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從照片上見到她，是1987年8月，透過出書，寄來照片中四張有她；二張是在美國，華盛頓林肯紀念堂和國家公園，一張是在義大利面向卡普里島的海灣，一張在北大蔚秀園家中。笑容開朗而自信。
第一次見她本人，是兩年後，我與當時自美國赴北京的《世界日報》社長張作錦，到她北京科學院家中晤面，她堅毅的面孔透露出一絲緊張。
時值「六四」之前，胡耀邦剛過世，熱血沸騰的北大、清華學生正走出校園。電子一條街上「四通集團」的創辦人萬潤南和妻子，還有「四通人」都在談論著「連清華學生都上街頭了！」 真正近距離認識李淑嫻，則是1991年尾，她隨夫婿方勵之第一次從美國踏上台灣。
在李淑嫻與方勵之共同生活的50幾年中，頭18年，夫妻幾乎是分離的，沒有真正像樣的家。1989年後，她又被迫離開更大的家。
中共內部對她的不滿，可能高過對方勵之的；他們總認為「李淑嫻才是方勵之背後的黑手」。
這位生長在四川的安徽姑娘，由寡母帶大，好勝而有思想。念書時代就是「模範生」和「三好學生」；在共產黨員身分上，還曾是方勵之的「領導」。
與方勵之結婚 是良伴和益友
1957年反右時，方勵之因鳴放時期批評了黨，被打成右派，下放贊皇勞改。李淑嫻則在這年年底被開除了黨籍。
「那時候，我們思想很單純，黨不要我們見面，我們就真的不來往，也不覺得有什麼不對。」她在台北與友人聊到此事，語帶嚴謹地談他們的「冷凍戀情」。
1961年，這對不被允許來往的情侶終於在北大建立了家。 安安穩穩的日子只有八年。第二個兒子出生的前一天，方勵之又被抓進「牛棚」。 沒有丈夫在身邊，在北大又被打成「賤民」，即將臨盆的李淑嫻，竟然沒有醫院願意收她這個「黑戶」。
婆婆帶她進了住家附近的醫院，提不出「單位」，差點被誤為「未婚媽媽」。個性耿直的她絕不受不名譽之污，「我後來還是告訴他們我是在北大教書的。」
同樣是北大物理系畢業，他的最愛是做研究，她的最愛則是教書。李淑嫻是方勵之的良伴，也是益友。
在他無數次被批鬥的苦難中，她始終是他心靈的守護者；在他意氣風發面對群眾時，她始終是默默的記錄者；在他研究思考的世界裡，她則是他靈感與觀念的激發者。
外表剛強內心溫柔 雅好文學
1989年初，大雪紛飛的年假日，方勵之起草了給鄧小平的一封公開信，要求釋放魏京生。李淑嫻是第一個讀者，也是附署者。
在這之前兩年，方勵之第二次被開除黨籍，罷除了科大副校長職務。1987年的中國大陸，正吹起「反資產階級自由化」之風，情況十分危急，「當時一篇篇的講稿，都是我一字字聽錄音機記錄下來的；那時候是為了打官司用的。」她在台北提起了這段往事。
後來這些手稿經人轉來台北，《遠見》雜誌出版為《我們正在寫歷史》一書。
不論在大陸、在國外，甚至在台北，錄音機、記事本和照相機始終是李淑嫻皮包裡的三寶。
她有記日記的習慣，也珍藏所有的照片，她說：「每次出事，最要帶走和處理的，就是這些。」即使當年匆匆進了美國大使館，她說：「我還是帶出了底片。」
她最瞭解他，她常對訪問者說：「你愈問他挑戰性的問題，愈能激發他說得好。」 她最能協助他，第一次訪台，方勵之臨走前提出了「後共產主義時代」的觀念，正是他們互相分享與討論觀察體驗的新想法。
從外表看，李淑嫻是一個勇敢正直的人。她直話直說，毫不轉彎。在內心裡，她是一個溫柔善良的女人。她喜歡讀世界文學名著，逛書店時，她買了《紅與黑》《約翰克里斯多夫》《普希金小說選》，她說：「我的這些書都留在北京家裡了。」
在花蓮，聽到證嚴法師說慈濟人在安徽全椒縣為水災民眾蓋了有浴廁的房子，淚水在眼中打轉；她輕聲向方勵之說了一句話，就從皮包拿出一個封套來，遞給證嚴法師說：「你們今天做的事，就是我一直想要做的事，非常謝謝你們！」封套裡是1000美元。因為全椒是她的家鄉。
離家22年，在美國亞利桑那州定居下來，李淑嫻和方勵之陸續來過台灣幾次，都是參加學術討論會。後來我看到的李淑嫻，臉上多了歲月的痕跡，多了喪子的憂悽，現在更多了喪夫的悲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