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枕邊私語－－為什麼要寫這本書
嘿，亞克桑(註)，有個事兒想跟你商量一下。
唔，你說吧
我想寫寫我所知道的你。
哦－－
也就是寫咱們這三、四十年風風雨雨的日子。
我不是已經寫了嗎？
可我是作為你的「臭妖婆」來寫，角度不完全一樣。
唔－－
我要是寫，就放開了寫。
你真要寫，我得給你提個要求。
提吧。
寫東西不能圖一時痛快。對過去，不要糾纏在個人恩怨上。儘量站高一些。
我看最重要的還是真實。反正只寫我親自經歷過的。
有些事，儘管發生了，還是忘掉的好。
譬如……
譬如五七年誰湊熱鬧罵過兩聲，誰乘機踹過兩腳。
一想起那些年月，我就渾身打哆嗦。
問題是：革命非要那麼搞嗎？
他們就不替國家，替民族前途想想－－
能那麼想，不就是理性占上風了嗎？?
(註：亞克桑是日語第三身代名詞「他」的譯音。婚前，家中每提到蕭乾，我們就用這個字。婚後，就一直沿用下來。)
沒人敢打包票
你認為還會鬧文革？
只要人騎在憲法上而不是憲法管著人，這個包票誰也不敢打。
我至少希望咱們有生之年，別再鬧啦。
誰不是這麼希望！你看近來的紀事文學，像「王實味之死」、「烏托邦祭」和「文壇悲歌」，都不是著眼在算老帳，而只是希望那種事不再發生。我們這一代知識分子有責任給後世子孫儘多地留幾面鏡子。希望他們瞭解點歷史，懂得路是怎麼走岔了的。在這個意義上，我贊成大家都來回顧一下那些難忘的日子。回顧，是為了不再重演。領導如真下決心不再重複錯誤，就會准許回顧。還有什麼比通過回顧來確保過去的悲劇不再重演更有利於安定團結呢。
所以你不反對我也寫寫……
嗯，寫過去，可要面向未來。
世界都睡覺啦。咱們也睡吧。
世界總得留幾個醒著的人
二、文字之交－－我準備分享他的命運
一個性格靦腆、從沒見過世面，更沒同異性交往過的姑娘，偶然間碰上一個走南闖北、飽經世故的江湖客。關於他，又有種種駭人的傳聞。然而姑娘還是身不由己地跨上他那匹馬，跟他奔馳而去，一路上淌急流，爬危岩，多少次都險些喪命。經過漫長的前熬，終於踏上一塊綠色的平地。
這就是我同亞結合的過程。
死水般平靜的日子
一九五０年大學畢業後，我考入三聯書店，當上一名校對。次年調到剛成立的人民文學出版社，每天清早帶上不銹鋼的飯盒，穿過小胡同去上班。下班後，經常在辦公室用功到晚上十點才目不斜視地回家。在東四八條一個深深的庭院裡，我和寡母、姐姐過著死水般平靜的日子。
一九五三年春末，我們正在兩排辦公樓之間的空地上做工間操時，校對科的小Y捅捅我的背，忍俊不禁地咬耳朵說：「你看蕭乾那個怪樣兒。」我一回頭，瞥見一個身穿黑色舊呢中山服的中年人正在認認真真地做著彎腰動作。但由於他腹部凸出，雙手指尖怎麼努力也觸不著地面，那副樣子看上去著實滑稽。
這是我第一遭從近處看見亞。
亞調到出版社的消息，最初我還是聽同一個辦公室的小張說的，在清華，我們是同系同班。一天晚上我在辦公室加班看稿，小張進來說：「蕭乾調到咱們社來了。你看過他的「人生採訪」嗎？」我說我只在高中時看過「夢之谷」。
第二天，他就把一本紙張已經發黃的「人生採訪」拿給我看，還特別翻出「雁蕩山」那段關於散水岩的描述：
幾天來，說到瀑布，你都潛意識地有個「布」的觀念，可是輪到散水岩，這布便為一隻纖細而剛硬的大手搓揉得稀碎了。你只覺得這隻無名的手在一把一把往下拋銀白珠屑，剛拋下時是白白一團，慢慢地如飛行傘般斗然分散，細微可辨了。半途如觸著一塊突出的岩石，銀屑就迸得更細小了些，終於變成一種潔白氣氛，忽凝集忽分散，像是預知落到地上將化為一灘水的悲慘，它曳了孔雀舞棠，飄空游蕩，腳步很輕盈，然而為了驚慌躊躇，又很細碎；越游越散，越下落，終於還是墜入下面那青潭。
唸到這裡他說，他在西南聯大附中時，就受到這本書的影響。
化詰屈贅牙為圓潤
我也是讀高中時看「夢之谷」的。那對十八歲的少年少女初戀的故事雖曾深深打動了我，但戀愛卻與我的生活無緣。 大學期間，我是個下了課就進圖書館的書呆了，而已一進去就坐到閉館為止。我選了好幾門高一班的課程，所以時間老是不夠用。在昏暗的校園裡，每遇到樹林中隅隅私語的情侶，我便想：「我可沒有那份兒工夫。」
亞調到出版社時，說是正在修改一部電影劇本，不大露面。需要他校訂的稿子，都是送到家裡請他改。其中由英文轉譯的蘇聯小說「百萬富翁」就是我先整理，然後由他定稿的。他對原譯的潤色使我受到很大的啟發。原譯是直譯硬譯，詰屈贅牙，經他校訂，就甩掉了翻譯腔，頗像創作了。我把原文、原譯和亞的改動，一一抄在筆記本上，作為學習翻譯的資料。那時我正擠出業餘時間，翻譯日本工人作家的長篇小說「日本勞動者」。
在亞上班的日子，我也曾捧著一些已出的譯本，帶著原書去向他請教。每次他除了對譯文表示明確意見之外，還給我講一些道理。顯然，他十分反對照字面硬搬，強調無論譯什麼，首先要掌握原作的藝術內涵並努力予以表達，否則就是不負責任的翻譯。他講話的詼諧俏皮，對一個小助編的耐心，感動了我。
我們的姻緣是真正從文字之交開始的，我被他的學識和才華吸引住了。沒有一個同年人曾引起我那麼大興味。我意識到在文字工作上，我不但找到了一位嚮導，也有了知音。從一些人的「忠告」中，我隱然感到，如果同他結合可能不會一帆風順，然而我準備分享他的命運。
三、在文革中－－新社會，我擠不進去
母親自縊後，我的腦子麻木了，完全處於痢呆狀態。倘若她是「正常死亡」，不論是癌症、肺病還是中風，我都能想得通，但我無論如何不能理解，人們為什麼殘酷到連一位與政治完全不沾邊的七旬老嫗也給逼死。
我不知道那幾天是怎麼熬過來的，消化系統停止了活動，每天只能喝點白開水。我的身分也起了變化。自八月二十八日起，開始負責打掃廁所，一直幹到一九六九年九月底下幹校。
黑暗做了遮羞布
倘若出版社的人沒有同樣喪失理性，我們家的悲劇本來可以只演到這裡為止。因為街道上那幫人將我母親逼死後，便把已抄走的她的遺物瓜分掉，房子也占了，遂作鳥獸散。「小將」們折騰夠了我，也未再露面。
那場罪惡的戲是在夜間演的，黑暗做了遮羞布。我一天不說，亞那敏感脆弱的神經就可以一天避免受不必要的刺激。
然而不。出版社的革命同志當中照樣有嗜虐狂。九月三日上午，為了表示立場鮮明，他們給我戴上了一頂「現行反革命分子」的高尖帽子，掛上大牌子，強迫我跪在機關大院一輛大車上，揪鬥了一通。這場面，從亞被關押的「牛棚」裡看得一清二楚。自從八月二十三日抄家和挨鬥，他與家人已被隔離了整整十二天。看到我受到這樣的侮辱和蹂躪，他再也承受不住了。這時他也被迫選擇了自盡的路。
到了九月四日下午，抽冷子有個「戴紅箍的」(其實就是同一個部門的一位編輯)走進我被軟禁著的辦公室說：「蕭乾夜裡自殺了，經過搶救，已脫了險……現在先放你回去看他一趟。」
一下老了十幾歲
然後，他指著亞的一封「遺書」說：「他根本就是假自殺－－遺書裡，連一個字的抗議也沒有。」
在一張十六開的白報紙上，有幾行我所熟悉的潦草的字跡，是用紅鉛筆寫的：
潔若：新社會固然美好，只是我擠不進去。我先走一步，孩子們只好都託給你了。
乾 九月四日凌晨
我飛也似地跑回家去。抄家後，我只在出版社的批鬥會上遠遠地見過他一次。
這十二、三天，他真是度日如年呀，一下子老了十幾歲，頭髮白了一大半。他告訴我說，三日下午一進院子，就看見三姐正拿著一盒火柴從小廚房往茅房旁的磚牆角落裡走去。她對桐兒和荔子喊著：「你們快來幫我把家裡的四舊全抱來，小西屋架子上的那些紙包包，還有尖頭皮鞋什麼的全都得燒掉，等下出版社還要派人來驗灰呢。」
兩個孩子以為他們終於有機會參加「破四舊」這一「革命行動」了，就起勁地一包包抱去。亞親眼看見火舌開始吞噬自己的大半輩子心血(卡片、書信、筆記、文稿)。倘若他有心阻攔，他完全來得及。但他又決定告別人世，所以根本不需要那些了。
事後我才知道，由於九月三日那天是星期六，關在「牛棚」裡的「牛鬼蛇神」統統被釋放回家。出版社特地派外文部的俄文編輯劉連增把我們那五間南屋的封條去掉，打開了鎖，並告訴我姐姐，亞回來後，可以進去睡－－抄家後亞還沒回來過，姐姐帶著桐兒、荔子一直睡在小西屋。
劉連增臨走時氣勢洶洶地又跟我姐姐說了幾句什麼。我姐姐大概產生了錯覺，以為叫她燒東西。母親死後，我被軟禁在出版社的期間，不知從那裡衝進來一群暴徒，將我姐姐的後腦勺擊傷，遂暈倒在地下。民警把她送到積水潭醫院去處治，她的頭部纏滿了繃帶。我估計姐姐是由於腦震盪而產生了幻聽，反正那陣子她的神經已瀕於崩潰了。劉已於十幾年前去世，也無從問起當時他到底說了些什麼。
死亡遠比活著美麗
姐姐愛燒什麼燒什麼，亞只顧踩著凳子往小廚房的橫梁上繫繩子。他準備上吊。這時，我三姐走過來了，奇怪的是，她的頭腦非常清楚。她說：「你別以為娘死得那麼痛快，就也想跟她學。她上了歲數，身子單薄，又有多少天沒吃東西了。你這麼壯實，那裡一吊就吊死啦。」
接著她還告訴亞四０年代輔仁大學一個應屆畢業生的故事。他因國文不及格而留了級，賭氣上了吊。不知怎地，彌留之際竟在地面上踹出一個大洞才死成。三姐還補充說：「何況咱們這裡是磚地，連踹都沒法踹。」
他們那時就這麼平心靜氣地談論死，研究死的途徑。亞聽了這個故事，就進屋考慮另外的死法。用他事後的話來說，那時，死確實比活著美麗多了。
寫好「遺書」後，亞就在小廚房門口的大缸裡放滿了水。他試了試，廚房裡那個照明用的檯燈的電線，長度足夠到缸裡。他打算在服安眠藥後，手裡緊攥通了電的銅座檯燈，把上身扎到水裡。那樣，安眠藥加上觸電，死亡就有雙重把握了。他還在小黑板上寫了「有電」兩個大字，並畫上幾道閃電，以免家人因救他而觸電。
打定主意不活了
這是神志清醒、頭腦冷靜的死亡設計。他看到我被鬥成那個樣子，看到他辛辛苦苦重建起來的家被毀成那個樣子，就打定主意不想活了。他又記起在柏各庄，認識一個右派。她小時父母都在鎮壓反革命中被槍斃了，她卻在孤兒院裡照樣長大成人。他想，與其讓孩子跟著自己背黑鍋，還不如讓他們當孤兒，也許日子倒好過一些。
為了減少對死亡的恐懼，他就著大量安眠藥喝了半瓶白乾。白乾下肚後，還沒來得及走到水缸跟前，就醉得人事不省，跌倒在方磚鋪的廊于上了。倘若那是數九寒天，這麼躺上幾個鐘頭，凍也得凍個半死。抄家後，我們的大門一直是敞著的。天光大亮後，一個街道上的積極分子偶然路過，往門裡探頭一望，說了聲：「怎麼躺在這兒呀。」他走進院子，只見亞口吐白沫，鼾聲大得很不正常，就趕緊騎自行車到出版社去通知了工作隊。
那是個星期日。負責「牛棚」的小傅同志接到工作隊的電話，立即蹬著一輛平板三輪，從東中街宿舍趕了來。另外兩位同志騎自行車跟著。他們怕醫院不肯收，所以沒敢向急診室的值班大夫亮出亞的右派身分。然而亞是一九五七年在「人民日報」和「光明日報」頭版上公開點名批判過的，那位大夫可能記憶猶新。若干年後，亞偶然看見自己在隆福醫院的病歷上還是寫著「右派分子畏罪自殺」字樣。這麼說來，值班大大是明知亞的身分，然而並未拒絕搶救。足見這個社會，好人畢竟還是有的。
因為亞昏迷不醒，小傅還根據大夫的指示，給他放了尿。把腸胃洗淨後，大夫說沒有性命危險了，幾位同志才把他拉回出版社，向工作隊彙報。他還繼續昏睡，他們將他扶坐在傳達室值夜班用的木板床上。當然坐不穩，往後一仰，後腦勺咕咚一聲就撞在牆上。
不能只圖一時的快意
這些細節，都是我寫此書時向有關同志打聽到的。亞算是遇上了好心人。
亞被救活後，人們怕他再出事，這才允許我回家去。
當他把依稀記得的經過講完後，我對他說：「出版社有些人說你那封遺書是假的，因為連一句抗議的話也沒有。」
他說：「從我本心，當然是想把氣出夠了再死。然而我不能圖一時痛快，而害了你們呀。現在我才明白，三０年代蘇聯肅反擴大化時，那些含冤而死的老布爾什維克為什麼在被處極刑之前，還喊：「史達林萬歲！」因為他們得替撇下的老婆孩子著想呀。」
這時我脫口而出地說：「早知如此，何必當初，你要是四九年去了劍橋，這十七年，你起碼也是個著作等身的劍橋教授了。絕不會落到這般田地。」
亞帶著悽厲神色，加重語氣說：「想那些幹嗎！我是中國人，就應該承受中國人的命運。」
