」一時間,突然湧現了四十年來,台灣地區最大規模的學生示威運動。

三月十八日,民進黨因為兩天前其黨主席黃信介率同黨籍國大代表赴總統府抗議,被憲兵強制抬出,而在中正紀念堂前舉行萬人抗議集會。這也使得原本只有數百學生參加的學運,激增為千人以上的靜坐。

自動牽繩為界,與民進黨活動者涇渭分明的學生靜坐團體,在十九日的綿綿春雨中,已經發展為三千人左右的大群體。

學生們的組織領導系統一再改換、擴大,三月十七日上午設立的指揮中心,下午即改組為八所大學代表組成之主席團。十八日凌晨,學生決定在校際會議之下,組成七人決策委員會。到了二十日,七人決策委員會又改組為另一新七人小組,並另聘五位大學教授為顧間團。當天下午二時半,七人小組中的六人同赴總統府,要求與李總統對話,但是,只見到了總統府副秘書長邱進益。

三月二十一日是總統選舉日。學生堅持與總統面談的要求,經教育部長毛高文與中研院研究員瞿海源、台大教授賀德芬轉達之後,李總統決定於下午選舉底定之後,在總統府接見學生代表。當天下午,學生幾經辯論,終於派出五十三名校際代表,於七時五十分在總統府與李登輝總統當面交談了近一個小時。

震央為憲政改革

由於李登輝總統基本上同情學生的四大訴求,肯定學生愛國愛鄉的情操;雖未完全接受學生四項訴求,但已明白表示將在其就職(五月)前後召開國是會議,並且將在其就職演說中,提出政治改革的時間表;學生校際會議代表乃連夜開會,終於以二十二票比一票,決定於翌日(二十二日)正式撤離廣場,暫時結束了這場學運。

回顧整個學運過程,並綜合各媒體上的報導與評論,我們可以發現三項危險因素:第一,部分激進的學生曾力主包圍總統府、衝入總統府。此事倘若付諸實踐,則學生與軍警之衝突將屬不可免;第二,一些教授、學生在演說中曾公開指責「外力介入」,似乎隱隱然有一股力量企圖藉此造成政治上的鬥爭;第三,台獨氣氛一度瀰漫全場。尤其是因為部分學生曾堅持只說閩南語,只唱台灣民謠,加以曾經目睹民進黨抗議集會時,有人切割旗桿、焚燒國旗,而無動於衷;凡此均使人相信台獨主張者有意將學運引入此一訴求。

好在這一些危險因素都未能進一步發展,在中正紀念堂事件之後,隨著總統、副總統的當選,台灣的政治地表,已經浮現出下面的丘壑,而一切脈絡似乎都指向同一震央--憲政改革。

對政府而言,李總統對中正紀念堂廣場學生的允諾必然將實現。因此,由總統府主辦的國是會議已緊鑼密鼓地在籌辦中。而五月二十日總統就職演說時,李登輝將提出什麼樣的改革時間表,屆時也將是眾所矚目的焦點。

中正紀念堂事件也提供了政府領導階層一個絕佳的機會,使得所有憲政合理化的改革都有了堂皇的冠冕與動力。任何反對改革者,都可能被戴上違反民意的荊冠。

對執政黨而言,派系分裂之說或許可以因此一事件而稍見緩和;尤其假若所謂之「主流派」能夠成功地在追求憲政改革的同時,兼及中國統一的推進工作,則所謂之「非主流派」,當可能放鬆對抗而增進合作。

執政黨若其能在明年(一九九一年)年底之前,完成憲法與臨時條款之修改工程,則在三年後的中央民代全面改選中,將有望漸雪去年選舉喪失眾多席次之恥,而重新掌握絕對優勢。

民進黨分裂的壓力

當然,由於中正紀念堂學運造成之壓力,也已經使得執政黨較以往更樂於與民進黨平起平坐,對若干政治訴求漸生認同,而對兩黨之爭發生了緩和作用。

對執政黨黨主席李登輝而言,此一事件顯然也帶給他若干聖經中未備載的教訓:強人專斷的政治作風、並不符合民主憲政的時代要求。

在事件前後的黨內派系鬥爭中,李主席應已深切體認出自己的威望與能力有限。而各界對「內閣制」或「準內閣制」的希望,對黨主席與總統職務分野的期待,在在均將削弱其強人專斷的權柄,而使國家憲政更有活潑發展的機會。

當然,國是會議的成敗以及改革時間表的進程,也都將是李總統政治生涯的嚴格考驗。

對在野的民進黨而言,中正紀念堂事件與其後籌開的國是會議,看來卻似乎是黨內加速分裂的開端。

美麗島系人士在黃信介主席於總統府前「受辱」之後,合法地在中正紀念堂舉行了抗議大會,且迅速與李登輝主席見面,同意共同籌辦國是會議……,這些做法顯然令新潮流系人士不滿。「台獨」未成為中正紀念堂廣場學生正式訴求之一;黃華人馬在陽明山入山口棒打出席會議國代的暴力作風受到否定……,這些事情也使得民進黨內的激進人士感受到不得不分裂的壓力。

當然,民進黨內的理性人士對於廣場學生不肯與反對黨同流,心中會有反省。今後在該黨主導的抗議活動中,或許將更願意走較理智、更和平的路線。

對資深未退老代表們而言,中正紀念堂的學生示威運動,也已經傳達了一項明白的訊息:「及時退職,莫俟終日」。今後的退職人數顯將增加;而有關退職法令的修訂,也將容易一些。

對北京的中共領導人而言,在訕笑「台北也不怎麼高明」之際,學運的突然理性收場,頗令人為之愕然。為了顏面問題,尤其是連台籍政協委員張春男都不得不向香港記者承認:「李登輝處理學生運動的政治手腕比李鵬高明」之後,李鵬日前對柴玲、封從德的潛逃出境一事,也只好表現出「不那麼緊張的樣子」。

中共領導人如果能真正客觀地去瞭解中正紀念堂學運的內涵,將也不難學習到另一教訓:台灣人民追求台灣生存的利益,並不就等於台獨。

被歷史記載的一年

對台灣的兩千萬同胞而言,中正紀念堂學生示威事件也頗有意義。如今,顯然已有更多的人相信:「動員戡亂」的理念將成為過去;「和平統一」將成為目標;臨時條款與各種法令均可依理性制法程序而修改,甚至毀棄;而一項由民意調查基金會在三月二十二日至二十四日所完成的最新民意調查也顯示:有一一.一%(較諸三個月前增加三倍)的人,敢於表示對李登輝總統這段時期的整體表現,感到「不滿意」或「非常不滿意」。

民主的期待,尤其是對國家最高層政治活動民主化的期待,已經大大提高。

中正紀念堂廣場的示威學生,曾經同意將「總統就職前召開國是會議」,修改為「就職組閣後一個月內召開國是會議」。這些已然飽受鼓舞的學生,以及其他民眾的高度期待,不容許被政治上的妥協、牽延所敲碎。

在末來的一年半載內,只要有效的憲政改革方案能使將來和平統一的民主中國有一個雛型,中國的歷史上,一九九0年必將被記載為關鍵性的一年。

(傅崑成為台大法律系副教授)

本文出自 1990 / 05 月號

第047期遠見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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