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從照片上見到她,是1987年8月,透過出書,寄來照片中四張有她;二張是在美國,華盛頓林肯紀念堂和國家公園,一張是在義大利面向卡普里島的海灣,一張在北大蔚秀園家中。笑容開朗而自信。
第一次見她本人,是兩年後,我與當時自美國赴北京的《世界日報》社長張作錦,到她北京科學院家中晤面,她堅毅的面孔透露出一絲緊張。
時值「六四」之前,胡耀邦剛過世,熱血沸騰的北大、清華學生正走出校園。電子一條街上「四通集團」的創辦人萬潤南和妻子,還有「四通人」都在談論著「連清華學生都上街頭了!」 真正近距離認識李淑嫻,則是1991年尾,她隨夫婿方勵之第一次從美國踏上台灣。
在李淑嫻與方勵之共同生活的50幾年中,頭18年,夫妻幾乎是分離的,沒有真正像樣的家。1989年後,她又被迫離開更大的家。
中共內部對她的不滿,可能高過對方勵之的;他們總認為「李淑嫻才是方勵之背後的黑手」。
這位生長在四川的安徽姑娘,由寡母帶大,好勝而有思想。念書時代就是「模範生」和「三好學生」;在共產黨員身分上,還曾是方勵之的「領導」。
與方勵之結婚 是良伴和益友
1957年反右時,方勵之因鳴放時期批評了黨,被打成右派,下放贊皇勞改。李淑嫻則在這年年底被開除了黨籍。
「那時候,我們思想很單純,黨不要我們見面,我們就真的不來往,也不覺得有什麼不對。」她在台北與友人聊到此事,語帶嚴謹地談他們的「冷凍戀情」。
1961年,這對不被允許來往的情侶終於在北大建立了家。 安安穩穩的日子只有八年。第二個兒子出生的前一天,方勵之又被抓進「牛棚」。 沒有丈夫在身邊,在北大又被打成「賤民」,即將臨盆的李淑嫻,竟然沒有醫院願意收她這個「黑戶」。
婆婆帶她進了住家附近的醫院,提不出「單位」,差點被誤為「未婚媽媽」。個性耿直的她絕不受不名譽之污,「我後來還是告訴他們我是在北大教書的。」
同樣是北大物理系畢業,他的最愛是做研究,她的最愛則是教書。李淑嫻是方勵之的良伴,也是益友。
在他無數次被批鬥的苦難中,她始終是他心靈的守護者;在他意氣風發面對群眾時,她始終是默默的記錄者;在他研究思考的世界裡,她則是他靈感與觀念的激發者。
外表剛強內心溫柔 雅好文學
1989年初,大雪紛飛的年假日,方勵之起草了給鄧小平的一封公開信,要求釋放魏京生。李淑嫻是第一個讀者,也是附署者。
在這之前兩年,方勵之第二次被開除黨籍,罷除了科大副校長職務。1987年的中國大陸,正吹起「反資產階級自由化」之風,情況十分危急,「當時一篇篇的講稿,都是我一字字聽錄音機記錄下來的;那時候是為了打官司用的。」她在台北提起了這段往事。
後來這些手稿經人轉來台北,《遠見》雜誌出版為《我們正在寫歷史》一書。
不論在大陸、在國外,甚至在台北,錄音機、記事本和照相機始終是李淑嫻皮包裡的三寶。
她有記日記的習慣,也珍藏所有的照片,她說:「每次出事,最要帶走和處理的,就是這些。」即使當年匆匆進了美國大使館,她說:「我還是帶出了底片。」
她最瞭解他,她常對訪問者說:「你愈問他挑戰性的問題,愈能激發他說得好。」 她最能協助他,第一次訪台,方勵之臨走前提出了「後共產主義時代」的觀念,正是他們互相分享與討論觀察體驗的新想法。
從外表看,李淑嫻是一個勇敢正直的人。她直話直說,毫不轉彎。在內心裡,她是一個溫柔善良的女人。她喜歡讀世界文學名著,逛書店時,她買了《紅與黑》《約翰克里斯多夫》《普希金小說選》,她說:「我的這些書都留在北京家裡了。」
在花蓮,聽到證嚴法師說慈濟人在安徽全椒縣為水災民眾蓋了有浴廁的房子,淚水在眼中打轉;她輕聲向方勵之說了一句話,就從皮包拿出一個封套來,遞給證嚴法師說:「你們今天做的事,就是我一直想要做的事,非常謝謝你們!」封套裡是1000美元。因為全椒是她的家鄉。
離家22年,在美國亞利桑那州定居下來,李淑嫻和方勵之陸續來過台灣幾次,都是參加學術討論會。後來我看到的李淑嫻,臉上多了歲月的痕跡,多了喪子的憂悽,現在更多了喪夫的悲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