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代表一個國家的前途和希望，我們幾乎可以從一國目前教育辦理的良窳，推測這個國家的前景。譬如大陸一場十年文化浩劫，至今舊創未癒，新傷又發；反之，台灣在經濟上能有今天的成就，也和四十年來教育的普及有著密切的關係。然而，值此距二十一世紀不過十個年頭的今天，我們不禁要問：我們的教育是否已經為未來做好了準備？
一個世界性問題
事實上，這是一個世界性問題。凡是有遠見和肯負責任的政治家無不認真考慮這一問題。譬如英國在柴契爾夫人領導下的保守黨政府，計畫在本世紀結束前將英國大學生人數增加為目前的一倍。
美國布希總統在不久前所舉行的全國教育高層會議開幕致詞中，也很沉痛地說：「為了我們的子女，也為了我們國家的前途，現在不應該只是討論和研究，而是面對未來立即有所抉擇和行動的時刻了。」這段話，相信同樣可以應用到我們自己身上。
依報載，政府已決定自民國八十二年起實施十二年國民教育，而且為了配合這一重大變革，設置了多個專案小組，分別以各種有關問題進行研究。
譬如，在課程方面希望能做到一貫化、精簡化和合理化的地步，既能適應學生不同的興趣和能力，也要為教師預留教學上自行發揮的餘地。諸如此類，為我們未來的國民教育勾畫出一幅美麗的遠景。
但是，我們的大學和高等教育呢？
這也是大家所關切的大問題，無論政府或民間機構不知舉辦了多少次會議進行探討。尤其是前些時候，由於大學法修訂而引起了朝野熱烈的討論和爭議。
表面上，似乎是大家對於未來我國大學的地位和組織，持有不同的看法，但其背後，卻代表了在一個走向開放和多元的社會環境中，大學這一重要社會機構應如何定位與適應的問題。令人擔憂的是，在最近幾年國內外環境卻發生波瀾壯闊改變的潮流中，我們的大學似乎已有被拋落在後的感覺。
首先，我們應該認識，就大學所擔負的基本教育功能而言，今後將不再只是屬於少數資質優異的年輕人的專利，大學應該打開窄門，讓更多的人－－包括已進人社會的中老年人 可以獲得進修學習的機會。
何況，在知識爆炸、科技日新月異的時代中，大學所應擔負的，遠超過傳統的教育功能。它不再只是一個以製造各級學位為目的的機構，而是一個具有多方面功能的文化和學術機構；透過這些功能，帶動社會進步，豐富人民精神生活和培育不斷進步的生命活力。
在這一層面上，大學並無公私立之分，其使命與任務都是相同的。不過，自制度觀點，由於二者在法律地位與經費來源等方面的差異，使得所面臨的問題以及解決途徑有所不同。因此，為能將問題單純化起見，本文將集中於討論公立大學方面的問題。
其次，本文所採觀點，是視大學為一社會機構為出發點，因此所提出的問題，也就是一個社會機構可能遭遇的問題。本文嘗試歸納為政治、市場、財務及行政四方面加以討論。
將這些方面問題稱為「危機」，並非企圖「危言聳聽」，而是取其代表危險之「機始」或「機鋒」之意，希望能藉此引起關心我國大學－－尤其是公立大學－－人士的興趣與討論，共同努力以尋求解決之道。
政治危機
在一般人心目中，只有政府才會發生「政治危機」，例如統治地位遭到挑戰，統治機構無法組成，政權轉移發生阻滯之類。大學既不是政府，何來「政治危機」？
但是，我們必須注意到，大學本身乃是一種在社會中具有絕大影響作用的機構，因此他代表一種重要政治資源，在多元政治環境中，也成為各方所要爭取、甚至控制的對象，正如大眾傳播媒體成為各種政治勢力所極力爭取的對象一樣。在這情況下，大學想要完全置身事外，是不可能的，但是如何能面對來自各方的政治力量，而不失本身的地位和使命，這就是一個政治問題。
在本質上，這是由誰－－以及如何－－決定大學基本發展方針和政策的問題，或即一般所稱之為大學的「治理」(governance)問題。
它對於一所大學的學術發展和學術自由，具有根本的支配作用，因此也是一個極其根本而重要的問題。
多年來，我國公立大學，儘管有其政治的一面，但卻無政治問題可言。因為公立大學的「治理權」幾乎完完全全掌握在政府手中，這不但指主管大學的教育部，還包括可以依法控制大學業務的其他政府機關。因此，大學本身一切照政府規定辦事，而不必去制訂這些規定。這樣一來，外界若對大學有所影響或批評，其對象不是大學，而是有關的上級主管機關，使得可能發生的政治問題，也由上級主管機關一手承擔過去。
何況，在過去幾十年間，社會上也沒有什麼政治勢力足以構成對政府的挑戰和抗衡力量。這使得即使在主管機關方面，治理所屬大學也是平靜無波。
然而，這種情勢目前已開始發生改變。一方面，隨著政府在各方面採取開放政策，對於大學的治理，在讓各校發展本身特色的理由下，給予學校比較大的自主權。雖然將如後文中所稱，這點在如何落實上會面臨困難，但卻代表一個政策上的趨勢。
在另一方面，社會中各種利益團體的出現，將會把握這一時機乘虛而入，設法擴大其對大學的影響作用。
面臨這種新的政治情勢，將會暴露我國公立大學組織設計上的一個缺陷，那就是在大學本身並沒有一個機制可以承當新增的「治理」功能，對於來自各方的政治壓力，具有因應和調和的能力。結果，這一責任很自然落在校長身上，使他首當其衝。
然而，從組織觀點，大學校長只是一位行政首長，而不是政治領袖，其主要任務乃在綜理校內行政事務。多少年所沿襲下來的習慣是，他必須事必躬親，繁瑣不拘，尤其是人事和經費問題，占用了他絕大部分的時間和精力。因此，過去我們所需要的是一位精明幹練的行政長才，這樣他就可以把校務辦得有聲有色。
然而現在，他必須兼顧和各種政治力量直接打交道，運用手腕折衝周旋，使他還要扮演一位政客的角色，既要管內又要管外，兼之行政和政治角色本質上所具有的衝突，使他必須是一位超人才能兼顧。但是，更基本的問題，乃是在目前的校長任命方式下，即使他願意扮演這種政治角色，由於缺乏政治上所必須的權源，使他面對來自各方的要求或挑戰時，難以堅定有力地予以因應。
中流祇柱
也許在某種程度內，由教授代表所組成的校務會議可以發揮這種治理的功能。但是，從政治觀點，校務會議所代表的乃是教授們自學術或院系立場的看法；在這立場上，校務會議可以作為維護學術自由，保持學校均衡發展的中流柢柱，但卻不是擁有最後治理權源的機關，無法反映一個多元和開放社會的不同利益和觀點。 在美國，即使是州立大學，都有一個治理學校的理事會或信託大會，所扮演的，就是一種政治性角色。透過這種機制，使外界政治力量不致侵入機關，干預行政主管的行政職權，這種角色有如我國傳統上的教育部，但是它屬於個別學校，也不是政府行政機構的一部分，儘管其成員除由選舉產生外也有由州政府任命者。
不管我們最後將採取什麼組織或機制以解決這方面的問題，今日大學校園的政治化是必須正視的一個事實。如果我們歡迎政府給予公立大學更多自主地位，但是不願見到大學校園淪為各方政治勢力攻城掠地之戰場，大學本身就應該建立有能力運用這種自主權力的機構。
市場危機
將大學視為社會機構，在自由開放市場中，它必須憑藉本身所能提供社會的價值和貢獻，以爭取社會的支持和資源。自此觀點，大學－－包括公立大學在內－－有其屬於「市場」一面之意義。大學所需要得自外界的資源，包括經費，學生和師資等等。
多年來，我國公立大學生存在一種受到高度保護的市場環境之中，既無這種「市場」問題的存在，更沒有什麼危機可言。
首先，公立大學所需經費來自政府預算，只要所設系所經過政府核准，招生名額獲得政府核定，就可獲得一定的經費。
其次，學生來源為大學聯招制度的配給，由於設校受限，供不應求，對於公立大學而言，幾乎可以完全不必擔心學生來源。
第三，在師資方面，由於國人傳統重視教育，尤以獲取高級學位為光宗耀祖之舉；一旦取得高級學位後，在大學任教每被視為理所當然的出路。儘管待遇菲薄，但卻獲得社會尊敬，因此仍能吸引大量優秀師資，使得我國大學－－尤其公立大學－－不致感到師資來源嚴重匱乏。
然而，公立大學這些得天獨厚的條件，恐怕都將隨著我國整個社會經濟環境改變而逐漸喪失。現在就上述經費、學生和師資三方面，除經費一項將留待下節有關財務危機時再加討論外，先就其他兩方面加以探討。
先說學生來源方面。第一，政府開放校禁或大量增加招生名額，恐怕是繼黨禁、報禁及許多其他禁忌開放後的必然趨勢，這是由於政治上的壓力，但也反映社會發展的實際需要。
第二，在不牴觸兵役政策原則下，留學限制的解除，說不定除女生和高中畢業生可以赴國外就讀外，還會進一步放寬。這樣一來，我國大學－－即使是名列聯招前茅的公立大學－－也要面臨哈佛、史丹福、芝加哥、密西根之類世界一流大學的競爭。
第三，聯招制度的廢除，恐怕也是遲早的事，道將給予國內公私立大學大幅度的自由，以決定本身的招生政策和辦法，如此勢必增加校際間的競爭，學校不能像過去一樣，可以坐待聯招會的分發了。
清高教職魅力小
尤其是在私立大學方面，一旦自教育部獲得更大的自主權後，將可拿出如民營企業的辦校精神，恐怕不出幾年就能脫穎而出，獲得學生及家長的青睞，那時公立大學未必能保持日前這種優勢。
再就師資來源而論，公立大學恐怕也會面臨困難。基本上，社會的價值觀念已在改變之中，傳統那種「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的心理已逐漸褪色。
年輕人將放棄為求學而求學的觀念，當他大學畢業之後，面臨是否要繼續攻讀高級學位的選擇時，恐怕他不會像他的上一輩那樣不問一切，只要有機會就繼續唸下去。他會考慮，攻讀高級學位這一條漫長的艱苦路程和大量精力和時間的投資，將會帶給他怎樣的報酬。
在這種考慮下，很自然地，除少數人外，多數都會放棄走上這條物質報酬率甚低的路途。這在美國早已是普遍的現象，所以有賴社會及學校以種種財務上的支持，來吸引和幫助有條件讀博士學位的青年。
在國內，民間薪酬水準這幾年來有驚人的提高，已使得台灣成為東亞高工資國家之一。依近日報載，民間向政府財經部門挖角，有開出每月新台幣三十萬元，外加一輛車子和一幢房子價碼的例子；還有一些證券公司的年終獎金竟達幾十個月之多。
即使我們將這些視為特例，但是一位甫出校門的企管碩士，起薪可達到每月四、五萬元，卻是相當普遍的事，這已相當於美國一位獲有博士學位副教授的待遇。這一切再加上報章對於民意代表大幅提高待遇的渲染，看在目前在學青年眼中，還有多少人會選擇清高的大學教師生涯，就很令人擔心了。
大學之所以會發生市場問題，這是社會進步的結果，沒有機構能靠特權和蔭庇而生存，以大學對社會可能產生的巨大潛在功能，沒有理由得不到社會的支持。問題在於大學如何主動地配合環境改變，發揮自己的貢獻，並且進而爭取社會的認同與支持。
財務危機
如前所稱，我國公立大學的經費來自國庫，雖然在數目上不稱寬裕，但卻穩定可靠；尤其近年隨著政府財政狀況良好，大學經費也有顯著增加。因此只要學校方面量入為出，有多少錢做多少事，基本上是沒有財務方面的問題，更不致有此處所稱的「財務危機」。
但是，展望可見的將來，公立大學是否能像過去一樣自政府獲得本身所需的經費呢？令人擔心的是，無論自「量」的要求或「理」的立場，都有可能出現問題。
先從「量」的方面來看，有極大可能是公立大學所需經費會巨幅增加，這是基於以下幾項觀察或假定：
首先，我國大學教育將沿著「菁英型」、「大眾型」和「普及型」的方向發展。加上「終身教育」的理想，也將成為現實上的需要，尤其十二年國教的實施，更將直接增加想要進入大學就讀者的人數。
在開放的政治體制中，未獲如願者不會像過去那樣自怨自艾，抱著明年再捲土重來的打算，而會強烈地要求政府滿足他們繼續升學的願望。這種原因，顯示出今後我國大學必須有能力滿足更多人求學和進修的需要。事實上，政府也朝著這方向努力。
本來，在自由化政策下，這種大量增加的需求，是可以經由開放民間興辦高等學府加以疏解，但是以台灣目前狀況，這一政策實際上恐怕不易實現。
一方面，辦一所合乎教育部規定標準的大學，投資極為浩大，其中涉及土地難求及地價昂貴問題，有此財力者為數不多。
何況，在另一方面，依目前教育部所採行的私立大學學費政策，有志新創大學者除了一大筆創校資金外，日後還要不斷貼補經費支出的差額，才能辦出一間像樣的學府，和已有的公私立大學－－以及國外大學－－爭一日之長短。
這一長期的承諾和責任，將更令人望而卻步。因此，如何滿足大量增加的青年人進入大學的願望，這一責任最後恐怕仍然要落在政府或公立大學身上。
物質條件底子差
其次，隨著大學所擔負功能的增加，在在需要增加新的經費支出項目。最明顯者，目前大學預算中，並無真正關於支持基本或學術研究之經費項目；教師出國參加學術會議發表論文，也必須自己到處申請或張羅所需之旅費。諸如此類，在國外大學一般都列於經費預算中，由人員依一定程序申請使用。 如果我們希望大學擔負多種功能，趕上世界一流學府，今後須對於這類活動必須同樣給予財務上的支持，否則一切都將成為空談。
第三，我們必須承認的一個現實狀況是，我們的公私立大學在物質條件上的底子甚差。這是由於政府和社會在過去那種窮困狀況下，靠著「因陋就簡」和「克難經費」的精神辦校所留下來的。
我們只要一進入許多校園，就可以從道路設施、教室及教師研究室配備、圖書館設施、宿舍居住水準等方面，看出這些物質條件和我們社會現有的財力和一般消費水準間存在多麼大的差距。今後要扭轉這種落後狀況，也需要投下大量財力。
一個國家在邁向已開發國家的過程中，恐怕都會經歷一段對高等教育大量投資的時期。
以日本而言，在二次大戰結束後，最大的三個投資領域是電力、鋼鐵和汽車．，但在昭和四十至四十五年(即民國五十四至五十九年)期間，對於大學的投資猛增，僅次於電力和鋼鐵，而與汽車、石化方面的投資不相上下。這種對於高等教育的重視，極可能是奠定日本科技和經濟如此堅強基礎的一個重要原因。
然而，公立大學財務需求大量增加，能否自政府預算中得到滿足呢？這本身屬於一種政治性決策問題。自政治觀點，教育經費所獲之優先考慮，固然和執政者的政治觀念與教育改革有關，但也代表和不同利益團體折衝妥協的結果。
譬如前些時候為了中央政府教育經費是否達到憲法所規定之一五%問題，引發了一場政治風暴，反映出教育經費－－正如同其他預算項目一樣－－所具有之政治意義。政府用在教育方面經費的多少，將取決於社會及民意代表所願支持的程度而定。
基本上，大學教育不是國民義務教育，納稅人之所以願意補貼接受大學教育，是建立在一種傳統信念上，認為這筆公共支出對於國家和社會可產生根本和長期的利益。尤其在我國的傳統價值觀念中，唸書本身就是好事，幫助青年子弟求學上進，更是一宗善舉，因此由政府支持大學教育，也是天經地義之事。
學習也是消遣
然而，今後隨著大學及大學教育性質的改變，上述理由及傳統可能發生動搖。首先，大學作為政府公共政策工具的成分大為減退，而逐漸成為一種提供文化、教育和學術服務的社會機構。同樣的，人們進入大學的動機也趨向多元化，除了增進知識，學習工作技能外，也可能是代表一種享受校園生活樂趣甚至消遣的行為。
換言之，大學所提供的功能或服務，固然有其人力與科技發展上之經濟意義，但也代表一種消費上的滿足，這和閱讀書刊、出國旅遊、參加俱樂部之類活動相近似。當然，這些活動是健康和有意義的，問題是，為什麼要全體納稅人分攤這種活動的費用？
此外，如前所稱，大學所從事活動走向多樣化，某些活動顯然和特定團體及人群利益直接有關，如工業研究及在職訓練之類。在原則上，大學是不宜以納稅人所負擔的經費，從事或補貼這方面的活動。儘管這類活動是有價值的，也是現代大學所應該做的，但是問題是，這筆帳怎麼算，又怎樣向納稅人交代？
近年來，英美政府對於大學的財務負擔，基本上都偏向於採取由受惠者付費之政策；只有透過政治程序認為對於國家或社會整體利益有關者，才給予補助。
譬如，美國許多原來不收學費的州立大學紛紛收取學費，並且逐年調整。而英國保守黨政府極力主張廢除大學公費制度，最近經大學校長會議通過，今後所收學費將以反映「全部成本」(full cost)為原則。
這樣一來，估計每一進入英國大學就讀者所要負擔的學費，將超過一萬英鎊；而就讀醫科者，更將高達五萬英鎊。固然，這種重大改變和政府財政團黨有直接關係，但也多少反映了國民對於大學教育性質的一種不同看法。
依我國目前政治結構多元化發展趨勢，政府預計的分配優先次序，在相當大程度內，將成為不同利益團體所要爭取的重點。在這情況下，教育經費一項，必須和國防安全、社會福利、公共建設、經濟發展其他項目互相角逐本身應得的一分。
儘管大家都同意，教育是國家百年大計，在原則上應該給予極高的優先地位，但是一旦面臨來自自己選區或選民的直接壓力下，國會中還有多少代表會像最近一樣，為爭取教育經費而大聲疾呼？這時，有賴執政當局在「民意」與「國家整體利益」之間做一困難的抉擇。
還有，依我國目前制度，所有公立大學經費都歸中央政府負擔，過去，中央政府的財政收入比較寬裕，因此也較有能力由國庫負擔這一大筆支出。然而，隨著最近一次選舉後國內政情的改變，已有跡象顯示，地方縣市將會要求重新畫分中央與地方財源和稅收；可預見的是，中央將會對地方讓步，在這情況下，間接地也將使中央政府可用於大學的經費相對減少。
如果，公立大學在財務上的前景，一方面定量的需要劇增，但是另一方面供應來源卻發生困難，這就值得我們警惕應該未雨綢繆了。
行政危機
任何機構，不管理想多麼崇高、計畫多麼週全、人才多麼優秀、資金多麼充分，但要這些條件產生真正的效果，必須透過一個靈活有效的行政體系，否則一切將流於空談，我們絕對不能忽略行政體系對於一個機構的重要性，大學也不例外。
最近以來，國內交通紊亂、治安惡化、建設落後、地下經濟猖獗，背後原因甚為複雜；但是這些原因必先使政府機關患上一種「行政衰弱症」，然後才暴露出以上各種病狀。也很不幸地，由於公立大學在制度上屬於政府行政體系內的一部分，也就同樣感染上了這種病症。
首先，讓我們對公立大學的行政體系做一鳥瞰。
第一，在組織結構方面，公立大學幾乎是四十年來－－甚至可上溯至大陸時代－－都沒有什麼重大改變。教學單位是刻板一律的院系結構；一所大學要有三個以上學院、一個學院要有三個以上學系，也不知道這種三三制所根據的是什麼組織或教育原理。
行政單位則依規定是三處(教務、訓導和總務)，三室(秘書、人事和會計)及一館(圖書)，似乎大學所要做的，就是這些工作。在人員編制上，多少年來所謂「四員一工」更是一個牢不可破的金箍咒。在這些組織結構下，不是沒有例外，但都必須以專案方式層層報核，處處爭取，程序之繁複，令人畏而卻步。
依然故我
第二，在實際運作方面，儘管多年來，大家都強調大學應該加強研究和服務功能，也應積極推展國際學術交流之類的活動，但要將這些構想予以落實，你卻找不到校內有那個常設單位和編制人員擔負專責。
再者，人們也認識到，在這瞬息萬變的世界中，大學應發揮前瞻性與創新性功能以引導社會前進。然而，你也找不到有那個單位為了大學本身的長期發展，從事有系統的分析和規畫工作。
以上所稱，不過舉例說明，時代進步了，環境改變了，社會對於大學的要求不同了，然而我們的大學行政體系卻依然故我。結果在大學內部所產生的普遍現象是：東設小組，西置委員會，既無事前的幕僚作業，也無事後的追蹤改進；行政主管更是事必躬親，疲於奔命，終日忙於救火。以這樣的行政機能，維持基本效率尚有困難，那有能力考慮長遠大計，又怎能侈談領導社會進步呢。
構成妨害大學行政體系發揮效能的，有兩個制度上的基本因素，那就是一切要求一律化和權力集中化。
先就一律化原則的應用氾濫而言，已到了完全忽略事物間差異的地步，所追求的只是一種齊頭式的假平等以及形式上的假平等。例如，多年來大家習慣上將「軍公教」相提並論，結果使得三方面互相比照和牽引，大家都難以動彈，對於公立大學來說，這可稱之為一種「外部一律化」的限制。
在大學內部，同樣受這一法則的約束。除了大學與大學之間都要遵守同一套教育法規與辦法外，學院與學院之間，學系與學系之間，也要符合同樣的組織、規定和辦事程序。誠然，近年來政府為了發展科技，有所謂「科技重點系所」的類別，任何系所只要被畫人這一類別，即可獲得較佳待遇和寬厚標準。嚴格言之，仍然不脫「一律化」精神下的產物。
事實上，大學內不同院系間的差異性是相當大的。如果我們舉理學院與藝術學院、文學院與管理學院為例加以比較，他們在使命與目的、活動內容、課程安排、師資標準等等方面，都不可能予以一律化。
以作者最為熟悉的管理學院而言，其在我國大學中的歷史最短，至今對其健全發展構成最大阻礙因素者，一為大學內的學院一律以學系為基本建制單位之規定，導致管理教育之割裂；另一則為員額預算之編制一律以系所數目為基礎，導致了只有多設所系，才能獲得較多經費，也破壞了管理教育的整體性。
中央集權是病根
在美國大學內，由於管理學院－－醫學院也相同－－的特殊性質，多採矩陣組織，教師歸系，學生歸院。最近香港中文大學也改採這種組織方式，但在我國公立大學內，卻因一律化的原則，恐怕是沒有採行可能。
也許這種一律化只是中央集權化所帶來的結果，後者才是問題的根源。譬如前此所稱之大學外部一律化，即種因於外部集權化，此即大學的治理權集中於中央政府之手。因此站在教育部的主管立場，從好的方面來說，對於所屬之公立大學－－甚至包括私立大學在內－－不能厚此薄彼，即使明知某些規定或辦法乃是針對某類或某一大學而設定，也只能一體適用、一視同仁。隨著教育部集中治理權的瑣細，也造成一律化現象的無所不在。
在這種權力結構下，很自然地，就會由外部集權化延伸至校內集權化。公立大學的教務、訓導與總務，以及人事會計等等都集中於校本部。在過去，行使這一權力的，毫無疑問是校長；他秉承主管機關的意旨和授權，在這範圍內可以過問任何事。
而近來由於受到所謂「校園民主化」影響，這種行政能力，有相當部分歸屬於全校性委員會或小組行使。但是，不管這種權力歸屬於校長一人或由選舉產生的代表們之手，都是屬於全校層次，都不脫中央集權的模式。
本來，一所大學有其整體發展的方針和政策問題，需要由全校性組織予以決定，在人員的資產運用上也有統籌利用的必要，還有不同學院之間也應維持某種程度的聯繫與合作，因此某些決策甚至執行必須由校本部掌理。
但是這應有一個限度，過渡集權的結果，不但使不同院系喲發展彼此牽制，而且隨著組織龐大以及高度集權，也將帶來轉動不靈，照顧不周的失控現象，以及人員士氣的不振。這種後果，也可以從過分集權的政府機關和企業身上發現，乃是影響組織績效的一大不利因素。
這種問題的根源，在於公立大學在法律地位上是政府外部機關的一部分。多年來，我們也聽到政府機關中有所謂「分層負責」和「授權」的主張，但是效果不彰。以大學而言，即使政府或教育部有心讓公立大學獲有相當大的自主權，恐怕也不易做到。這有其制度上和行為上的困難。
在制度上，只要公立大學沒有本身的法律地位，凡是政府行政機關的法令規章，都可以同樣應用於公立大學，其中有許多規定也不屬於教育部單位，他們是職責所在。明知有法令而不去依法執行或予以權宜變通，對於他們都將構成失職或違法之舉，根本癥結在於制度。
同時，多年來公立大學已習慣於唯教育部之命是從，或乖乖向其請示，一旦獲有自主權，也不知如何把握和運用，因此在主管機關和公立大學問，新的權責分際如何形成，恐怕將要經過一段模糊和摸索的時間。
向上移動的途徑
台灣在過去四十年所獲得的成就，大學有其重要的一部分貢獻，是應予肯定的。作為一社會機構，大學不但培育了國家多方面建設所需的高級人才，而且提供了優秀青年－－不問其家世貴賤－－一條向上移動的途徑，使我們社會不致僵化，其貢獻也是值得大喜特喜的。
然而，時代改變了，我們的公立大學卻似乎表現得舉步維艱，未能配合這種改變。傳統上，大學一向扮演著一種先知和挑戰者的角色，獲得社會的崇敬，但這並不表示本身就可以免於接受批評和自我改進。本文所提出的，未敢自認盡屬正確，但是野人獻曝，希望藉此引發大家的關心和探討。
(許士軍為台灣大學管理學院院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